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宇：关于“顶层制度设计”的探讨

关于“顶层制度设计”的探讨（一）

制度设计关系国计民生，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前提，希望政府与社会联动，重点突破，推动社会文明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省长赵正永表示：“改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需要有系统的顶层制度设计”。“改革初期是摸着石头过河，是碰到什么问题就改什么问题，到现在这个阶段就不能继续这样了。现在的改革需要在全局上、系统上的全面考虑，要有一个系统的顶层制度设计”。

顶层制度设计，这是人类社会最为紧要的头等大事，它是直接表明社会进步与否的根本所在。我们相信党和政府，但是，党和政府也有做错事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有责任帮助党和政府纠正错误。如今，省长、院长、代表都在提及制度的问题，所以，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制度，感觉是沉重的，不得不把一些多年积存的疑问摆一摆，这样也能让党和政府听一听我们百姓的感受。

目前社会：政府官员前腐后继；社会黑暗势力十分猖獗；豆腐渣工程、假冒伪劣产品比比皆是；教育改革事与愿违；社会资源浪费严重；财富掠夺不断加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均遭遇极度破坏…。正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在小组发言中对深化改革发出一连串追问时所说的：“为什么改革十分很难？为什么中央多年提出的深化改革在实际当中推行不起来？为什么有些改革在实践当中变了样？”。其实这一系列的问题，无一不是与社会的制度有关。制度本来是为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而存在的，是为制约人们自私贪婪的本性而产生的。但是，我国目前的制度，与其说是制度或者是制度的执行没有到位，还不如说是不正常的制度环境，促使了异常问题的发生。例如短期内的暴发户，分明就是制度纰漏的原故。但是，长期以来，从上到下，我们却是闭塞眼睛捉麻雀，任由错误的事件愈演愈烈。迟福林委员指出：“从地方情况看，在现有考核机制下，地方以做大GDP总量为主要目标，以上重大工业项目为主要任务，以土地批租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的形成已经具有普遍性。垄断行业为什么难改？就是因为行业利益过分的突出”。听起来这样的批评很是文雅，实际上，利益突出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正常的制度引起的，其本质就是一种不能容忍的野蛮霸道的行为，说到底，错误的事件都是制度的原因造成众多的假公济私，突出了包括名望、地位、利益等个人主义的行为，是制度的纰漏迫使人们卷进了恶斗的社会环境。

针对当前改革与愿望相背的现象，切实重视顶层制度的重新设计，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紧要关头。然而，要使产生严谨、科学的社会制度，就得要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了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府，才会产生严谨、科学的社会制度；进而，有了严谨、科学的社会制度，才会促使党和政府与民众一起真正肩负起社会的责任。正如迟福林委员剖析的：“很多新矛盾、新问题，需要新思路，人们期待政府能够拿出一个顶层设计。改革不能再光喊口号，要有实际的行动，不能再仅仅满足于搞‘碎片化’的改革。改革需要重点突破。”最近，薄熙来同志的问题处理，让我们又一次感觉到中央反腐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光有这样的决心和行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类似薄熙来同志的错误在中国的出现太频繁了，就象中国公安破案事例一样，90%以上的案件是被搁置的，能够侦破的案件只在少数，中国的大多数贪官都属于漏网之鱼，太多的贪官污吏杀之不尽，更可怕的是反腐的人自己也在腐败，一些迹象表明，反腐已经演变为无休止的权力政治，已经导致政府部门形成两为其难的格局，犹如西安事变、陈水扁事件，恐慌程度随着层面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实，就在这些贪官污吏落马的同时，我们也在为这些同志的遭遇感到可惜，因为，他们原本都是很优秀的红色苗子，他们走向错误显然是目前的制度环境造成的，所以，反腐的重点突破应该在于顶层制度的重新设计。唯有严谨、科学的社会制度，才是避免腐败、防患于未燃的保证。

