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林：独拥改革思维 已让我们的世界扭曲变形

在改革居于统治地位的改革时期、或紧随其后的继续改革时期，就思考层面而言，改革本身的取向和设限，实际上便会成为我们全社会集体认知所难以摆脱的统一视界与管径。若以单一的改革视界与改革思维作为当今一个时期的绝对主导者，我们便必然难以摆脱改革站位、取向、性状、气质等的根本规制与影响，便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改革所设定的视界，便必然只会看到一个被“改革化”不同程度处理过的世界。改革思维，使我们发现和革除掉了一些重大的疾患；但改革思维，也有可能让我们在不断迷恋进一步发展到过度迷信的过程中，失去一种对本该有真实世界的正确认知与判定。

智慧的古人，给我们讲过一个“郑人失斧”的故事。大意是：一位郑人，丢失了自己的斧头。起先，他怀疑是邻居偷了，去观察邻居，怎么看都像偷斧之人，越看越像小偷。后来，斧头找到了，证明不是邻居偷的，再去观察，就怎么看也怎么不像了，越看越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

集群化的社会与单一体的个人，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极其相似的。郑人所犯的主观臆想之错误，在常常缺乏集体自觉的全社会身上，也并不是没有表现的。我们一个人、一个社会，总是容易在做出一种基本的判断后，特别是当这种基本的判断曾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被倾向性极强地断定为正确的之后，便沉迷于自我的想定、判断中而不能自拔，甚至，还会不断地在现实世界中，找寻出一个又一个支撑自己判断的证据与理由来。其结果是，丧失掉与耽搁了对最该用心关注之事实的进一步跟踪、反复甄别和不断认定，使自己在迷梦最终破碎的时侯悔之不及。

郑人迷恋于自己看上去可能很对的一种想法、想定，国家与社会迷信着一直得心应手的诸如革命、改革之类工具手段，其实说到底，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过于迷恋、迷信于其他早应走出的什么，而放弃和远离了最该紧紧盯住和看准的不断演变着的事实本身，从而最终落得个被冷冰冰现实狠狠教训一番的下场。

改革，本身虽不是什么臆想、幻象，但却会因过分地、不合时宜地一味迷信与依赖，而生出许许多多的臆想与幻象来。她制造臆想与幻象的原理往往是这样的：首先，她会取得全社会绝大多数的人认可、认定，让并非总是那么清醒理智的整个国家和社会，坚信改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对的，都是无往而不胜的。其次，她会无节制地、永不停歇地瞄准整个社会肌体的各个部分与环节，想法设法地要找出、挑出、搞出一个个堪做改革刀下菜的毛病、问题、瑕疵来。最后，便弄成了一种我们谁也不想见到的败家局面：个个不满意，处处剜割忙；遍地狼烟起，人人火拼急。更有甚者，碰上一两个冒失的主刀者，还可能会直接向着大脑心脏乱砍一阵，造成敏感中枢的紊乱或瘫痪，引发全社会的连锁动荡、动乱反映。

这不是危言耸听。改革的利刃，触碰到敏感要害的中枢部位（政治体制的基础构建等问题），解决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几千年文明传统之积淀、几十年血与火革命的结晶，仅用改革的小儿科手段是太幼稚了），制造麻烦则是一搞一个准。即便，我们有所克制、收敛，不擅动核心中枢，一通大炮乱轰过后，纷纷跌落下的，除了做不出几盘菜的一小堆蚊子苍蝇外，也一定是会有大片大片的枝叶、花果、庄稼、瓦砾等，跟着遭殃，遍地狼藉的。不断地一味改革，最大的弊端在于，她能让我们通过其负面看世界的、偏执找问题的视界，发现并走入一个“郑人疑邻”般的疑似真实之世界。使我们置身其中的每个人，着魔般地坚信，整个社会，似乎本就是由一大堆该不该解决、能不能解决的问题所垒砌构成的。她会让我们在迷信、迷恋自己的猜疑与误判中，一步步难以回头地走下去，一步步越来越远地脱离开现实世界的真实实际。如此一来，在一个垃圾堆般的世界里，我们除了感到恶心、愤恨外，是不是再有剩下的，也就是无助、绝望和想早一天离土别居到另一方净土上去了呢？一味永搞、乱搞改革之最，实乃大之又大焉！

