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键：从肿胀到癌变――金融危机的病理学启示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全球经济早已开始复苏。但这次金融危机的成因还是很值得琢磨的。而且，危机虽然结束，但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还远未结束。套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结构的调整没有完成，那么危机也就并没有真正结束，只是把恶果压抑和延迟到未来的年头而已。

我们先来看一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这其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内部的因素，也就是美国内部的一些政策导向和金融创新的工具，刺激了金融泡沫的产生和扩大；第二个层面则是外部因素，包括国际秩序和其他国家的干扰因素，这些外部因素在客观上导致美国的金融泡沫被进一步放大，最后导致泡沫发展到前所未有不可收拾的地步。

从美国内部看，此前美联储自由化的政策导向为金融泡沫的产生提供了大环境。2000年纳斯达克的IT泡沫破灭，导致美国出现通货紧缩，2001年又意外发生了911事件。此后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外加上高度发达的金融业缺乏有效监督而不断进行“带毒”的创新，结果催生出了以房地产泡沫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直到2008年泡沫破裂危机爆发。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华尔街的金融集团暴露出了在缺乏有效监督之下不择手段去追逐利润的资本“邪恶”本性。很多金融衍生品，打着“创新”的旗号，但其实质内涵根本就是有问题的。这样一种恶劣的不良的创新，在过度自由化的气氛下缺乏来自外部监督之下的有效监管，最后是愈加膨胀。过热的经济不断制造出大量虚假资本，货币和资本的泛滥，就如同人类器官或局部组织在出现问题后，细胞和体液不断失衡，最终造成人体组织的“肿胀”。

另一个与自由化相反相成的美国内部因素，则是以“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为代表的私企盈利模式同政府福利导向相结合的政策趋向。在危机爆发之前，两房也大量牵涉进次级贷款业务。一方面，美国是奉行着自由化的政策，但另一方面，美国的政策又导致两房大量为没有能力还款的购房人提供借贷担保。也因此，次贷危机爆发后有人就批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简直像是个“社会主义者”，批评美国的政策导向是过于福利化的“社会主义”行为。两房源于罗斯福新政，1938年美国政府创建了“房利美”。此后为加强竞争，1970年又建立了“房地美”。早期的房利美完全是个国有公司，后来进行了私有化。到危机之前，两房是一种公私混合的经营方式，基本上是国有授权但经营自主。两方承担的政策目标也是公私混合：除担负为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提供流动性的重任外，按照《1992年联邦住宅企业金融安全和健全法》，还包括以下3个住房目标：1、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目标：为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提供贷款支持；2、特别可支付目标：为特别低收入家庭，或低收入地区的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提供贷款支持。3、服务水平较低地区目标：为少数族裔等购买住房提供贷款支持。两房的福利政策导向，在客观上也加大了贷款业务的风险。而两房本身又具有国有特征，垄断了美国新增住房抵押贷款业务中90%的业务。在这种情况下，国有模式和政府的支持就放大了两房的风险偏好。根据秦晖先生从政府权力和公民福利两个维度对西方决策行为的界定和区分，这就如同“反尺蠖”效应一般，同时过度偏向于自由和福利，而低估了风险（参见2009年4月秦晖先生在燕山大讲堂所作题为“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的演讲文稿）。

这种机体的肿胀，初看起来仿佛“红光满面”，但却是不可持久的。笔者以为，在一定程度上，政治经济机体的病理特征和形成机制，同人体的病理特征和形成机制具有一定可类比性。就人体的病理组织而言，在早期局部机体失衡期，组织外观看来似乎可以是更健康的，但在发育过度的肿胀阶段过后，必然会伴随着相应的“溃烂”和“消化”阶段。然而，只有消除掉反常的肿胀状况，人体才是可以持久存在的，否则必将面临整个人体机能的衰亡。

