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强人政治与威权政治

重庆事变的最高当事人，在他黯然出局之前，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目前权力格局中的一个政治强人。他在重庆执政不到一个法定任期，掀起的动静之大，引起的争论之激烈，在执政党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作为一个省一级的地方首长，不仅亲手导演在该地所发生的一系列大胆出格事件，尽显其在该地的绝对权威和铁腕风格，而且似乎也直接影响到中央大员的行程安排。在他的强势行为下，诸多常委和高层官员先后于重庆大剧高潮期间前去捧场，高度认可那些在当时即已引发汹涌物议的非常做法。这样的待遇不是每个省级地方首长都能享受的到，如果不是拥有政治强人品质，谁敢如此高调行事，赢来上下同赞？

政治学者萧功秦教授这些年来一直主张新保守主义，去重庆考察后认为“重庆模式”即是新保守主义的现成模式，主要理由就是重庆拥有其他省市所没有的一个政治强人。杨帆教授评价得更具体，称其为“左派叶利钦”，这话没有过多解释。我的理解是，从地方造势到问鼎中央，两人是有些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右派叶利钦”获得成功，“左派叶利钦”功亏一篑，原因何在，值得深究。我以前写文章，有过这样的看法：在现有权力格局和政治文化中，从中央到地方的掌权者，看起来都不强，大多谨小慎微，做事低调，不事张扬；尤其在权力更替换代时，更是信奉韬光养晦，把小媳妇的功课做足再说，难有政治性格鲜明者。在这个大环境下，重庆前书记以强人形象亮相，给人有横空出世的感觉。原来，我是乐意看到中国政坛有这样的变化，并对此给予积极的评价。因为近十年来，改革裹足不前，制度毫无创新，思想死气沉沉，需要有一条鲶鱼放进来，搅动这个沉闷格局，激活地方创新，由此倒逼中央拿出更积极的改革措施。现在看来，这都是书生之见，事态的发展出乎所有善意想象和推测，逐渐暴露出来的真相，揭示出个人专断政治最黑暗和最荒诞的一面。由此引发我思考的是，强人政治和威权政治的相关问题。这个作为中国转型时期冒出来的最后疑似强人，在所谓重庆“新政”之下，一意孤行于极端做法，强势推广国家主义路径；以“唱红”迎合左翼民粹，有意对抗主流民意；以“打黑”挑战法律和道义底线，不惧人神共愤、千夫所指；然而最终还是现出其色厉内荏本质，无法挽回败局。他的出局给人一个重要启示：所谓政治强人，不合民意和历史潮流者，最后不过是徒有其名的竖子或匆匆过客而已。

从晚清帝国解体以来，中国的政治运行一直被置于威权化制度之中，而决定这种制度安排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强人的存在，历史舞台上轮番出场的就是三两个枭雄或英雄，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再到毛，中国现代历史分界的标志是他们之间的兴亡更替，由此谱写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不同历史。毛最终从湖南乡间脱颖而出，成为林彪所言的大英雄，按正统史观，是历史的选择。这么说，无可厚非。中国共产党以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领导者没有非凡的能力和坚强的性格，几无成事可能。政治强人是历史锤炼出来的，如孟子所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历练，这其实就是历史选择。毛成开国领袖，历经万难，多有牺牲，绝非一蹴而就；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既由枪杆子决定，也得到了人民支持，在当时中国可谓众望所归。无以复加的政治军事竞争，勇者胜，智者胜，也算是公平竞选。毛让人服气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乎凭一己之力在极端弱势下胜出，世界史上有过几个这样的英雄？毛作为政治强人，名至实归，无可争议。

