杜光：也谈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

近一两年来，社会上兴起了讨论新民主主义的热潮。虽然讨论者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出于对国家前途的担心，有的出于挽救执政党的忠心，有的出于获取政治权力的野心，但他们的近期目标却有着奇异的类似，都希望抛弃名不副实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回到新民主主义的轨道上来。《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发表了燕凌同志的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却作了新的解读，他详尽地介绍了新民主主义的来龙去脉，最后表示不赞成“重申‘新民主主义’”，而主张“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脚踏实地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宪政民主，改变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态。”我完全同意他的见解，准备围绕这个问题，从批判的角度，作一些补充和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必须抛弃“新”民主主义而回归普世意义的民主主义的道理，供有兴趣的朋友们参考。

作为近代社会的一种价值理念，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它由晚清的洋务派引进中国，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一旦传播开来，就为广大民众中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并成为他们满怀期待、苦苦追求的目标。在反专制反封建的搏斗中，民主力量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能够在中国站稳脚跟。国民党在取得北伐胜利，并消灭了或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后，高举“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旗帜，厉行独裁统治，却把民权民生置诸脑后，这就不能不引起广泛的不满和对抗。共产党张揭新民主主义、标榜民主革命，就把大量不满现实、企盼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的旗下，终于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且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实际上具有两重性的内容。它既有民主主义的要素，也包含着必然迈向专制主义的因子。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到三年，毛泽东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下，实现了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这与其认为是毛泽东背弃了他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我和许多朋友过去都这样认为），毋宁说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自身内在矛盾的逻辑发展和必然趋势。

为什么新民主主义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它在现阶段的中国还有没有生命力？这应该是我们当前必须明辨的理论问题，也是有关国家前途抉择的实践问题。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由来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来源于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通称《两个策略》）。列宁在这部著作里，系统地阐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其中有许多观点都被毛泽东吸收进他的新民主主义。1932年4月，红军攻克福建的漳州，没收了一批书籍，其中就有《两个策略》。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长征期间，她看到毛泽东经常阅读《两个策略》等列宁著作。又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漳州得到的《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等书，带到延安后还常常看，上面留下了不同颜色的批语和圈圈点点、道道杠杠，还写着某年某月“一读”、“二读”、“三读”的字样，说明到那时为止，毛泽东至少已经读过三遍。（1）杨奎松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列宁的这篇著作”，（2）不是没有道理的。

列宁的《两个策略》是一部同反对派论战的著作，在批判反对派的过程中提出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革命中的理论和策略。列宁在序言里明确地指出，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阐明“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而写的，并且指出应当“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3）

社会民主主义是列宁前半生着力宣传的口号。他早在1894年就指出，“无产阶级的反抗思想一旦觉醒就必然会纳入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之中。对这种理论的研究愈有进展，则社会民主主义就会增长得愈加迅速。”（4）他在1897年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文里也谈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和民主主义的斗争，并且“始终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广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5）

在《两个策略》里，列宁指出：

1、“俄国的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实质而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它决不能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 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无产阶级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和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并肩行进，但不和它打成一片。”（6）

2、 民主革命的目标是“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我们将为这个共和制和充分的自由而斗争”。而民主共和制则是“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列宁批判反对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指斥那些立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是“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7）

3、“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必然要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它“不仅要最积极地参加这个革命，而且要力求领导这个革命”，“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领导农民来为完全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度奋斗！”（8）

4、列宁非常强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里，据我也许是不完全的点计，谈到这个概念达16次之多。他认为这是唯一能“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这个专政的任务就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但他也指出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的区别，批判一些人“把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混为一谈”，他说：“当革命成为事实，而且连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代替’……民主专政的口号。”（9）

类似的观点，还散见于列宁在这一时期的其它著作里。

列宁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都是革命阶段论的产物。在他们前半生的视野里，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党纲，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纲领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10）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里，也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11）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纲领。（12）列宁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分别实现各自的最低纲领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带有明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的痕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则带有明显的列宁社会民主主义的痕迹。列宁在《两个策略》里提出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民主革命必将引向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要有无产阶级领导、实行革命民主专政等观点，成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之所以为“新”的主要来源。

中共六大虽然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最低纲领，但随之而来的高度紧张的战斗环境和万里长征，没有条件可以比较从容地探讨、确定实现最低纲领的理论和政策。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有了比较稳定的落脚点，才有可能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进行必要的反思和调整。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做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1939年5月，他在《五四运动》一文里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者要“走历史必由之路”，“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13）

新民主主义的提法，首次见于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那里说：“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4）

（二） 试析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依据

毛泽东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5年4月的《论联合政府》，是比较系统地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著作。

《新民主主义论》对于中国革命为什么属于“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从世界范围和中国自身的历史特点，作了充分的论述。它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这个特点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因为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5）

这个判断显然是主观臆断的产物。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以及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而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16）

毛泽东还说：“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斯大林在《再论民族问题》里说：“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底一部分了。”（17）

但是，无论是斯大林的断语，还是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所作出的论述，都缺乏对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的全面而确切的分析，相反却显露出他们为了特定的政治需要而构筑这个理论框架的用心。就拿毛泽东关于那个时代特点的四条分析来说，基本上都是牵强附会的推测和臆想，缺乏建构一个理论所必需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他说的第一个时代特征是资本主义在占世界六分之五的土地上，即除苏联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实际上，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战后的国际形势，都不是“腐朽性”可以概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使参战的同盟国和协约国两败俱伤，但这些国家很快就恢复元气。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即使是战败的德国，经济也在几年后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