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就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张维为先生商榷

读了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张维为先生《“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改革》的文章后，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张维为先生的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还是无法实现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突破，他的理论重点还是在维护传统集权的政治体制中绕圈子，还是不承认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地滞后，不承认中国社会上所有重大的“致命问题”都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所引起的。我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突破传统的集权的政治体制，那么这种改革还能够有资格被称为政治体制改革吗？现在我就拿张维为先生的《“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改革》为目标，来逐一地批判张维为先生和主流理论界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扭曲和误导！

一、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有没有滞后？

我基本上同意张维为先生的这个观点：“中国今日的迅速崛起离不开中国所进行的大量‘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内容包括：彻底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政治运动，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质利益和文化精神生活；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使他们的知识和才干得以发挥；废除了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制度；进行了村民自治等多种基层民主试验；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官员‘选拔’和‘选举’相结合的制度；广泛实行了官员提拔公示；改革了户口和档案管理制度；大规模地削减了各种行政审批；政府重大决策均进行广泛民主咨询；建立了基本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等。”

我的观点非常明确，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应该从二方面来认识：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中国的人权状况可以说是从秦始皇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但另一方面，正如张维为先生自己说的，中国仅仅只是进行了‘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而历史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很大规模”的、是突飞猛进的，所以二者相对比，客观事实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严重地滞后”的！而且因此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社会问题！比如屡禁不止、越演越烈的腐败和远远超越警戒线的贫富二极分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几乎全部都直接地和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有关。

二、中国应该如何来面对全世界所有已相对成功的发达国家的“普世价值”？

我们之所以说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是相对成功的，主要是指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次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最主要的二大方面：就是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大多数民众共同富裕二方面都取得了相对完善的结果。（这二方面，也是邓小平确认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二大标准和原则！）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检验的结果就是：所有取得这二大原则相对完善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全部都是承认和实践“普世价值”和民主政治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所有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同样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承认和实践“普世价值”和民主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的！这就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实践检验的结果！

所以，包括张维为先生在内的主流理论界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绕来绕去，目标就是一个，维护中国传统的集权体制，否认西方“普世价值”中的民主政治的主要原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需遵循的原则体系！

我为什么说民主政治和“普世价值”也是中国必需的制度原则，就是因为，当人类社会由农业化进入工业化的历史阶段时，也就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同时进入了私有制市场经济体系，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工业化，那么市场经济的最大原则（也是和农业社会的最大区别）就是必须坚持和贯彻“公平竞争”的原则，“公平竞争”也是保证市场经济“高效率”的最主要的、必要条件。没有“公平竞争”，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也不可能完成和实现工业化。其次是，市场经济“必需”政府宏观调控的辅助，而能够贯彻“公平竞争”的政府宏观调控，就必须是“民主政府”！什么是“集权体制”？“集权体制”的要害就是不公平竞争，就是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所以专制集权在本质上、根本上和市场经济是无法兼容同存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市场经济自始至终伴随着严重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的根本原因！

接下来我们直接对张维为先生的言论进行批判。

张维为先生说：“ 中国的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如果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那么国家将陷入混乱和分裂。”

第一，张维为先生说；西方政党“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政党，……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张维为先生的这些论断，要么证明了这位曾经长期在国外任职的学者根本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要么是在故意地歪曲、误导。理由就是，张维迎先生是否认为得到大多数“选票”支持而执政的政党和政府是“不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而依靠“枪杆子”集权执政的政党和政府才是唯一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和政府？这个问题并不涉及执政的结果客观上是否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仅仅只是从二种执政党和政府产生的不同程序和模式来比较，哪种产生程序和模式比较能够产生真正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执政党和政府。我希望张维为先生和大多数主流理论家能够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不要故意地回避这个问题。自由主义导师哈耶克曾经坚定地指出：当人民的意见出现分歧时，运用民主的决策程序比运用暴力解决要科学的多、高效得多！我不知道张维为先生是否反对哈耶可的这个观点？

其次，张维为先生认识：‘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事实和理论依据是什么？我认为，执政党是否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最主要、最有力的证明和依据，就是人民群众的拥护，也就是人民群众绝大多数“选票”的支持！我不知道张先生和主流学者是否认为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最主要、最有力的证明和依据不是“选票”，而是“枪杆子”？同样，这个问题仅仅是“如何证明” “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问题，而和是否确实 “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问题无关。

张维迎先生说：“中国合法性的论述关键是两点：一是‘民心向背’，二是‘选贤任能’。……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用中国‘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选贤任能’的理念，一个政权怎么能有资格执政？这样的政权能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中国现在力求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比光靠‘选举’的西方制度更有竞争力。”

