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加快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

中共虽然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本质上还是一个革命的传统政党，未向现代转型；只是，基于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那套思维模式、动员方式和权力结构，已经内化为执政党的文化传统，改起来有很大难度

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党章修正案，由于没有公布修正案的内容，人们无法得知哪些内容进行了修订，按照此前中共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此次党章修改是要把中共重大的理论和重大的战略写入党章，以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体现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以及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和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根本的就是科学发展观。在过去的10年，中共虽然实际上是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但在表述上，却是位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下的。将重大理论写入党章，也就是在表述上要把科学发展观与邓、三并列，共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但是，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整体，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按照官方的阐释，必须把握四个方面的要求，即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其中，在我看来，对当下中国来说，最重要最迫切的是要继续推进改革。无论从过去30年来还是从最近5年的正反发展经验看，改革仍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只有深化改革，才能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半个甲子，民间对各种“伪改革”也患上了“疲劳症”，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客观上不再需要改革，不存在推进改革的动力。从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看，改革远未完成，真正的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重大的一些关键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未能推进，甚至还未启动，或者已经停滞。以今年对改革的部署为例，年初计划要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国有经济改革、价格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以及政府改革，以理顺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可从目前来看，上述改革基本议而不动，原地踏步。

阻碍改革深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列出诸多具体的因素，但从执政党自身来看，其执政和领导方式，以及管理社会的方式，未能随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及民众权益要求提高的现实，而进行相应的变革，不能不说是个重要方面。这当然不是否认执政党和政府在这方面没有发展，事实上，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在有意识地推进此方面的改革，比如近年提出的社会管理创新，就可以看作执政党和政府谋求自身转型和突围的一种努力。只是，基于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那套思维模式、动员方式和权力结构，已经内化为执政党的文化传统，改起来有很大难度。

改革需要超越现有的经济层面而进入到一个包含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在内的总体改革阶段。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来看，世界上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背后都是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等联系在一起的。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来说，经济问题更与人的利益、权力的干预程度密切相关，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从而，需要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观察和解决。例如，中国严重依赖投资和外需的发展方式，同权力相对集中、公共性和参与性不足，以及责任机制匮乏这样一种政治模式是有着直接的内在关系的。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以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换来的，因为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降低了交易成本，促成了经济发展。可随着民众对此种状况忍受性的降低，这种模式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度也就大大增加。

所以，要使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取得突破，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须有改革自身的勇气，改变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管理方式。比如，不应以单一的意识形态来划分阵营并依此确立分享权力的资格；不应以以内部纪律和规定代替法律来管理社会事务；不应以以严密组织、高度统一的方式来规范全国性事务――即使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如何在政治体制设计中吸纳不同利益要求的新兴力量，使之成为积极的建设性力量，和执政党与政府一起共同治理社会，是中共在下一步改革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简言之，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模式，需要走向民主、开放和包容，以限权为要点，减少对经济和社会的管制，将政府垄断的权力下放给社会，强化党员和民众的主体地位，为公众参与建立一个制度化渠道，真正建设一个有限政府。

民主和开放是一个现代政党的根本标志。民主主要是针对党内选举和党员参与党内事务而言；开放则主要是指党的权力结构要向全体党员开放，以及执政方式要公开透明。前者是为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得以实现；后者是为了避免使党成为一个自利的集团。这是保障执政党程序合法性的两个主要方面。一个现代政党要取得执政权，必须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方式来实现，而若要人民选举自己，则须向人民公开自己的主张和理念，吸收优秀分子加入。即使是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在其执政后，要得到人民的长期认同和服从，也必须逐步引入竞选。如果全面竞选的条件还不具备，至少应该放松对媒体的管制，加强对自身的监督，将执政党的决策、政策、计划、思路、活动等尽可能为人民所知晓，拓宽和强化党的阶级基础，也就是要公开透明。就党自身而言，党的领导和方针政策等要为党员所自觉认同和支持，也要开放党内选举和党内事务，让党员参与党的重大决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并非仅仅经济发展了，执政合法性就自然到来。

然而，中共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的长时间里，始终在以一个革命党的身份来领导中国，用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思想、思路，用革命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去指导和管理社会，从事生产建设，甚至还延续革命时期的目标和任务。换言之，中共虽然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本质上还是一个革命的传统政党，未向现代转型。尽管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关系的变化，社会矛盾的转换，社会结构的重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经济的自由化等，中共的治国理念、意识形态以及制度、体制、机制和管理手段、执政方式等都跟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过去那套熟知的革命意识形态、思想路线、任务目标、政策体系，已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新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任务目标也不再是建立一个纯而又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而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治理手段和方式也不是过去的管制和计划，而是用市场即利益交换的方式去发展，以及管理社会，协调关系。对此应予以肯定，但亦须看到，这个转型是不彻底的，表现在，从中共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对自身的转型有一种历史的自觉，可具体到每个党员和领导干部，则不一样。

因此，不仅中国的改革，中共自身的变革也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这就是加快推进党内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