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西林：“中国经验”带起的困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山崩地裂，世界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尘埃落定之后再看，在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的发源地欧洲，社会主义已经踪迹难寻；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也仅剩下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

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们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认识也开始出现变化，“共产主义”预期被人们逐渐排除，曾经被一种理论论证为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境界的“共产主义”社会开始退出人们的话语，那些从来就不相信“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宣称“社会主义”本质上其实只是一种“宗教”，“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被证伪，马克思主义至少在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论证方面是“伪科学”。一些学者开始谈论人类社会的“终结”：所有的国家、整个人类社会最终都会归结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人类社会的发展会在自由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层面上停止。这方面最著名的就是1989年政治社会学者福山在美国著名的新保守主义刊物《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那篇题名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

福山的理论发轫于1988年，之后他又不断修改完善，继1989年的《历史的终结》之后，福山又于1992年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1999年，福山发表《重新考虑》一文，至此，他的“历史终结论”完全成型。

福山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要依赖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是所有国家和民族进化的基本动力和共同前提；科学技术是在经济-社会结构中发挥效益，只有一种经济-社会结构能实现科学技术效益发挥的最大化，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因此，人类社会最终会实现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普遍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变化，这将逐步改变传统的政治文化，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公民政治参与要求，这种民主化冲击最终会使所有的国家走向自由民主体制。

福山考察了现代科技、现代社会、市场制度、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他的结论是：现代化与现代科技的是密切关联的；现代科技与市场经济是密切关联的；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是密切关联的。只有自由民主政体才有能力回应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自由与平等的诉求，因此自由民主政治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政治模式。福山认为，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文化塑造力量，最终会在各种文化的特殊性中生成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维度。不同的人类社会形态最终会在这种共同的政治文化维度上实现“趋同”。

结论是：所有的国家最终都会发展到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人类将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这样的状态实现“世界大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将“终结”于此。

与“历史终结论”相伴的是“中国崩溃论”。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中国还创造了、并代表着一种辉煌的人类文明，中国一个国家就具有证明或驳倒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的足够的分量。没有中国，“全”世界和“全”人类就无从谈起。中国如果不发生苏联东欧式的“崩溃”，“历史”就不会出现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状态下的“终结”。所以，一些人竭尽全力地寻找中国“崩溃”的迹象，同时认为，中国社会与解体前的苏联属于同一类型，苏联崩溃了，中国也必将“崩溃”。

1995年，美国社会学学者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崩溃即将到来”的文章，此文后来被广泛引用和转载。作者在文章开篇提出了一个问题：“邓小平去世后，中国能否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对此他的回答是：“从各个方面看，中国都在走向重重危机……邓的去世可能会触发群体事件、党内权力斗争、某些省份联合……导致地方更大的自治权，……中国共产主义很可能会崩溃……未来10至15年间必将出现终结性危机。”此后还有一些持类似论调的著作陆续出版，如《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中国转型的陷阱》（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Fragile Superpower）、《中国的民主前景》（China’s Democratic Future）等等。

这些著作的基本观点基本一致。大都认为中国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压制了社会自发生长的空间，导致社会无法产生一种机制来弥补国家治理的缺失，因而当国家对社会的治理产生漏洞时，社会就会呈现出一种失序状态。像当初的苏联、东欧国家一样，原有的社会-政治形态将会由于对这样的社会失序无能为力而退出，让位于自由民主社会。

“历史终结论”和“中国崩溃论”一度声音很大，近来却“笑渐不闻声渐悄了”，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并没有按照如他们的预测那样发展，而是出现了“逆转”。中国的表现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自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至今，中国经济连续出现了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10%左右）；二是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现有体制和既定政策不仅使中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比其他许多国家小，而且使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率先走出危机的阴影，更不可思议的事，即是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中国经济仍然实现了8%以上的增长。目前，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把本国经济的复苏寄希望于中国。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发展确实堪称奇迹。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天的中国已成经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能将人成功送上太空；今天的中国举办了有史以来最豪华的奥运会，以及有史以来最豪华的“世博会”……无可否认，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特别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发生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经济实现了令人惊叹的持续高速增长，其间还经历了西方的全面制裁、亚洲金融风暴、全球金融危机――考虑到中国人口之众、基础之薄、负担之重、1989年以后外部环境之恶劣，对这一奇迹无论怎么赞誉都不过分。与此同时，社会逐渐开放，个人空间扩展，今天中国人所拥有的个人自由，是30年前难以想象的；尤为难得的是，在这种经济与社会的翻天覆地中，中国始终保持了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没有跌入南美那种拉锯式动荡的泥坑。（参见闲言：《“中国模式”的奥秘》，凯迪网络。）

在上一届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科齐就当着中国领导人的赞颂中国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其间，更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人私下里还口耳相附、闪烁其词地传递起了“美中两强‘共治’世界”的悄悄话。连福山也说，相比其他体制模式的国家，“中国则顺风顺水。”（弗朗西斯・福山：《政治体制新潮流？》，FT中文网，2011年1月20日。）