毛在登上大位之后的权威之大，无人挑战，在历史上大概也无可比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是中国著名的开国大帝或超级君主，在毛眼里，不过是几个略输文才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的粗汉而已。这等气概，凡夫俗子怎敢想象？就历史功绩而言，毛能否和这几个大帝相比，恐怕他自己就不敢说大话了，相信史家会有定评。但就个人权威而言，毛所掌控的权力之大应该都在这些帝王之上。不说成吉思汗，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代表的中国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尽管掌握巨大权力，但也不可为所欲为，他们至少把思想建构和解释的权力交给了儒者，把国家的治理职权分给了宰相。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看作是文化专制主义，但儒学自汉代以来被确认为帝国的意识形态时，皇帝老儿再专横，也不能以帝师形象出现，他还是个被教育者，不管愿不愿意，在庭上还必须听听儒生们的高论，有关权力的法统问题，还必须由儒生来加以阐述。宋代儒者转向谈论心性问题，看似玄虚超越，但立足点依旧基于对皇帝教化，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强调道统对政统的统帅作用。在皇帝独裁制度下，这点思想文化上的有限约束，对于帝国制度的良性运行，维持其必要的正当性，意义重大，不可忽视。但是，到了毛时代，他不仅是政治权威的集大成者，垄断党政军大权，还是绝对真理的拥有者和终极阐释者，是思想先知和理论家，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奠基者，是思想正确与否的最后裁决者。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合而为一，政统和道统合而为一，权力和权威可谓登峰造极。到了林彪那里，最终演变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政治专制加上思想迷信，构筑起坚固无比的威权体系，无所不及，深入人的心灵。

由毛一人的绝对权力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党国制度，被政治学者戴上了不同的帽子，有听上去比较刺耳的，比如极权主义、独裁主义、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也有看上去比较中性的，比如全能主义、威权主义、国家主义。这些不同的政治概念指称的都是同一类政治制度和政治现象，那就是权力高度垄断于一人之手，政治强人决定和支配着整个制度运行，强人政治就是威权政治，两者可以看成是一个制度的两面。从20世纪的政治制度史来看，这种依靠政治强人而维系的威权化制度安排，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相反，它差不多占据了世界的半壁江山，不仅社会主义阵营的基本制度都是这种类型，在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及其外围地带，也广泛存在着强人政权、军人政权和独裁政权。在第三世界国家，一个少校或上尉，通过政变转身变为总统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由一人执掌一国命运，在当时看来，也算是一个正常的制度选择。那个时代的政治领袖，大名鼎鼎的都是一些富有魅力、具有所谓“克里斯玛”型品质的政治强人，比如佛朗哥、纳赛尔、苏加诺、朴正熙、金日成、铁托、吴奈温、庇隆等，这些人在他们的国家，如同毛在中国，都握有巨大权力，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当然，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这种状况，是无法长久持续下去的，这里不需要讲出更深的道理，除了“人亡政息”的常例以外，大多数威权国家在经历过强人治理之后，一般都或早或晚、或主动或被动地会向宪政民主国家转型，期间尽管有反复有波折，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主动转型，可规避社会动荡，让社会有序进入宪政民主体制；被动或被迫转型，则会引起社会冲突，增加转型成本。前者成功的，有韩国、台湾、东欧、俄罗斯和南美等一系列国家；后者失败的，则有中东部分国家，典型的是穆巴拉克、卡扎菲等昔日强人，坐享权力几十年，视国家为自家私产，从未想过把权力还给人民，最后在人民起义中，暴死荒野，囚笼受审，身败名裂，悔之晚矣。

和世界上其他威权国家的转型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况。文革结束后，执政党对毛一人独揽大权的制度弊端还是有过深刻反省，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有过严肃清算。邓小平在1980年写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可以看作是一个改革纲领，该文认识到党和国家的制度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认为“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认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话至今看来仍是一针见血，尖锐无比，大概也只有邓能够说，敢于说。自他以后的任何一个最高领导人，都没有说过比这更重的话，更不必说有革除上述制度弊端的实际行动了。之所以如此，根子或许还是要从政治强人现象上去寻找。

