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关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二十年来几乎全世界各国的学术理论界都已经形成共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已经非常充分地“证伪”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建立的以“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集权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模式”， 原来实行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甚至是越南和我们中国，都非常一致地放弃了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并且实践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放弃这种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各种改革实践，尽管还在改革的发展过程中，但已经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取得了经济上的相对繁荣、人民群众生活上的显著改善和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不久之前，连古巴也启动了社会改革并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至今仍然坚持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朝鲜的人民群众无可争辩地确实生活在饥寒交迫中！这就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规律，更是各国人民实践检验的结果。

但是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李慎明先生却又来翻这个历史的定案，发表了《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的文章，来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辩护。李慎明先生认为：“1991年前后苏联所收获的‘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剧变‘风暴’，正是苏共20大播下的全盘否定斯大林之风并不断发展的结果。苏联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既是苏共20大赫鲁晓夫集团开始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的结果，又是人民群众对苏共进一步丧失信心的原因，以及最终从思想上政治上形成一整套错误路线和政策的原因。”[1]“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包括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起，苏联共产党已经开始逐渐变质。”[2]“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苏共垮台，亦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苏共垮台了，而是已经蜕变为社会民主党亦即资产阶级政党的垮台。”[3]对李慎明先生文章中的这些观点，我实在无法苟同，必须在这里和李慎明先生提出商榷！

一、苏联和东欧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严重弊端！

我且先不说李慎明先生的上述观点到底有没有事实和理论上依据，至少我在李慎明先生的文章中没有看到具体的事实和理论依据！我们退一步说，即使赫鲁晓夫真的“变质了”，那么赫鲁晓夫为什么会变质，这种变质难道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偶然事件？其中有没有某种必然的规律性功效？如果李慎明先生还承认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关于“偶然性中包含着某种必然因素”的理论原则，那么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变化，不管它们是“进步的改革”还是“倒退的变质”，都不可能仅仅是纯粹的偶然事件，都必然地存在着制度上的、历史发展的本质性原因，甚至可以说是原有的制度上的弊端的直接后果！难道李慎明先生能够有事实和理论依据可以证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变化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无关吗？

二、赫鲁晓夫的政策到底是进步的改革还是对社会主义倒退的变质？

至少，李慎明先生在上述文章中，没有做出任何事实和理论的论证的情况下，就一口咬定赫鲁晓夫政策变化是对社会主义的变质，这不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够严谨的！所以，我希望李慎明先生能够对这个结论拿出充分的事实和理论依据，而不应该信口开河！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赫鲁晓夫的政策变化做事实和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

对赫鲁晓夫来说，在他执政十年左右时间中，其实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赫鲁晓夫既不想、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联以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甚至是没有改变苏联政治上集权管理的社会制度。我们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报告的标题《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就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主要地是集中在对斯大林个人独裁的专制和滥杀无辜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问题上。我实在不知道李慎明先生有什么事实和理论依据可以论断赫鲁晓夫是对社会主义的变质！这里当然是指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变质。

现在我们来具体地看看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所列举的客观事实：

“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甚至在进行炽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没有采取极端的镇压办法。当时的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在我国建成，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镇压的措施。……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办法，是在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苏维埃国家业已巩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已经确立，而且我们党在政治上业已巩固，无论从数量上和思想上来看已经受到了锻炼的时候。”[4]

在这里赫鲁晓夫报告中以事实击穿了所谓“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是出于严峻的对敌斗争的形势和需要”辩解的谎言！摆出了斯大林是在尖锐、激烈的国内战争已经结束，社会进入和平稳定时期滥杀无辜的事实！

“‘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那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斯大林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和恐怖手段。他愈来愈广泛地、愈来愈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往往破坏现存的一切道德标准和苏维埃法律。一个人的专横也就怂恿了另外一些人的专横，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处以死刑等等。它产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绝望状态。这当然不会促进党的队伍的团结和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团结，相反，是消灭了那些忠诚的但不为斯大林喜欢的干部，或者是把他们从党内排挤出去。”[5]