可想而知，顶层制度的重新设计，是一项长期而必须的并且是持续不断的艰巨任务。凭借我国现代智能科技的能力，也不难完成民众期望的制度设计，要说难也就是难在封建问题上，因为，中国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这些充当顶层设计的重要角色千姿百态，他们中有的不敢违抗顶层意志，总是顺水推舟；有的死搬硬套，东拼西凑；有的奉承讨好，只求攀升；有的为求自己地位的安稳，不闻不问；有的充当鹰犬，为强势所利用；有的虽有正义之感，但又缺乏锐意进取之心，总是半途而废……。所以，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有不少愚蠢的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逐渐出笼的。也就是说：改革的阻力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封建意识。例如：精兵简政，税收减免，地名易改，乡镇合并，特区、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彩票股市国债的产生，扩大城市建设，农村人口集中城市减轻压力，学校、医院私营化改革，国有企业的等级改制、企业员工的下岗等等，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片面的、不上台面的思路。为此，考虑顶层制度重新设计之前，我们必须具备具有高度重视民主政治制度公正确立的顶层机制（参考第三小节中的讨论），使之先行在决策层中杜绝独断专行的封建意识形态，尽可能地免除个人意志的所作所为。只有这样，才会使新形成的制度更加严谨、科学，才会让新制度具备改变人们贪婪本性的措施，才会让新制度形成从上到下扬弃个人主义行为的力度，才会有经济分配的公平，大家的共同富裕，社会的和谐。改变封建问题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思想教育，让人们在思想上消除贪婪的念头；要使人们清楚地认识长期的纷争，争到最后，对国家、对社会包括对自己都毫无意义；什么名望、地位、财富，到了人生的最后，都是空空如也，留下的也就是后人对你的评价，总之，争来争去争到最后，争得的名望再大、地位再高，财富再多，也是那种野蛮贪婪得来的东西，不会有好的评价；二是通过制度设计有效地制止贪婪。当然，思想教育只不过起到一定的鞭策作用，而顶层制度的合理性才是实际作用的关键。我们再也不能如西安事变那样，因蒋介石的被扣押闹得上下诚惶诚恐。封建皇帝已经不复存在，新社会的领导应该与社会公民的权利一个样，都是社会机器部件的作用，都是遵循社会法则的一员。新社会的制度一定要做到严谨、科学；严谨、科学的制度也一定是不因领导的变故而发生其他情况的改变，不管战争年代或和平年代，真正起决定因素的应该是体现民众意志的制度本身；当然，严谨、科学的社会制度，必须具备应对各种变故的智能化功能。总之，帝王意志的统治已经不再，民主政治必将呈现法制社会的光明。

