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襄阳：中国为何不能冒昧推广美国式民主政治

一、开头的话

朋友向我提过数次，希望我能根据在美国多年生活的经历，谈谈美国的民主以及相关的热点问题。壬辰年春节，我们俩又谈及近来多见诸于报章的有关民主问题的言论，尤其是现在还有些颇有名气的人物，也把在中国实现民主，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看成是解决当前中国诸多危机的唯一方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做著美国民主梦。

尽管我承认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均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对於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上，我不敢认同非得走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这条路。

关於民主的议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纷纷扬扬也谈了一百多年，对此我自然有我自己的看法。不过谈起民主或者说民主政治，毕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说得不好，也许我的意见也会遭骂。我发表我的看法的意图是，国人若真的不了解民主究竟为何物的话，懵懵懂跟著那些不知甚解的人跑，也许真的会闹出一点事来，於国家，於民族，於子孙，均没有好处。我观中国今天的知识界，对於当代西方民主大发赞词的，多半没有在西方那个社会中，长期体验过那里的生活，潜心研究过民主到底是怎回事。有过那么一段短短时间作为访问学者或留学生，或者作为一般游客走马观花经历的，大都因为一时一事大发议论，完全没有办法进入美国人的决策核心和主流社会中，理解那些人物的“民主思想”。国内的舆论界和媒体人物，因为同样缺乏深入的体验，人云亦云，听风便是雨，闹得年轻人也来大喊中国若不引进美国的民主制度，便没有出路之类的幼稚言论。近代中国的多次政治风波，其起因和结果均为对民主了解泛泛而导致的悲剧。民主不是一篇学术文章，也不是有闲阶级饭余茶后聊天的话题。民主政治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的一日三餐饭一样，非常实际同时又需要正确理解的东西。民主制度对於我们这样一个千年文明古国，到底能不能适用，还远远没有定论。而今西风渐盛，现在似乎不说民主一词便不可得民心，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令人哭笑不得。这也难怪，在今天一切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国看齐的日子里，万般皆下品，唯有“美人”高的风气是很不好对付的。

唐末诗人司空图，面对三百年大唐盛世的衰败和五代乱象的肆虐，写过一首诗《河湟有感》，诗中说：“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说胡人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几十年来，中华民族也有一帮学得西方名词和言语的时代宠儿，没了解太多西方政权和体系运作的真正道理，在中国的土地上胡言乱语自毁长城。

据此，我也斗胆发一些议论，希望能够用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我的同胞们，美国的民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好在我们自家的国土上，有个实践运用中的借鉴作用。我声明在先，我觉得搞点民主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复杂，文化多元的国家，可以让百姓多一点参与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要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照搬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来，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动乱，我们的民族矛盾就会急剧上升，我们的生产就会停顿，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就要灭绝，这个国家就要灭亡。

二、先谈点哲学

民主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而政治学却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来自西方的学问。既然民主这两个字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本源和内容应该是带有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根本色彩。不过，在当今的中国，平民老百姓统统都望文生义，按照“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概念去理解民主，因此会对政府的政策，对决策者的方针提出种种意见，发出各种牢骚，甚至于闹出一些过激的行为，而且又统统放在实行民主的旗号下，自己觉得义正词严。不过，以“人民当家作主”来理解则完全不是民主的本义。以今天的概念来说人民当家作主,从普及民主政治，要求政治透明的意义上讲,也不算错。只不过这个问题要在政治治理的角度去谈，不能挂在民主这个政治制度特定意义上来讲。

人类社会，单单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已经演绎了几千年。包括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以及在有文字记录之后，人类的一切活动，总是在试图了解宇宙的奥秘（对外的物质的世界和生命的来源）和生命的玄妙（对内的物质和心灵的探索）。一切的探索和争论，都是为了寻求身外世界与自身相互关系的真理。一切政治哲学，都是为了了解生命的玄妙和宇宙奥秘而做出的探索与解释之一。或全，或偏，万变不离其宗，都逃脱不了人类渴求了解生存环境，以及人与环境关系这个深刻目标。为了更好的生存，人类有必要规范互相之间的交往。这个规则，虽然也是从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中提炼出来的。但是人类与动物的主要区别在於，弱肉强食的法则不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的生存法则。人类有思想，便有各自对於这个所生存空间的解释。有一个个体的观察和解释，便有了多个个体观察的异同，於是便有了群体的辩论和共识。有了群体的辩论和共识，便又有了群体内行事的准则。推而广之，群体之间对於共同生存的空间，又有了共识与分歧。尤其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应当按照什么规则生活,应当按照什么规则与人交往,应当如何看待一个个体的生存与生死的问题，人们对这些问题探索了几千年，而至今还在希求能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更好的生活方法，来保证人民的安居乐业。出於对於一个理想世界和理想人生的追求和交流的需要，所以会有宗教，有文化，有语言，有文字。而宗教、文化、语言、文字、乃至於音乐歌唱，统统有基於不同地理空间，生存环境,不同历史基础，而演变来的特有生存规则和方法。人们为了认识这个外部的物质世界和理解人类本身的存在意义，经过了几千年的牺牲和奉献。但是如果不是从本源上去思索，往往受到地域和宗教、文化传承的限制。也许惟有人类这种有思想的动物(唯物的)，对人类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以及为什么会生存于这个世界，而后最终离开这个世界，进行深刻地反思（唯心的），才能理解今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诸多赞誉，诸多批评，不过是过眼烟云，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如果跳开了对於这种反思的重要性，任何对现今制度和社会现象的批评，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无病呻吟而已。任何制度，都是基於一个有形的社会的影响和需要，而衍生发展设计出来的。一切有形的社会制度，都会生成与之相匹配的物质文明和物质文化，反之亦然。而当这种物质的生活基础发生了变化，这种社会的制度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这是辩证的逻辑。但是，辩证逻辑解决不了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即使有了物质生活的保障，人照样有烦恼，有痛苦，有不知所措的迷茫。这就是任何所谓设计的制度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人们常常忘记一个更加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凡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会改变，会在某一时刻，某一阶段消失毁灭殆尽。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动。这个社会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即使是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主角的人类，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生、老、病、死。当一个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与这个社会相匹配的社会制度，也就同时发生变化。一切来自于虚空，一切也消失于虚空。

