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不必对西方“集体焦虑”愤愤不平

自打在庄子中读到那段著名的对话，即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和你不是我，又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之后，就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说话，不管那话说得对与否，至少要能自圆其说。如果一种话，尽管说得冠冕堂皇，甚至感天动地，可只要一个常识就能戳破，让你那话站不住脚，那么，你那“冠冕堂皇”你那“感天动地”也就一钱不值了。而自己最近就又读到这种冠冕堂皇这种感天动地的话，这就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大名鼎鼎的房宁先生有关“一种文明的衰落”。

中国报界知名度颇高的《环球时报》最近刊登了一篇“七人谈”，是“七位中国知名学者谈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结论是“2010年和平奖的根源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集体焦虑”。

真没想到，偌大一个世界，“崛起”一个中国，就能让整个西方“集体焦虑”。不是我有意要在这里灭咱“自己人”的威风，我们有些人也实在太小看西方了吧。当然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由西方的“集体焦虑”反过来又让我们一些知名学者“愤愤不平”。这样一来，西方是否真的“集体焦虑”了尚是个未知数，而我们有些人的“愤愤不平”倒是千真万确。

说起来，即使人家西方真的有什么“集体焦虑”，在我看来，也不怪不得人家，因为问题确实出在咱这儿。但若不信，也好办――这七名“知名学者”的工作单位不都在北京吗，只要放下身段，愿意“不耻下问”，就近请教一下可称得上世界级学者的周有光先生，就知道自己的这种“结论”有多么可笑乃至荒唐了。

我相信，见了这些“知名学者”，周先生虽然会很客气，但也一定会向他们解释人家西方之所以会“集体焦虑”，说白了，那是因为人家西方“害怕”呀。而这害怕，正缘于我们在“崛起”后反对“普世价值”，并且一个劲地强调“多样性”、“多极化”。在民主国家看来，世界多极化容易导致战争，而一体化才能和平共处。更重要的，你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集权制度，人民难以监督政府，而在这样的国家，从这“多样化”再一直“多样”下去，不论政府要说什么还是要做什么，人民也就都只有俯首帖耳，听之任之，人家难免会害怕。

众所周知，报纸上这七位都是“中国知名学者”，岂止“知名”呢，在我看来，这些人几乎还可以代表政府，因此也就显然掌握着一种话语特权，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可以在媒体上大谈特谈某种话题的。而对于中国普通百姓乃至不知名的学者，不仅没有资格谈，而且对某种话题往往还会条件反射地望而生畏，甚至惟恐避之不及。正因此，这些“中国知名学者”谈得对也好错也罢，我们都只会视而不见，不想置评。我这里仅就个别“知名学者”如房宁先生在谈某个话题时夹杂的个别观点发表一下自己的异见。因为说句也许不该说的话，在本人眼里，这七位知名学者的分量加在一起也不如一个周有光在我心中的分量。

这七人谈的“由头”是近两个月来一直很热的“2010年和平奖”，而这家报纸代表的又是政府，这七人所谈的内容以及倾向，也就不言自明了。

打头炮的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的看法相对还有一点点客观性。比如，他认为：“诺贝尔委员会把奖发给刘晓波，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人权问题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他还认为“美国人过去有一个政治判断”，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带动中产阶级的崛起，接下来顺理成章就是西方民主在中国的推行。但现在，中国中产阶级确实崛起，但是崛起之后并没有对西式民主表现出过多的在意，反而是开始享受有车有房的生活，并没有萌发西方所期望的所谓‘政治诉求’和‘政治冲动’。”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倪副所长所陈述的这几句毕竟是事实。你看我们现在一些中产阶级都在干什么，不就是吃喝玩乐吗？当然，你要我专门作文指责他们，自己暂时还没这个兴趣。这些人有了钱，成了中产阶级不假。可谁让他们生在一个既难以实施“政治诉求”也难以产生“政治冲动”的时代呢？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们不吃喝玩乐，又能干什么――除非让他们也都移民去海外。

在倪副所长之后自然还有几个“中国知名学者”跟着谈，可让我“最感兴趣”的却是我们的“知名学者”房宁先生。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谈的。

作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房宁，一边感到我们中国很憋屈，一边也认为西方太不像话。他说我们中国人不过是也希望通过日本战后那种发展经济的方式，“而且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为西方人打工，靠挣一点辛苦钱来实现民族的复兴！”可就是这样，西方“他们还是不接受！”为此房宁先生认为，西方“这60 多年白过了，西方精英的历史观一点没进步”。既然是这种现状，难怪房宁先生要感叹起来：“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至于他的“斗争”，具体指什么，是形式的还是具体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是专门在意识形态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还是有针对性地只强调我们的“特色”？尤其要以何种“斗争”方式，自己一概不得而知――我总不信就像现在这样“愤愤不平”，就算是“斗争”了。

七个“中国知名学者”谈到后来，房宁又发了言，说他“前段时间去欧洲考察，到了英国、希腊、匈牙利。这才意识到，金融危机其实是一次福利主义的危机，背后是西方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在房宁先生看来，西方这次金融危机，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或者说表面是经济，实际是政治。这种表面的经济危机其实也就是政治体制的危机，而这种政治体制的危机又源于“西方自罗斯福‘新政’以后，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合法性”，“对老百姓实行甜头主义”，因此，“福利主义政治积累了大量的问题，惰风四起”。接着说的更邪乎了：“政党政治、议会民主更使社会失去了纠偏能力，以至积重难返，终于酿成了这次危机。这不是小问题，它也许意味着一种文明的衰落。”

照房宁先生所言，真个就像多年前毛泽东所断言的：资本主义制度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很快就要完蛋了，取而代之的一定是在全世界“红旗招展”。可我怎么看，这些都像是一个人发烧烧糊涂了的昏话，不然，大家说说，这话有多大的可信度？

我们知道，依现在有学者的说法，西方文明，包括“政党政治、议会民主”以及“福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文明。既然在房宁先生看来，现在这种文明要“衰落”了，那么紧跟着崛起的又会是什么文明呢？有人会说：这还用问吗，肯定是社会主义文明啦。好，就算是，那么请问：社会主义文明又是一种什么文明呢？难道社会主义文明就是要实行一党独大以及像我们这种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吗？难道社会主义文明就是要人民吃糠咽菜过苦日子吗？“福利”难道不是中国人民已经为之奋斗60年之久并且还要为之奋斗下去的“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意吗？说到这里，就觉得有些学者也太可怜了，他们居然不知道，西方社会现在所搞的“福利”，正是从人们设想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中所借鉴，这一点，早已有虽然对于政府对于主流不大知名但在网络上知名度很高的学者提出来了。这种社会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而西方那些福利搞得比较好的社会也正是中国人要为之而奋斗的社会。

现在是21世纪了，人们的思想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进步，认识到暴力革命要不得。但是在反对暴力革命的同时不能不提醒，我们很多人的奴性在一天天增强，特别是一些专制的帮凶，自己非但毫无反抗精神，毫无批判能力，且帮助政府试图扼杀一切非奴性的思想意识乃至肉体，对此，我们不能不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