赵正永说：目前政府的职能正在从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实际上这就是铲除封建余孽，实现法制社会转变的重要部分。然而，封建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由来已久，人们虽然不断努力向文明社会推进，但目前情形，其原始的野蛮本性远未脱除。千百年来，为实现社会的文明，多少杰出领袖和优秀人士前赴后继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他们仍然不自觉地做了“封建的俘虏”。俗话说：邪不压正，可是，在实际过程中却往往是正不压邪。打江山时正气凛然，坐江山时却又使自己登上了封建的座台。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什么是封建？什么是文明？是服从个人的权力意志？还是遵从法则的秩序？人们的心里虽然明白，但是，人们的私心和贪婪往往占住了主导地位，总是言行不一，最终导致不懈的努力毁于一旦。历史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都是因为封建观念的牵制和影响，都是因为顶层制度跟不上法制科学的进步而造成的。所以，在进行顶层制度重新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深思和吸取历史的教训，特别是近代史，国民党与共产党，孙中山、蒋介石与毛泽东、邓小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其整个历史过程，要弄清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实质意义；斗争是为了改变社会，但是，新中国的社会制度如果仍然不能摆脱封建意识的影响，那么，民主革命就等于没有成功。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第三步怎么走？刚刚步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多少还有一点公平的味道，但是那些建国元勋搞建设没有经验，却想急于求成，所以，很快出现了共产主义的狂热；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国内矛盾突出，进而又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把可以在桌面上解决的问题升级为残酷的政治斗争；十年文革以后，痛定思痛，重新认识到发展经济建设的重要，因而，又对以往经济建设中的错误，盲目结论为计划经济大锅饭的因果关系，来了个全盘否定，推倒重来，转而把目光盯住资本主义，却又割舍不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和稀泥地搞了个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结果把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味道更浓的菜肴统统搬到中国的餐桌上来了。资本主义还能讲一点公平，而我们的社会主义连半点公平的味道都没有了。这样的说法，虽然锋芒毕露，对顶层似乎有顶撞之意，但是，这是大家切身生活的感受。原则上我们能够理解设计师的用意，然而，六十多年的折腾，一言堂的危害，应该是我们清醒的时候了。实际上，我们应该依照社会主义本来的属性定义实实在在地搞建设搞发展，即使有了错误可以及时纠正，并不是一遇到问题就重新换个名称和说法，甚至连正确的内容全部推倒重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仅仅是名词上的不同而已，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也没有定义什么计划经济模式，都是后来者添加的，二者间谁都界定不了两种经济模式的正确与否，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模式，因为你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心里没有底；总之，不管怎么换都不能离开党的初衷，都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本质意义。社会主义本身已经具备了公平的特色，而市场经济的替换却把公平特色搞没了，这个事例可以由大多数人的切身感受来证明。说句实在话，我们宁可有一个开明的领导，因为，开明的领导要比英明的领导靠谱；毛泽东、邓小平确实是英明的领导，他们确实也是想搞好国家的建设，是想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可是，他们的好心坏就坏在封建方式上，直到本次的“两会”结束，虽然有了不少的进步，但是，仍然有很多假民主现象掩盖了严重的封建问题。我国的民主集中制，本来要比美国的民主制度优越得多，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封建方式的操纵，民主的结果还不如美国华盛顿创建的那种半生不熟的民主。民主的目的是实现法制的集中，但是，目前中国，决定权总是落在势力范围的那些人手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权力的争斗十分普遍。我们天天喊法制，但法权却成了少数人手里的玩物，法制的尊严荡然无存。一些做得比较好的领导能够舍弃物欲，却做不到舍弃权欲。总之，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充分认识已往的错误，使之彻底摆脱封建的束缚，不要再作那种无谓的坚持了，不要把那些成果当作政绩来吹了。有句话说：不足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足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共产党既然力挽狂澜，解救民众，那么，社会制度的制定就应该依照民众的愿望，一切考虑都要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种很好的改革，我们只要在制度谋划中，重点突破封建形态，从骨子里彻底消灭封建意识的影响，坚持正确的，摒弃错误的，只有这样，顶层制度的设计才会呈现万世蓝图，我们的社会才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模样。

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符合法则原理，却与民心要求十分遥远。现实的改革，不管白猫黑猫都在抓老鼠，然而，抓到老鼠的未必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然而，闭塞眼睛捉麻雀，这样的路径不值得我们一直走下去；一部分人先富了，然而，先富的“少数人”不会带动大家一起富。现实显然不符合民心要求，改革政策的给力并没有给到真正的劳动者身上；相反地，制度的弊病却被那些势力范围的少数人利用了。过去，共产党打江山迎合民心得天下，而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治，维护的是资本家、地主老财的利益，因而失民心失天下。然而，坐江山丢失民心同样会丢失江山，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任何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都有一整套管理社会的法则原理，但是，封建社会的法则，是帝王将相的原理，是完全背离民心的原理。只有新中国新社会的党和政府能够真正讲民心、重视民心。不过，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官员前腐后继，导致80%的财富撑控在少数人手里，这显然说明顶层制度必定存在着严重的弊病。虽然，国民经济做大了，但是，这种经济却是封建野蛮霸道的结果，并不是民众期望的共同利益所得。说到这里，我必须提醒大家，我们是在分析和查找导致改革变异的根本原因，是在寻求推动社会进步的策略和思路，千万不要因为制度探讨中指出了敏感问题，就予以指责或一棍子打死，我们是对事不对人，是以事实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