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反日示威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出路

在这轮中日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争端中，中国人的怒火终于被全面激化了。日前，有超过50个内地城市有反日示威，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以来，中国民间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反日示威。而在反日示威中，也出现很多打砸抢烧的过激行为，例如，广东东莞及山东青岛就有民众破坏日式食肆和百货公司，湖南长沙据报有人纵火。

对于民众反日示威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为，中国舆论显示了一致的批评态度，纷纷呼吁理性爱国。考虑到“九一八”国耻日的即将到来，反日示威恐将在全国更大规模爆发出来，媒体的呼吁确有必要。

此次中国民间的反日示威也给了外界观察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及政府控制大规模游行示威能力的机会。在很多人看来，此轮反日示威得到了政府的默许甚至纵容，而最近七、八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反西方意识（日本本质上也是西方国家），使许多人感到忧虑，担心民族主义一旦被鼓动起来，极易造成失控，在祸及别人的同时也反噬中国。

表面爱国实则害国

我个人认为，在这种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中，出现个别的过激行为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像欧美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也有少数的极端行为。但是，如果反日示威呈现严重的暴力化色彩，则须警惕和谴责，因为，这表面是在爱国，实际却是在害国。

就此轮反日示威看，一些砸店烧车冲击日本人的举动，并非真的是想通过此举来表明其反日爱国之心，不过是借此来发泄平日被压抑的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爱国具有极大的政治正确性，在爱国的名义下，即使做出过火行为，政府也很难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假如政府将其法办，他们就可把自己塑造成被打压的“爱国人士”，政府也将出现合法性问题。

客观而言，政府在反日示威中的角色确实微妙和尴尬。一方面，政府在此类对外抗争中，需要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号来笼络和聚集民意，为自己增加正当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民众的爱国行为超出一定限度，又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造成外交被动。这当中的拿捏平衡很难把握。尤其当下社会的不公和矛盾已达极限，一个对现况不满的人，随时可能借反日爱国的“话语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向政府发难。因此，除非此类暴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引起公愤；或者，其指向政府、故意捣乱的意图太过明显，否则，政府也只能在游行示威时增加警力以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中国政府面对这种“爱国暴力”的尴尬情形，实是事出有因，由来已久，它跟中国政府的“合法性”缺失从而不得不借助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来建立和增强“合法性”有莫大关系。和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不同的是，我个人并不反对民族主义，因为本质而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主义，那种认为民族主义只出现在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没有民族主义的看法是不合乎实际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其产生和兴盛来看，是外界挑衅的产物，与外国势力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核心国家利益的干预有关。在这种挑衅面前，要中国人不做出激烈的反应，那才奇怪。

对中国来说，民族主义除了强化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外，还能起到促进、提高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和民族内部凝聚力的作用――这是政府用民族主义重建合法性诉求的原因。即使从政治民主的角度看，作为一群具有共同理念的人表达共同立场，不管这种立场对不对，这种形式应该被认为是政治上的进步。所以，我不反对中国存在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双刃剑”

但是，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看，民族主义确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舞剑的人不懂剑的秉性，没有很好地把握它，剑也是会伤己的。这就要看到民族主义自身包含的一些危险因素，尤其在中国这种不成熟的环境下。中国民族主义在新时期以来兴起和发展的原因，除了政府须借助其重塑合法性根基外，还有三个因素：一是现代化冲击所引起的民众渴求民族归属感的心理变化；二是国际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本质并未改变；三是中国“复兴想象”与现实张力所造就的民众心理状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层形成一种“民族复兴”情结，而中国经济繁荣和不断崛起的发展态势恰恰激活了这种情结，民族自豪感由此得到极大提升和宣泄，于是希望中国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成为一个大国、强国。然而，外交事务上的种种不愉快事件又表明，至少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国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此外，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阻挠也再次勾起中国人原本被暂时压制的耻辱感。所以，在“复兴想象”与屈辱之间的反复碰撞下，民族主义情绪不可避免地被重新点燃。

正因为此，中国民族主义充满着很大的内在缺陷。一些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把它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极端的情绪化倾向：即在面对复杂的国际摩擦或国内社会问题时，既不寻求理性的应对之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也不寻求更多的认同资源，只是利用快捷的网络媒介传达内心的不满，从而显得激进有余而理性不足；其二，民主建设内容不足：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对外部逼迫的一种应激性反应，因而，过度强调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关注、尊重和激励；其三，民族国家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对立：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但现代化所具有的同质化特性以及对传统的强大摧毁力，又成了民族主义的敌人。此外，目前民族主义还存在与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相结合的危险趋势。

须正确引导中国民族主义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两个方面，一是高速的经济增长，二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如今，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由此构建的政绩合法性会被削弱，因此，中国政府很可能会转向更加依赖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至少现阶段会是如此。然而，如上所述，鉴于民族主义难以把握，中国政府将自身的合法性过于倚重民族主义是相当危险的，它直接会制约中国外交从战略高度进行的理性政策探索和政策选择空间。因为民族主义包含着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强烈政治主张。当这种内含政治价值倾向的民族主义情绪反映到政府层面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被部分民众舆论情绪化。另外，如果外交内含过多民族主义因素，往往会使其他国家联想到民族主义的邪恶力量，从而增加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其结果很可能是，中国在国际领域四面树敌，摩擦不断。这样的国际环境显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与复兴。

此次反日示威中出现的暴力行径，肯定会加重外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负面观感和认知。当然，不能由此一笔抹杀民族主义的作用，但必须把民族主义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对民族主义进行正确的引导，否则，易像现在这样走向偏执、狭隘与封闭，反过来对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构成挑战。这就需要政府提高引领民族主义思潮的能力，构建理性的民族主义，包括保持文化的宽容与平和；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中的理性化导向；认识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

然而，要将中国民族主义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其回归单纯的职能，根本上是要解决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困境问题。如果政府继续依赖民族主义取得合法性，民众的爱国暴力行为就难以杜绝。再造中国政府合法性的努力，只能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公民个人权利。中国民族主义只有落实到这步，才会有出路。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来源: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