同时，人类对自己的了解同对世界的了解一样，都还很少。每个人对自己的内心深处有多少认知，又有多少把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管得了自己的思想情绪欲望？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得了别人？人们对一件事物的认知，又有多少准确度？其实，量子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同样适用於人文科学，适用於认知科学。人类认知事物的水平，充其量不超过《易经・系辞》所讲“象其物宜”的范围，也就是似乎、大概、好像是那个现象、事物，也可以说是刻舟求剑、盲人摸象。总之，不管什么制度，在人性根深蒂固的弱点面前，都会捉襟见肘，困惑而无奈。

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以为今日的对於民主、自由、人权等等现代时髦概念的议论，只不过是人类历史演变千万年长河之中，短暂的浪花而已。近现代所谓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概念，充其量在我们所知道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过存在了数百年。而今日社会中“民主”“人权”的喊声喧嚣尘上，扳扳手指，还没有超过一个甲子的六十年。与人类生存的真正目标和宇宙变易的宏观真理相比，实在是称不上什么普世价值观。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还远远没有到达可以下一点点结论的阶段。

三、在中国，德谟克拉西怎么就变成了民主

中国在刚刚开始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概念的时候，因为中文里面的词不达意，最初仅仅把这种制度称之为“德谟克拉西”。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民主概念，是严格地限定在某一种特定制度的形式上的。西方社会制度中的民主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来源於宗教体系中的平等相处，匿名投票选举神职人员的过程。修道院中的修士们早就在执行这样一种“民主”制度了。而且“人人平等”、“秘密投票”（所谓的无记名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等等形式，至今保留在罗马教廷选举教皇的制度里。民主的最早形式，根据学者们公认的考察，起源于雅典这样的城邦国家。古希腊城邦在当初被称之为国家，其实与我们今天国家的概念相比小了很多。雅典公民都可以参与的这种民主政治制度，同我们今天所谈的民主政治有着巨大的不同。当时的雅典公民，只包含出生于雅典的居民。妇女、奴隶、外国人，都不包含在可以参与政治的群体之内。当时的雅典，是一个只有二十万人口的国家，其中不到六万人是出生于雅典的居民。自由公民的人数远远少於城邦内的居民，所有的自由公民（其实都是有产阶级）可以参与直接议政，并且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而且，在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中，除了选举这样的民主制度外，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通常是以抽签和轮流的方式选出的。因此，作为雅典的居民，除了可以通过选举担任军事领袖等贵族职务之外，还可以通过轮流抽签等方法，担任城邦中的重要职务，甚至担任城邦的最高领袖。这个是当代人们完全无法想象的。由此得出的推论，也就是说古希腊的民主制度的尝试，是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的。

这也难怪，当时的柏拉图和亚斯多德这样的伟大哲人，也对民主制度有过相当严格的批判。他们并不认为民主政治的制度就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只是比较独裁政治或寡头政治而言，相对要好一点。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产生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决策。柏拉图认为，真理可能在少数人一边。亚里斯多德则认为，以简单的多数和少数对比来决定真理，并不完全鼓励人们对“德”的培养和追求，充其量不过比独裁政治和寡头政治稍微好一点。

雅典城邦制灭亡后两千多年，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从来就没有被重新使用过。中间有过短暂的罗马共和时期（公元前一、二世纪），以及意大利北部自治邦（佛罗伦萨、威尼斯），但是以共和制为代表的民主共和体系，也就是以代议制为代表的民主政治体系，一直到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和美国的立国之后，所谓的现代民主政治，才逐渐显示出一些特色来，而至今也不过近三百年的时间。现在为人们津津乐道挂在嘴上的美国民主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以民主作为主要特色提出来的，而是以共和――即以选举出来的参政代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至於所谓的选举权平等问题，美国人到二十世纪，才刚刚着手解决妇女和有色人种的选举权问题。

中国的现代民主翻译，是直接从日本语的翻译中借过来的。最早用民主这个词的人，或许是严复（几道）做的尝试。严复在翻译法国人孟德斯鸠《法意》（现名《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就是借用了日本人的翻译方法。不过由於日语和汉语之间，有著动宾倒置的语法区别，李大钊就曾经评论说“把德谟克拉西翻译成民主主义，则嫌他治意味过重，所能表达的范围，倒把本来的内容弄窄了。”因为日本在选择民主主义的概念的时候，主要是针对“主权在君主”的概念,引进西方的民主概念突出“主权在民”的意思。正因为如此，中国早期的革命者，多半使用德谟克拉西全名，而不喜欢使用民主这样一个简单词语。因为德谟克拉西一词,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从西方引入的一种政治制度的意思，而民主一词的简单使用，则更有可能引起诸多歧义，可能走入无政府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混乱之中。不过，百年来中国的历史，一直是处於动荡和战乱之中，出於普及革命的需要，把民主政治制度当成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概念来宣传，实在是动员民众的一种方法。将错就错，我们今天也只好以简单的民主二字，来替代很多严谨的复杂的政治内容了。也正因如此，社会上才出现如此众多的对於民主理解的歧义，也影响了今天的政治生活。

这种基於平等人权概念上的选举平等的民主思想与制度，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从尧舜禹三代推选贤者为天子的禅让，到《礼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