现实的世界，果真原本就是这样的吗？如果我们现如今的世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那是否可以说，是我们对改革的迷信，是永不停歇的改革，给我们制造出了一大堆本不成问题的问题来？让我们生活在了如“郑人怀邻”那样一个充满着臆想幻象与偏执猜疑的非正常世界里呢？过去，我们只是更多地认为，在美好的童话和乌托邦中，有不少的臆想与幻象；现在，我们也应该知道，一个看上去比较悲惨、无望的世界，其实，有时也是由我们的治病预设、负面心理和偏执猜疑，所开辟营造和虚幻构建起来的。

到底是不是这样一回事呢？到底是不是永不停歇的改革，将我们拖进了偏执臆想与负面虚构的非正常世界呢？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只能让事实站出来说话。我看问题，喜欢从中国人最基本的大格局观出发。那就让我们从历史时期转换的高大层面上，去看看不断继续改革时期，是不是为我们很大程度上臆想、虚构、想定及呈现了一种非正常的扭曲变形世界。

我准备从当前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变了形的中国、变了形的中华文明传统、变了形的中国社会与整个现代世界之关系三方面，粗略地展开来谈谈。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改革给我们想定和呈现了一个扭曲变形的中国？

还以郑人丢斧的寓言故事为例。郑人之所以一开始认定的，与后来经过证明是事实的两段认知间，为何会出现那样大的差异？且在一种倾向性认定始终占据统治位置的早先时期内，自己还根本无法从对邻居的怀疑中摆脱出来呢？简单地说，就是他太坚信自己早前的误判断了，仅仅只依循着自己的误判断之视界、去看待本该客观直面的现实事物了。

这是不是能说明一个道理？一种坚定的相信，其实就等于是为自己设定和确立了一种对待事物与世界的视界、界面、管径、方式。当我们将这种坚信，锁定在邻人是贼上，本不是贼的邻人，也会时时处处看上去像是贼。用于改革也同样。当我们锁定中国总体上是一位弊病缠身的重症患者，是需要动用改革利器大整大改一番的对象，则即使我们已经革除掉了肿瘤和顽疾，早已发展到了需要疗养、康复，甚至出院锻炼、上路发展的新阶段，仍会因自己尚没有从“郑人疑邻”式的迷梦中走出来，而误判了规律与时局，误读了自己与世界。

改革，作为以批判、否定、革除、救治态度看待中国的产物，作为除去不能不治之疾患、改掉必须改掉之弊端的工具手段，她只能在把中国想象和设定为一个重病患者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抬出来使用，也才能真的在事实上发挥好自己的作用。而在大病已除、仅仅需要进一步清理清扫的继续改革时期，中国的肌体，虽说还不能说完全健康、康复了，但事实上，的确是已经从重症室转到了正常治疗的病房，甚至已经正在朝着疗养、康复、快出院的好方向，一步步地坚实迈进着。这个时候，我们还不断地挥舞着改革的手术刀，不仅对正常化的治疗与事无补，还有可能制造出大麻烦来，让病人难以恢复身心健康的正常生活。

从历史大的起伏周期规律看，现如今的中国，无疑，不是属于最好的时期，也不是属于最坏的时期。她属于一个从大破除时期的末段，向全面大好时期初级阶段转变的中间过渡时期。我们大病之后，动过大手术，进行过大输液，有过大改革、大发展，成就与问题几乎同样多、同样大、同样令人瞩目。与自己文明几千年独立发展中登峰造极的几个朝代相比，我们在阶段性特征上，还处于刚初愈、刚起步的早前一段与不成熟期。与我们自己未来美好的远景相比，也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崛起路上艰难上升着的爬坡期。所以，我们不能称自己是最好的时期、最盛的盛世。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不是最不好的、有根本顽症和致命疾患的时期了。早前的革命、改革，已经为我们扫清了许多障碍、重疾，已经让我们基本没有了生死存亡的沉重担忧，已经将我们带进了能与世界大国比肩而立的新时代。至少，从纵向看，我们比1840年好，比1919年好，比1949年好，比1978年好。从横向看，我们今天的困难与危机，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困难与危机差不多，甚至还没有欧洲、美国等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更为严峻和紧迫。我们毕竟是处于上行通路中的问题与危机，而西方则是下行通路中的危机与病患。所以，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时期，应能得到大多数理性人们的心里认可吧。