但美国的金融危机，还不单单是美国内部因素造成的。全球失衡的经济结构，也造成了金融泡沫的催生效应。

美国金融危机的催生，刚好同中国加入WTO的时间点吻合，这恐怕并不是偶然的。至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联储维持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却没有及时收紧。虽然这不是催生泡沫的根本原因，但在客观上的确造成了泡沫的扩大化。那么，美联储以及格林斯潘为何会发生判断上的失误？这就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以美国为中心不断大量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的这样一种国际贸易结构联系在一起。具体地分析（如许小年等学者就这样认为），由于当时有大量的廉价商品涌入美国市场，导致美国出现了经济虽然过热，但却迟迟不出现通胀的局面。也就是说，以房地产泡沫为代表引发了大量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因此泡沫不断快速放大，但与此同时，美国市场上一般商品的价格，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涨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通胀”的信号并不明显迟迟不能确定，导致美联储没有果断及时加息，而继续维持着低利率政策，最终错过了为泡沫降温的最佳时期。而等到美联储加息调控的时候，“肿胀”状况已经非常严重，泡沫之大更是前无古人，病来如山倒。

在总体上以中国为代表，这个新兴国家构成的外部“输液瓶”不断向美国的机体输入特定的营养成分，这种特殊的全球贸易结构，反而加重了美国体内病理组织的不正常发育状况，也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症状，更是在客观上让美国的“肿胀”状态持久放大。这些从外部不断输入美国的廉价养料，并没有转化成正常机体所需要发育的组织结构，而是加速成长为病态组织的一部分。过分的营养让病体组织进一步放大，加速了机体内部的组织失衡，造成了某些组织的不断肿大。然而，最终形成的这些肿胀组织，却是在健康状况下却必然需要溃烂和加以割除的。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何美国人“得了便宜还卖乖”，在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施压，愈加纠结于人民币汇率等问题。

除了特定的全球结构刺激加剧了泡沫的放大，遭遇反恐战争也是金融危机的一大诱因。由于克林顿在发展经济方面相当成功，到他的执政末期，美国政府的财政本来是有盈余的。但小布什上台后，却突然发生了911事件。此后小布什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两场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美国付出了相当大的人员、经济和社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断要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国库开始空虚。然而，由于美国地位的特殊，以及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最后在客观上造成这个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可以不断从全球吸纳财富来为美国人买单这样一种效果（如郑永年等学者就这样认为）。由于这个高成本的决策失误，伊拉克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金融泡沫和危机的加剧和爆发。

以上简单介绍了美国金融危机的进程和原因。接下来笔者想谈谈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尽管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开放，人民币在短期之内也不太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但仍然有一些中国需要重视的教训。

第一个教训，应当谨慎看待技术创新。金融创新，其实也是技术创新的一种。笔者这个观点，恐怕和当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很不吻合。现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谈特谈“创新”，还有什么“国家创新体系”等等。对此要澄清：并不是不要技术创新，而是究竟要什么样的创新？有些例子大家耳熟能详，比如原子弹的研发，后来招致一大批核科学家的反对，甚至最初写信敦促罗斯福要抢在纳粹之前研发核武器的爱因斯坦，在事后也为自己这一行动而感到自责。不止爱因斯坦，包括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奥本海默等人，事后都改变了看法。现如今回头再看，很难说核武器这样一种技术创新，究竟是不是件好事？类似的，在金融危机的发育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的创新。那么，如果面临巨大的风险，到底该由谁来进行有效的监管？又由谁来判断这些创新是不是好的创新？这都是金融危机爆发中暴露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和难题。

对中国而言，真正的问题可能不只在于创新的匮乏，这恐怕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就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其实存在着大量的隐形创新行为，只是这些创新行为并不是很好的、良性的创新行为。从大头娃娃奶粉到对三聚氰胺的揭露，从随处可见的豆腐渣工程，到家乐福出售假鸡蛋的传闻，我们都可以发现一点：其实中国人根本不缺乏聪明才智，只是这种聪明才智没有很好地同社会发展和人民福利结合在一起。面对所谓创新匮乏问题，中国应当在更深的层次进行思考，不只是激发大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怎么才能有效利用更好的社会规范来控制创新行为及其潜在的社会后果？