在这里，同样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现实是，他们向中国引进通过考试“选贤任能”的制度也已经快有一百年了，而中国不但是已经事实上放弃了“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产生几百年后的明清朝的“科举”，已经事实上异化为遏制和危害人才的事实，放弃它实在是一种进步。）而中国社会现实的“选贤任能”模式，也已经实实在在地受到集权制度“不公平竞争”和权力腐败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仅仅就“选贤任能”问题来分析，也很难有事实和理论依据来证明中国就一定比西方发达国家强！我这么说的依据，就是单从程序和模式来说，集权体制的中国在这方面没有一定比民主制度的发达国家优越的事实和理论依据！尽管“选贤任能”是产生在中国，西方是向中国学习的。虽然青是出于蓝，但并不是一定不能胜于蓝！

再就是在“买官卖官”的腐败行为屡屡暴光的今天，我不知道张维为先生和主流理论界还有什么事实和理论依据可以证明中国在干部选拔制度方面比西方强的结论，同样也有什么事实和理论依据来证明“现在力求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比光靠‘选举’的西方制度更有竞争力。”的结论！

三、中国应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如何保持“中国特色”？

我的观点非常明白：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文化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中国和西方的“优势互补”！ 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是任何社会变革，都不但需要“全民共识”，而且还必需一种社会文化的积淀和文化预热。任何社会变革，都必然有先行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需要在制度上改革、突破、创新，同样也必须学术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更需要文化积淀和观念、风俗、习惯上的先导和支持。

那么，如何来实现当今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文化大国的理想和建立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制度体系呢？到底应该是以“继承和复兴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制度原则”为主、还是应该以“学习引进包括普世价值在内的西方先进文化理念”为主？我认为二者都非常重要，但都不能“为主”，而应该、只能、也必须坚持中西文化和制度方面“优势互补”的原则，也就是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制度模式，还是西方文化、西方的制度模式，只要是先进的、科学的、再就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所客观需要的，我们都应该接受和发扬。并必须排除和放弃二者中的糟粕和谬误，排除和放弃二者中有碍于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所有错误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指出的是，张维为先生和主流理论界都相当一致地只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的总原则，而从来没有详细地论证，中国到底应该坚持继承哪些具体的原则，应该抛弃哪些已经落后的“糟粕”，同样在学习西方先进制度了理论方面，同样也只是反对“全部照搬照抄”，也从来不具体地分析我们到底应该向西方学习哪些原则，而应该抛弃哪些西方的糟粕！

我的观点非常明白：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之所以传承几千年，从未中断过，就是遭到亡国之灾，中华民族的文化也能够得到外族统治者的青睐，并由他们继承、发扬，最后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大融合和大发展。这确实是因为中华文化代表了农业文化的灿烂顶峰。在人类处在农业社会的发展阶段，只要想国家繁荣发展，就离不开中华文化，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迅速在东亚得到普及的根本原因。但自从人类历史进入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以来，和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相适应的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在欧美形成后，和世界农业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冲击和竞争中衰弱一样，代表农业文化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确实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在文化上吐故纳新、新陈代谢、引进发展、并和西方的工业文化实现优势互补，那么就必然成为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桎梏。在制度方面也一样，传统中国适合农业社会的专制集权的制度体系，同样无法适应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上建立和完善适合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民主制度的话，中国将必然地存在彻底葬送改革开放的所有成就的危险和可能！

那么我们又应该怎样来吐故纳新、新陈代谢、优势互补呢？应该放弃哪些糟粕和谬误？继承哪些优秀传统？我认为主要地就是必须放弃和封建专制和集权有关的所有文化观念！什么“三纲五常”、什么孟子的“君轻民贵”、（孟子的“民本论”是以忠君和皇权为前提的，而现代民本论应该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排除了那些和封建专制有关的文化理念以后，剩下的大多数中华文化都应该是继承发扬的优秀文化观念，包括“仁、义、礼、智、信”、仁义道德、礼仪智信、诚实信用、助人为乐、慈爱宽恕、平和恬淡、中庸和谐、勤奋好学、崇尚知识等等，都属于应该努力发扬的文化理念。在制度方面，同样应该抛弃一切“君子专制”和“集权”的制度原则，除此之外，张维为先生指出的什么“考试择优”、“家庭和睦”的伦理制度等都是属于应该继承的范围。

相对西方工业文化来说，我们需要的就是有利于促进我们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促进中国溶入世界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全球化历史潮流的文化理念，包括民主、自由、共和、宪政、个性发展、人权、法治、三权制衡、新闻自由、新闻监督、全民普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和合理激励、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政府宏观调控极其在范围和力度上的限制、政府和执政党的行为范围和责任、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福利制度的必要性和适合的程度等等现代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