一个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时期，是不是就等于说，必定是一个比较正常、中性的时期？这个结论，应该是基于事实的贴切判断吧。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还没有加进去。那就是，无论怎么看，谁也无法否认，我们目前在总体趋势上，是处于一段大历史周期的上升期。处于上升期的社会，怎么说，也应是充满着正向驱动力与希望牵引力的吧？若此种定位、定性成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现今的中国，从整体总体与发展阶段上说，应是越来越具有积极乐观心态、越来越升腾出更多希望理想的正常社会形态与阶段吧？简言之，就是一种积极朝着正向迈进的正常态社会，就是一种正面因素逐渐开始向占优方向发展的中性常态社会时期。

很显然，从事实出发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在继续不断改革旗帜下所想定的、所看到、所感受到的中国社会，是不是还是有着蛮大的差距的？一个基于事实的判断告诉我们，当今是正常的、甚至还是有些偏正向、偏积极有希望的社会。可一个被人为设定为的继续改革时期，却让我们感受到，今日之中国是一个问题成堆、不大改狠改万万不行的负面糟糕社会。这两种判断间，到底是哪一个出了偏差？到底是哪一个在做着怀疑邻居偷斧的郑人？到底是哪一个为我们幻化出了不合实际的扭曲变形之世界？这，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结论：在继续不断深化改革的时期，受着改革这一强力主导工具的引导、诱导、误导，我们把大量疑神疑鬼的、不一定真实的、甚至完全是臆想虚构的许许多多所谓毛病与问题，填塞进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想定与判定里。我们集体在做着“郑人疑邻”般的傻事！我们都还没从自我设定的迷梦中走出来！

其次，让我们去看看，为什么说，改革给我们想定和呈现了一个变了形的中华传统文明？

在警察的眼里，进入视线的所有人都是嫌疑者；在医生的眼里，任何人体器官都可能出了问题。在革命时代的革命者心中，不仅推翻政权要用革命的手段，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得来上一次深入不断的彻底革命。今天，改革时代的改革迷信者们，也正这样大声疾呼着：要进行政治改革、思想改造、文化变革，俨然要把继续革命的做法，再版重来一次！

不断深化改革，最终总是要在进入到“深水区”、“敏感部位”的时候，迎面碰上中华文明传统这个绕不过去的大山的。对钟情热爱于此者，这是咱的祖基、老根，是个千秋万代不能丢的传家宝。可在改革改上了隐、透过革命与改革界面一眼望去满世界尽是毛病问题、恨不得永不停歇地将眼前一切统统改掉的人看来，这也正是必须大改特改之一轮大攻坚的大战场。

基于同样放大找问题、负面看世界的原因，迷信改革的人们，不可能不将他们最记恨的中华文明传统，做一种全面灰暗化的处理。不这样，那才不符合他们思想行为的逻辑了。一个简单而坚实的道理是：很多在改革视界与管径下看来有问题、是病患的东西，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中华文明独特的组织器官罢了。改革，多以以西方模板为参照系，多以问题意识为探测器。所以，在面对总体上根本不相同、分道而行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传统时，他们不把许许多多没有问题的正常事物看做有问题，不把我们最独特、甚至最美妙的东西看成是最需要切除掉的毒瘤，那才是怪事一桩呢！

鉴于他们把极其正常之中华文明传统的方方面面，都会搞得扭曲变形了很多，甚或直至搞到极端贬损污蔑、颠倒黑白的地步，所以，我不想在这里一一罗列和举证了。以后我会针对主要偏失与贬损说法，搞一轮猛烈地炮火伺候的。这里，仅拎出中央集权的一例来，给大家示意示意。

中央集权，本来是中华合之道文明最根本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要求所客观决定的。一点也没什么不对的。除非有人认为需要铲除这种文明的存在！否则，别不自量力地想在这个问题上打主意。无论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普遍存在之实际状况看，还是从中华文明几千年所做到的卓有成效之提升优化看，我中华文明之中央集权，根本就是文明的集权、有机的集权、正常的集权、成果显著的集权、高度普适与特别具有创造性的集权，是人类必不可少集权探索的最高成就取得者与最高级别领先者。就这么一种怎么看都可以与西方民主选举制相提并论的成就，却被傲慢与偏见贬损成了独裁和专制的代名词。凡此种种，数也数不清。我倒是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办法，以一种“××原本是怎样怎样的，却被贬损扭曲成了什么什么”句式，我们便可以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一列举出来。说不定，致力于编辑此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