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

摘录自《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特区书写-- 香港的例子》一文

原发表于《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2月17日香港）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2003年至2007年被借调到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做研究工作，可以说是中国官方的智囊。 2007年至2008年强世功在北京的《读书》杂志发表了十三篇名为「香江边上的思考」的文章，后略经整理成为《中国香港》一书，分别在香港和北京出版（以下统称上述文本为「香江文章」）。

「香江文章」引用不少历史实证与文献材料，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建构了看似详尽、严谨、圆融的宏大叙事，也藉用了抒情修辞来释放真诚感与善意感。我认为这批「香江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它除了对中国官方的香港论述提供理论的根据和批注，有成为中共治港班子的参考读本的可能外，还提出了一些值得香港书写者商榷的问题意识。

有趣的是「香江文章」文本的内部矛盾同时也提供了对它批评的资源。我认为「香江文章」的内部矛盾源自它试图包涵多套难以调和的思路：一、解说中国官方的香港政策（这或许是强世功写这系列文章的官方任务）；二、强世功个人对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的相对肯定及对改革开放年代的批评；三、强调毛泽东的伟大光荣正确，同样邓小平也伟大光荣正确；四、展现当前中国党政体制的正当性与优越性；五、说明中共政权是继承中国传统，而中国传统就是王朝帝国和儒家，而儒家是指「捍卫使自身文明性格得以展现出来的政治实体的正当性」的政治儒家（不是指港台新儒家那种儒家）；六、借特区的存在开拓一套有异于中国官方主权论述的中国天朝主义论述。

中国天朝主义（简称天朝主义或国朝主义）是我提出的一个标谶，是对现下某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概称。现在很有一些以华文写作的学者认为：一、中国不是现代（西方）意义的民族国家或帝国；二、当代中国党国体制是强世功下文说的「传统中国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三、大清帝国是传统中国天朝式政治视野的极致表现，也是今后中国政治想象的模版。我将这样一套话语称为中国天朝主义。

若与「北京共识」及「中国模式」的提法相比较的话，以对中国现状特别是经济制度方面的描述能力而言，天朝主义逊于「北京共识」及「中国模式」，但在政治上作为规范性、建构性的引导意识形态则似不比后两者弱，而且有着比后两者更强的传统文化内涵，地缘政治冲击，及「大历史」或「长历史」意义的企图心。

强世功的「香江文章」，让我们可以一窥中国天朝主义的部份面貌。我将不厌其烦的引用强世功的原文，因为对强世功来说天朝主义与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在理念上的关系是直接的。这关系到香港的命运。

本文的有关讨论带有雷蒙‧阿隆式及以赛亚‧柏林式从对手理论中学习的意味。

（一）

在此先要清理「香江文章」的几个较小的问题。

一、强世功似乎并不熟悉49年后香港的社会历史与民间心理，所以有些论说似是而非。例如他说：

「近代以来，香港虽然割让给英国，可香港人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尤其新中国刚刚成立时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使得香港人的爱国主义高涨，并在“反对殖民主义” 的爱国旗帜下参与、支持或同情香港左派发起的抗议行动。」。

这段写得太「捣浆糊」了，都不知道从何说起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但肯定的是很多港人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逃来香港的，不可能都是新中国和香港左派的支持者。（例证之一：到80年代香港的大多数主流日报还都使用中华民国年号。）

类似「捣浆糊」论说，再举两例：

强世功说：「香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沦为“难民社会” 时，左派自发组织内地同胞团结自救，共度难关，成为当时香港社会的道德楷模」。

内地大跃进三年人为灾害后，大陆难民逃离共产中国，香港连一般老百姓都会去边界接济这些「难胞」，反左情绪高扬。但同时六十年代香港经济已到小康，怎么都不能说是「沦为难民社会」？而且左派什么时候成为过香港社会的道德楷模？

强世功又认为：「香港人如何看待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议运动，如何看到七十年代的精神自觉，就变成撕裂香港人内心世界的痛苦伤疤」。

香港人内心何来痛苦伤疤？六七年「反英抗议运动」在给北京叫停后，大概只对本地左派的追随者造成内心伤疤，因为给北京牺牲了。对当时绝大部份港人的内心来说，那只是一场响应大陆文革和模仿红卫兵式的暴动，并没有撕裂香港人内心。

二、「香江文章」对一些特定话语的引用缺乏节制。例如在一篇谈到香港大学的文章里，

多次说港大培养「小英国人」，如「正是通过香港大学的培养与教育，使得香港本地华人能够接受英国人的思维习惯和价值观，成为地地道道的“小英国人”」。 「创办港大可以培养一批接受英国思想文化的“小英国人” ，也就是买办阶层」。 「……间接统治，其要旨就是培养英式的地方精英（“小英国人”）」。

港大的毛派学生在七十年代初是也曾很意气风发的骂过港大培养「小英国人」，但学者的严肃文章似不宜将某一特定族群漫骂式的话语作为一个社会的普遍现实去套用。

另外，在“去殖民”这个学理问题上，强世功的理解很直接，去殖民就是改宗认同中国：「在香港未完成“去殖民化”之前，或者说香港的国家认同没有确立之前，香港政制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国家建构的难题中」。这样的以去殖民等同「再国族化」的思路，与香港主要的后殖民论述(如罗永生反对从殖民时期对回归后政经精英的共谋结构及周蕾强调香港主体)的去殖民理解相去甚远，甚至是完全抵触的。

强世功说：「不少香港精英内心其实认同英国这个“国” ，或美国这个“国” ，而不是中国这个“国”」。

在这里强世功对香港精英心理的描述是想当然的。如果说大部份香港精英有什么内心认同的话，那是认同香港这个地方，真没几个（不能说没有）认同英“国”，而认同中国的精英也肯定多于认同美“国”（除非是居港美国人）。注意，这里强世功是特意强调对“国” 的认同，不是泛论文化偏好。