邓在中国政治强人谱系中，毫无疑问地占有重要一席，他取毛而代之，复出后虽位居党内次席，却是他自认和党内公认的执政党第二代领导核心。这种权力格局前所未有，以退居二线的形式实际掌控全局，反映出邓的实用主义极其彻底，他不在乎名分，握有实权即可，这是一个政治家的高明之处。文革之后，中国百废待兴，其中也包括党的制度建设，邓上述文章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如何改？谁来决策？谁来拍板？第一推动力来自何处？在没有制度依据的条件下，惟有通过个人权威行为，用霹雳手段启动改革进程。由邓来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应是不二选择。邓对毛的个人专断行为有过深刻批评，自己曾经也深受其害，但邓在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弱化老人政治影响和决定最高权力更替过程中，也没有摆脱个人专断行为，他实际上享有了毛才能享有到的最大权威。两者根本区别在于，邓以自己的权威将中国推入到一个正常发展的轨道，为执政党确立起改革开放路线，确立起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尤其是在1992年，以90高龄南巡讲话，携最后余威，挽狂澜于既倒，将已经偏离航道的中国重新置于正确航向，居功至伟，名垂史册。

邓以政治强人身份，以威权化方式，推进制度改革和市场经济。政治学者把这种政治现象概括为新权威主义，以区别于毛时代对政治和经济实行全能控制的旧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制度配置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在“东亚模式”中已有成功先例，在其他威权国家的社会转型中也被普遍作为过渡性环节。1989年掀起的有关新权威主义大讨论，涉及中国改革路径，邓明确表态，赞成新权威主义。在他看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涉及到这么多的方方面面，保持政治稳定，是改革能否进行下去的前提。从邓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实际就是按新权威主义方式，进入到了国家主导社会（市场）发展模式，其主要制度配置是，政治体制改革停止，政治权力高度垄断，经济上实行市场导向，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确立资本的合法性。应当说，这个发展模式成效显著，在短短2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邓在九泉之下有知，应对其确定的这个制度选择，深感欣慰。

新权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随着政治强人的离世，“人亡政息”一般意味着威权制度的终结，然而，中国目前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后邓”时代，或许标志着中国强人政治时代的终结，但没有了邓，威权政治依旧强大，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没有政治强人的威权时代。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从个人权威上看，邓以后的最高领导人，个人权威资源是一个不断递减的过程。这20年，执政党最高权力更替交接，大致有序进行，不需经过非常手段来完成非常任务，要在两个任期内积累起邓那样大的政治权威，几无可能。从执政党权力配置来看，集体领导的模式已经确定，以总书记为中央“核心”的说法不再使用，象征着个人权威弱化，集体作用突出。从执政党的作用来看，威权化体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党国体制”，执政党取代了政治强人成为威权制度的主体。所谓国家主义制度，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执政党这个整体。

以执政党为主体的威权制度的有效运行，使得个人的作用大大减弱，领袖权威下降，政治强人不再，这是目前的一个政治现状。占据大位的人，大概没有不想拥有毛或邓那样的绝对权力，令行禁止，生杀予夺，但是历史已经不可能再给予他们几十年时间，让他们在生死博弈中自然积累权威。如果个人生性保守，行事规矩，那就更无可能演绎出强人风范。在没有强人的时代，重庆书记大胆泼辣的执政风格，的确让人刮目相看，感觉非同一般。在现有体制格局中，大概也只有他能够最后试一把政治强人的做法，不按党内已经司空见怪的那些方式出牌，以高调张扬的气势掀起政坛旋风，大张旗鼓地推行有理论有纲领有行动的“重庆模式”，完全像是一种治国新政的地方预演。在政坛一派平庸氛围中，他这些大胆出新的做法，让人联想丰富，9个常委有6个前去背书，无异于肯定他的这些做法在党内具有正当性，符合执政党正统。对于大多数围观者来说，他能够享受到这份殊荣，好像也是理所当然，不在于他有何德何能，而是在于他独特的红色家族背景，让他能够掌握到别人掌握不到的各种资源和人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