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如何改？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谈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政改”迅速成为网络热词。温家宝以总理的身份在“两会”这种官方的场合公开谈政改，说明当前在必须迅速实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朝野已经达成共识，政治体制改革不应该再在改或者不改的问题上迟疑不决，摆在公众面前的，是政改到底要改什么？如何改？

政改改什么？就直观而言，政治体制改革么，自然就是对过去的政治体制有所改变。这个话还可以说具体点，就是对从过去沿袭而来的政治体制中那些阻碍国家前进，妨碍人民利益和社会正义的部分加以改良，以使政治体制能与不断发展的经济、文化、社会和人民生活相适应，避免政治体制成为社会国家发展的障碍。

从更深层次来说，改革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则是革去政治中那些非理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改革的目标，是要努力请理性来主导我国的政治生活。

所谓请理性来主导我国的政治生活，就是要争取使得所有的政治活动全部通过说理来进行，以合理为原则。举凡国家的立法，决策，执行，诉讼，监督，外交，等等一切政治活动，都必须以理服人，而不是以诈力服人，或以威权压人。

从制度层面讲，就是所有国家公共事务都应该开放讨论，允许每一个公民自由发表意见，主张自己的权利。在这种全国范围的平等的公共论辩中，分辨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同时发现即将出台的法律法规政策的漏洞，消除隐藏在其中的歧视，防范垄断，遏止法律、政策和国家机关等公器为少数人所把持或操纵，既预防少数人以多数人的痛苦为代价实现其目标或利益最大化，也预防多数人以少数人的痛苦为代价追求其目标或利益最大化。兑现民众的立法权是实现立法正义，进而也是实现国家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根本保障。立法权的平等分配，是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得到正义的大前提。丧失了这个大前提，国家的法律、政策和国家机关就会被某些集团所把持和操纵，国家和社会的正义就失去了保障，就会出现一部分人在每个回合的博弈中都能确保成为赢家，另外的国民则长期一直沦为输家。

大社会公共论辩的成果，交给民意代表机构议决。任何政治生命掌握在民众手中的人民代表，绝对不可能去迎合“境外敌对势力”的需要，也不可能对无视民众利益的权威唯命是从。他只会忠实于自己的委托人。民间机关里公开辩论的程序有利于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代表人为本阶层或集团主张权利，驳斥对本阶层人、本集团利益构成侵害的立法设计，保障权利的同时，还能促进各方利益得到均衡照顾。对每一条款以多数通过的程序设计是理性的杰作。这种程序自动把只有少数获利的法案排除在外，保证每一次议决的结果都是多数获利，保证每一回合的公共博弈中，社会和国家的总和为正数。否决和搁置法案的程序设计，表面上妨碍效率，实际上却是防范不义法律政策被强制推行，造成利益分配失衡导致国家社会分裂矛盾激化的堤坝――是一个巧妙的维稳设计。

理性主导政治的目的，就是实现正义。

在某些人士笔下，政治体制改革被描述得要么极为玄乎，要么极为恐怖。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可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论近似于《老子》的方法论：无为而治。政府，执政党少作为，放手让公民多作为。政府在政改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扮好“守夜人”的角色，使用好国民交给政府统一管理使用的暴力资源，对社会博弈中出现的非理性行为依法给予处罚，对公民一切理性行为给予尊重和保护――对每个国民均给予平等的尊重和保护，所谓“无偏无倚（党），王道荡荡”。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改？简单到如此，而已！

从渐进的，防止社会失序，也就是所谓维护稳定的角度说，现在需要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少数人获得的权力太多太大，另外的大多数人权力几近于无。少数人的权力全是从大多数人的权利中攫取的。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少数人掌握的过多过大的权力归还给大多数人，实现国民间的博弈在平等的平台上公平进行。这些集中起来的权力是通过体制中的各种非理性设置，和大量显失理性的法律政策获得的，一系列显失公正的、非理性的法律法规政策就像一条条捆索，把那些失去权利的多数国民的手脚捆住，从而使显失公正的博弈得以安全长期反复进行。现在要进行改革，就必须从两个方向来实现平权，一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要逐步废止那些维护少数人特权的体制和法律法规政策，二是公民要起来主动挣脱捆绑在身上的绳索，增加在公共政治中的权重。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讲，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府要做减法，公民要做加法。一减一加，两个方向一齐用力，最终公民和政府将最终处于一个平等的平台上，从而真正实现政府不在人民之上，不在人民之下，而在人民之中，如此，理性和正义就必将来临。

（本文首发《凤凰周刊》。该刊以《让公共理性主导中国的政治生活》为题发表时，因篇幅超过版面要求，略有删节。此处发表的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