“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

1 、侦讯机关――加速审理策划或进行恐怖行为的案件。

2 、司法机关――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推迟执行死刑的判决，因为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受理这类申请。

3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在法庭做出死刑判决后对上述类别的罪犯立即执行。”[6]

“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根据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而制订的。这个党章规定，凡需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只有在这种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认为必需这样做，才能将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并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犯了党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全会讨论过。在调查了某些所谓‘特务’和‘破坏者’案件后，现已查明，这些案件全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7]

“斯大林在 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边区委、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发出了一份密电，内容如下：‘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后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8]

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的这些文字，已经非常清楚地揭露了斯大林以怎样的恶劣的、违法的、不人道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的手段来对付无辜的党的优秀和忠诚的领导人的。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再摘录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所揭露的斯大林极其帮凶是如何以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手段来制造埃赫、卢祖塔克、“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中心事件”和“乌拉尔起义总部”等冤假惨案的无数事实。如果读者感兴趣，可以直接到网上查阅赫鲁晓夫的报告。

我们从下面的数据中可以体会和认识斯大林极其帮凶对苏联的党和国家、民族犯下的巨大错误、甚至是罪恶：“经查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全场群情激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遇，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1920年前参加党的。……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自1954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76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9]

赫鲁晓夫的揭露的以上数据，已经可以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了斯大林犯下的不仅仅是“错误”，而是滥杀无辜的中央领导人的“罪恶”！

而赫鲁晓夫报告中揭露的如下事实，可以证明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前夕是如何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地错误估计希特勒的战争野心，而残酷的肃反扩大化又使大多数干部不敢说和斯大林观点不同的真话，甚至斯大林以不能给希特勒挑起战争的借口为理由而不允许苏联军队和人民做任何的战争准备，从而错失了战争准备的最佳时机，使国家和民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从现在已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还在1941年4月3日，丘吉尔就通过驻苏大使克里浦斯当面提醒过斯大林，说德军开始重新部署，准备进攻苏联。……但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当作耳边风。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说不要相信这类情报，以免挑起事端。 应当指出，从我们军方和外交渠道我们也得到了德军入侵苏联领土的威胁这类情报，但由于领导上的这种成见，在送呈这些情报时，人们都胆战心惊，在佑计其可靠性时，便大留余地。……尽管已有这些非常严重的警告，但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好保卫国土，防止突然袭击。”[10]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战前已提供了极好型号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组织好大量生产，而我们改装军队只是在战争前才开始的。因此，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制造武器的旧机器，因为军工生产已不再使用这类机器，也没有新式武器，因为军工生产刚计划引进这类机器。高射炮的情况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尚未组织好。许多防区在战争开始时没有防卫能力，因为旧武器已要回去，而新武器还未发下来。 ”[11]

“莫斯科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是，这是挑衅行为，边境地区不用任何准备措施，不要给德国人以借口，免得发动针对我国的军事行动。因此，我们的边境未曾做过足以回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当法西斯部队已经侵入苏联领土并开始了作战行动时，从莫斯科来的命令是一枪不还击。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认为战争尚未开始，边境地区是德军个别不守纪律的部队的挑衅，如果我们回击，那就会成为德国发动战争的借口。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在希特勒军队侵犯苏联领土前夕，有一个德国人逃奔到我国境线上来，说德国部队接到命令将在 6月22日夜晚3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当时立即把这事报告了斯大林，但是，这一信号仍然没有引起注意。……结果就是在最初数小时，在最初几天里，敌人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我们大量的空军、炮兵和其他军事设施，消灭了我们大量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接着，我们已无法阻挡敌军深入我国：同时，1937年到1941年间，由于斯大林根据捏造的控诉而发生怀疑的结果，清洗了大量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这也产生了严重后果，特别是在战争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