中国的成功让世界感到惊叹，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奇迹”发生原因的强烈关注与深入探讨。

也大概是从2009年下半年以来，有学者开始把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整套做法称为“中国模式”。其实几年前美国学者、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其撰写的一份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研究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北京共识”这一概念，但当时中国尚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关注度，而且“北京共识”显然是套用了“华盛顿共识”的提法，缺乏新鲜感，所以，“北京共识”没有掀起波澜。眼下却不一样了，“中国模式”一经滥觞便成潮流，从此至少在学术界成了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概念。

所谓“模式”，是指一系列有着固定而又紧密的逻辑联系的、可以不断重复的动作程序，只要严格按照这一动作程序行为，就可以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每一种模式都是在经过多次试验之后，不断补充欠缺，不断去掉多余，从而形成的一个最严密、最简洁、最易行、实施成本最低、获得效益最大、副作用最小的行为体系，因此，它可以成为一种标准的行为结构和样式。

鉴于中国的许多做法尚在实验中，并且成本与收益的真实对比还没有最后得出，所以，我认为，现在就谈“中国模式”还为时尚早，把“中国模式”改为“中国经验”更合适一些。

尽管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给予中国不同的关注，但是，关于中国，我认为最应该关心也是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中国的成功原因是什么？最基本的经验有哪些？

中国成功原因很多，基本经验也很多，见仁见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总结的方法也很多，得出的结论也是五花八门。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功，最根本的经验是一条：社会主义为体，资本主义为用。避开姓“资”姓“社”这样的敏感字眼，我们可以把中国经验称作“多样性聚合”。

“多样性”好理解。所谓“聚合”是指简单共存，即不同类型、甚至不同性质的事物共同存在于一个“容器”中，互相间不发生“化学作用”，自说自话，各行其道，互不干预、互不影响，“井水不犯河水”。

“多样性聚合”的政策来源是“对外开放”，中国领导人多次说过，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开放”。所谓“全方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四面八方”；二是“五花八门”。“四面八方”是对中国这个接受者来说的，即所有的地域，所有的领域都对外部开放，没有死角；“五花八门”是对进入者来说的，即不区分国家，不限定文化，也不限制进入者在社会形态和国家制度中所处的区域，即不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军事、思想、文化、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价值观等等，一切方面先进和优秀的东西都来者不拒，只要能为我所学，为我所用。

“全方位”对外开放不仅使中国国门大开，并且还放倒了围栏与院墙，从而大量吸收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其他模式的经验。中国学习的对象不仅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也包括亚洲各邻国与地区。新加坡东亚问题专家马凯硕曾总结出亚洲的“小龙”与“小虎”们的成功是吸收了西方智慧七大支柱的结果：自由市场经济、熟练掌握科技、精英管理班子、实用主义、和平文化、法制及强调教育。反观中国的成功，也是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西方的这几大智慧。同时中国还学习了亚洲内部的“日本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等的成功经验。

“多样性聚合”的另一个含义是：中国的发展一开始就没有预先规定好的形式。其行为方面的重要特征是“摸着石头过河”和“走着瞧”，在具体实践中实行“试验――修正――再试验――再修正，直至定型”的原则，没有先入之见，也没有思维定式。在这样的行为原则的指导下，虽然有时候中国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在瞎碰乱撞，但总的看，中国是在昂首阔步、很少局限、毫不拘泥、毫无拘束地前行着。

“多样性聚合”的前提是包容。今天的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在尽量地容忍多样性，并且在逐步、谨慎地推行民主政治的一些政治技术，民主选举在基层已经开始逐步实行；中国的政权虽然还是称作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样的专政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经济上，计划与市场并存；自由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空间，但仍然保留了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大干预能力；多种所有制并存，国民经济中国有、民营、外资各有其份（当然国有经济依然居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国民信仰、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共产主义依然是主流，但自由主义、社民主义、国家主义……各种理论，都没有绝对排斥，宗教信仰也越来越自由，如今的中国，古今中外多种思想文化现象都能找到生存空间，并占有一席之地。

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政策来说，也没有严格遵循任何一种理论或样板的范式，综合了多种理论与样板，各取其有益于中国发展的部分。在今日中国现实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任何单一的力量或价值，而是多种力量、价值之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无不如此。中国呈现一种“多样性聚合”，这是中国成功最关键、也是最根本的经验。

人人都心知肚明的是，说“多样”，其实主要还是两样：按地域划分可以分为东方的和西方的，按意识形态划分可以划分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这种划分当然是粗略的，但按人们自冷战以来沿袭下来的认识习惯，特别是今天多数中国人仍然持有的认识习惯，基本还是为大家认同的。多样性中，受思想障碍，难以接受的主要是姓“资”的那些东西。现实中，两样的地位也并不是均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