第二个教训，应当避免垄断集团不断做大，必须进行有效的制衡。在美国金融危机的例子中，华尔街金融集团的势力就不断做大。实际上，在危机爆发很久之前就不乏美国学者撰文发出预警（如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罗伯特.舍勒），但金融集团的势力太大，外加美国政府的自由化政策，谁都没办法，只能是束手无策。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国会两院，自由媒体，反垄断立法，此时悉数失效。至少在危机爆发之前没派上太大用处。可见，时代总是在不断变化，与时俱进是个永恒话题――既然政策工具没跟上时局的变化，那么就难免要为此付出代价。也正如阿克顿的名言所说：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阿克顿这句名言所针对的对象，恐怕绝对不限于政府。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一旦做大之后又缺乏有效的制衡，就难免会产生出“邪恶”的行为。不管华尔街的高管们在主观上是多么的善意，具有多高的道德情操，毕竟金融集团的实质是资本的运转，一旦缺乏制衡，也就意味着资本的贪婪本性就要无节制地扩张，最终招致恶果。

在这方面，中国尤其应当吸取教训。但中国的情形同美国不太一样，中国实际上还是一种缺乏自由化的政策环境，在很多行业和部门，都存在着以国企为代表的大量垄断行为。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在不断进行着消除泡沫的“去杠杆化”，以及通过加强监管和干预来对金融行业实行“去垄断化”，肿胀在不断消除。但中国从目前看来，真正要消除经济体内部存在的大量既得利益集团和垄断效应，还是任重而道远。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经济结构所面临的难题，与美国金融泡沫中所暴露的肿胀状况非常不同。肿胀的症状虽然很严重很致命，但事后却是可以消化和消除的。但有一种机体疾病，它的症状在早期阶段可能不那么严重，但却很难治愈，最终更是会致命――这就是癌症。

在病理学的定义中，癌症是各种恶性肿瘤的统称，其基本特征在于细胞的生长和分裂速度高于正常细胞，并可转移到其他正常组织中。相对于正常细胞，癌细胞具备特殊的生存和繁殖方式。人体正常细胞里存在自毁基因，条件满足时会自动瓦解。癌细胞基因片段出现变异，自毁基因失效，因而不断倍增高速大量繁殖，快速消耗掉资源和养分。正常细胞组织根本无法同癌变细胞竞争，因而逐渐遭到淘汰。癌组织则越来越庞大，甚至不断扩散，最终导致整个机体衰亡。癌组织是始终不死的，它只有通过机体瓦解的方式才能实现死亡。从中国内部的政治生理特征来看，与美国非常不同，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很难进行有效的自我修复，机体内部的循环机制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内部的这种特定细胞组织，如大而不倒的央企国企，众多消耗资源的事业单位，其缺乏自我修复能力却始终不死的特征同癌变组织的症状非常类似。美国也许可以“去杠杆化”、“去垄断化”，但在中国却很难推进“去垄断化”，而中国内部更是大量存在着权力失衡现象。尽管从外表看起来，在宏观的层面，中国经济也仿佛红光满面，但这无法掩盖在微观机制上存在着众多无法修正的问题和错误。

第三个教训，不可迷信“国有”。美国两房的例子就充分说明：试图把“国有”同“私营”两相结合，把私企盈利模式同政府福利导向相混杂，未必能够取双方之优点，反倒有可能取双方之缺点。在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左翼理论家开始鼓吹计划经济，开始鼓吹国有体制的优越性，认为资本主义日落西山，自由市场走向衰亡。简单一句话，这反倒很像上世纪1930年代的墨索里尼所概括的景象：自由正在退潮。这不，由于自由化程度较低，而且市场开放度也较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国内损失相对较小。在金融危机后，中国启动了数万亿的政府投资拉动计划，甚至已经看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但问题恐怕不是这么简单，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很多更复杂的原因，绝不是“国有”就能解决的。

第四个教训，不可滥用武力，尤其要避免军方势力做大。在这方面，美国伊拉克战争的教训是惨痛的。本来美国可以避免发动这场战争，至少也完全有能力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