「香江文章」中有些句子的用词，如「这是中华民族的主人心态与殖民地下的奴隶心态的针锋相对」、「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初期不惜采取绥靖政策」，都不必要地带着俯视的态度。

三、「香江文章」的一些推论，也似过于跳跃、过于想当然、牵强、武断或过度解读的：

「香港教育的本质是要彻底消除中文」。

「香港教育的殖民本质必然是压制中文教学，推崇英文教育。中文教育与英文教育之间的冲突，反映了香港文化主导权或主权的归属问题」。

「不愿意认同普通话及由此形成的汉语学界，而甘愿在英语学界处于末流，正是香港在思想文化方面，昀终会在经济方面被边缘化的根源」。

「香港精英阶层……他们在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些文化价值上，认同香港属于英美西方世界的一部份，而不是中国的一部份，因为他们（包括他们背后的西方世界）根本抹杀了中国革命对人类平等解放做出的巨大贡献，不承认中国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对推进民主进程的巨大贡献」。

「毛泽东对大陆与海岛的思考固然有现代地域政治的考虑，但更多的是延续了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关于“不变”与“权变”、“仁” 与“智” 的思考……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思考首先关注的是“不变” 的要素，这就是对全世界和全人类的根本关怀，其核心思想依然是“仁” ，是共产主义下人人自由平等的至善之境」。

关于昀后一点（强世功将毛泽东看成儒家“仁”的继承者），下文再谈。

（二）

现在我将详细罗列一下「香江文章」如何试图包涵多套难以调和的思路以拼贴成一套内部充满矛盾的论述。

首先我要说，「香江文章」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将一些官方政策及官方逻辑白纸黑字的写了出来，让我确定的看到中共治港班子如何理解特区一国两制。

例如这段说明中央为什么要支持香港资本家，就值得引用得长一点：

「在中央的决策思维中，所谓“繁荣”就是要确保“两制”下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而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保证资本家的利益；“稳定” 就是理顺香港内部的政治关系，理顺中央与香港的政治关系，前者要照顾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后者要确保国家主权和爱国者治港。经济“繁荣” 是政治稳定的前提，政治“稳定” 是经济繁荣的保证。因此，在中央“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的政治责任中，香港工商界无论在繁荣问题还是在稳定问题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强世功又指出：「行政长官就成为巩固中央与特区关系昀重要的纽带，中央不得不牢牢把握住对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命权，而且确保特区的行政主导权掌握在“爱国者” 手中」。

然而，强世功却透露回归后中央对港人的爱国定义的改变：「在“爱国”问题上，他们（香港精英）经常会说，他们爱的是祖国的河山和历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国家主权在内的政治实体。这样的爱国曾经是我们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爱国标准，而不能成为香港回归之后的爱国标准，否则，香港人与海外华人的爱国有什么分别呢？」。

从以上几段引句不难看出，强世功要强调的是：治港者必须是爱国者，而且与回归前不一样，爱国现在的定义是爱政治实体。

但是这跟邓小平公开说的爱国定义不无出入。邓小平说：「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香江文章」也印证了中共香港政策--「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份利用」-- 的现实主义性质及统一战线论述难免的遮蔽性。

强世功说：「在香港政策上，毛泽东是政策制定者，周恩来则是执行者，而廖承志作为周恩来昀得力的助手直接负责香港」。「首先，把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中，是为了在政治上分化英美势力……」。 「其次，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中，可以利用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展侨务工作……」。 「昀后，就是香港在经济上对内地发展的价值」。

通常一般论者也认为中共的香港一国两制安排，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政策。在这样的现实的考虑下，主权、民族或阶级的原则都暂且放下。

强世功承认说：「中国共产党要求支持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治，这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理论看来似乎显得离经叛道」。

他接着强调说：「然而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共产党理论中昀核心的要素不是阶级，也不是民族，而是“国家”和“天下”这样的概念」。强世功直接承认中共的核心要素不是阶级与民族，照这个说法，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也不是反资反殖反帝（不知道老共产党人看到有什么感想）。

强世功更强调说一国两制的设计「并非基于对现实的权宜考虑」、「是中央的长期国策」，并说：「“一国两制” 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儒家“封建” 传统之上的政治思考」 。

这几句话怎么解释？强世功到底想要建构怎样的大论述呢？

（三）

曾任全国政协的香港评论家刘乃强说：「一个真正的左派激进者，会批评中国和共产党…… 强世功兄是我的朋友，他很多观点我都同意。但是强世功是真左派，左派的分析架构，不论「旧左」或「新左」，都从马克斯开始……」。从「香江文章」来看，强世功肯定一国两制对香港资本家利益的保证，这位刘乃强眼中的「真左派」，其实不见得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从中国政治语境来看他确是有甚左的一面，批评改革开放，相对肯定文革、反对告别革命。

看这一大段：「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世界努力争夺民主话语的主导权不同，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首先采取了“硬着陆” ，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中的“大民主” ，在倒秽水的时候不小心连孩子也倒了出去，丧失了对“民主” 概念的解释权；接着又以“不争论” 的实用主义方式处理政治正当性问题，致使中国政治丧失了政治正当性原则的是非问题，窒息了中国政治的生命力和意识形态的活力，陷入了庸俗的市侩主义；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别革命” 中拥抱了英美自由主义。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努力奠基的人民民主、社会平等这些政治正当性原则由于缺乏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支撑，在口是心非的政治实用主义中丧失了生命力……」

还有：「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既没有探求背后的“儒教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