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中国步入训政初期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曾经天才预言，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必将经历军政、训政与宪政三阶段。此后包括台岛在内的中国转型历史，说明这一预言多少已经变成了现实。此刻断言“中国已然步入训政初期”，根据在于据此而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基本判认，即大致从1927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施行一党专政，到1992年邓公南巡重启“改革开放”，至晚下迄邓公驾鹤西归，属于中国的“军政时期”。台岛的情势略有不同，这一时段的后限大致为1975年蒋公去世。邓公驾崩后十多年，为一过渡期，牵引出晚近“胡温新政”。由此起航，特别是最近两年的发展，表明中国“训政时期”来临，略类于1975年以降至1996年“大选”期间的台岛情形。1996年的“大选”，特别是2008年的政党轮替，表明台岛政治正式进入宪政时期。在台湾，这一“训政”过渡期约为二十来年，还算平稳，结果称善；大陆情形复杂，牵连广泛，遭临前所未有的多种变量，可能至少还需时二十年。

这里，笔者从平庸政治、规则政治、民意政治、维权政治以及日常政治五个方面，对此细予阐说。

平庸政治

首先，晚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导致中国进入“训政初期”的基本因素，就是强人政治不再，平庸政治登场。按照马克斯。韦伯的三种权威形式来看，至晚从邓公仙逝以降，中国社会的“奇理斯玛”便已一去不返，即便君心有意，私淑再三，也无重启强人政治的现实可能性了。自此以还，遍寻国中，无人得当这一角色，或者说，再也不存在造就强人政治的社会历史条件了。造就绝对权威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不再，绝对权威随之不存，犹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察于此，模仿强人，甚至自以为强人，徒落笑柄而已。另一方面，法理型统治远未登场，完全经由法理权威而执政的社会历史条件尚不具备，或者，当事人囿于利益羁绊，不愿意即刻俯就这一权威形成程序。置此前后过渡时段，只好一切以“维持”为务，以待时变。格局既定，响应风从，从上到下，一以“维持”自允。所以，整个体制，才会疲命于“维稳”这一当务之急，也才会有“维稳”这一“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甚至于，为了“维稳”与“维持”，不息“花钱买平安”，以向民粹主义低头来换取“稳定”，换言之，换得统治权，将堕落政治的市侩和短视，暴露无遗。

在此语境下，“不争论”与“不折腾”成为平庸政治的不打自招。所谓“不争论”，在邓公时代所针对的主要对手是“极左”势力。避免“姓资姓社”一类的争论，抢得时间，概属一种旨在避免节外生枝、确保改革开放顺利推展的策略。事实证明，此种争抢时间，懒得纠缠，免于意识形态斗争，依恃社会经济的成长来自发消隐“极左”势力的策略，不仅是成功的，而且，代价较小，“深得民心”。当其时，“极左”势力做事不行，添乱还行，因而，避其锋锐，不失一着高招。然而，与此相反，到了如今这一地步，“不争论”除开表明自身道统不足，新型国家哲学与政治本身的意识形态匮乏，因而，无心、无法也无力“争论”之外，唯一能够说明的，不过是平庸政治的鸵鸟心态，一种“维持住”，“维持”一天算一天的“平庸”而已。因而，“不折腾”应运而生。所谓“不折腾”，其正面意义在于彰显了执政者再度决意摒弃“运动”式整治的政治意志，而“运动”，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运动”，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记忆而言，都是一种噩梦，时至今日，谁再玩弄或者变相玩弄这种政治术，谁就会丧失政治正当性，自取灭亡。就其负面意义而言，如同“不争论”，它不仅屏蔽了对于当下秩序正当性的自然法追问，而且，更在于暂时阻塞了应对分配性冲突、拓展新型政治结构的民族想象力，将一切托付于“维持”策略，其实属于一个“拖”字诀。而“拖”，不是别的，正是平庸政治的行政现象，将一个缺乏理想、抱负与血性，充盈市侩政治、投机心理和平庸气质的当代行政，展露无遗。

之所以以“拖”待变，求于“不争论”和“不折腾”中延祚，根本原因还是一个既得利益问题。道理很简单，只要能拖一天，则既得利益，特别是政治领导权就能维持一天。其于政治集团，固然事关根本，其于个人，同样意味着福禄双全。一旦以政体变革来应对国家利益合法性转向的大众呼求，来接应中国转型的历史前景，则既得利益丧失的可能性顿成现实性，而这意味着天大的政治责任，也许要搭上个人的政治生命。面对此情此景，谁也不愿意承担历史责任，或者，也无力担承。既然如此，只好大家一起来“维持”，这样至少可保眼前利益，也是“大家”所心照不宣的。当年邓公说“儿孙的事留待儿孙自己去解决”，实为以时间换空间，期于模糊现状中予现状以转圜之机，属于绝顶的政治智慧。今日“儿孙”再这样说，只能说是不负责任，属于能推脱就推脱，不敢直面历史的“平庸”罢了。一如“韬光养晦”转而为“维稳”，便格致尽失，等而下之了。而这，还是“平庸政治”的表现，正为“训政”时期来临的征兆，可能，也是“训政”得以进行的条件。置身历史三峡，脚下激流翻滚，滩险浪急；放眼望去，四维峭壁危岩，前程漫漫。如果说当年的袁项城，如唐德刚先生所言，“望峡生畏，要调转船头，驶回重庆，其居心原不难理解，只是其行为则愚蠢不堪罢了……”，那么，今日以拖待变，似乎还算是聪明的呢！只是，其对现实和既得利益确有“交待”，而对历史和整个国族利益，特别是对那个叫做“历史时机”的东西，则难以“交待”了。

在《袁氏当国》中，唐德刚先生曾经提出过威权政治的“权威代际递减律”这一命题。即第一代打江山的领导人享有绝对权威，属于不折不扣的“奇理斯玛”，真正的魅力型领袖，以后其“魅”逐“代”递减，以至于无，因而，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以此观之，则自毛、邓以还，经过四代更迭，权威代际流失明显，亟需寻找新的合法性。处此世界格局，如前所述，以重回绝对威权时代来增益合法性已不可能，另一方面，又无勇气和条件即刻启动法理型权威塑造进程，因而，只能拼命“维稳”，靠“维持”来打发，而恰成一种“训政初期”的意象。

也就因此，此刻的中国政制呈现出一种复合形态，糅合了模拟的民主政体、传统的王朝代际政体、元老院制度与禅让制度等各种因素，分别以人大制度、第某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安排、政协制度来体现和落实。经此模拟，它们提供了一时之需，满足了多方面的需求，但却回避了政治正当性与宪法正义这一根本性时代难题，从而，在发挥了基本“维稳”效能的同时，潜伏着并悬置了政体与政权的双重危机。如果说中国特色，这正是特色所在，但却并非最具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的较好制度选择，也是不言自明的。

规则政治

由此，与平庸政治联袂而出的，必然是“规则政治”。晚近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与“奇理斯玛”早已脱魅，强人不再的历史进程相伴相随的，是世俗化色彩愈益浓重，世俗幸福而非“神圣幸福”，成为历史必然性前景，也是市民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愿景。此情此景，如前所述，堵绝了任何再现强人政治的社会历史可能性，甚至连“一超多强”的格局亦且不复存在。即便有人乐意重温旧梦，事实表明，非不为也，势不能也。恰恰相反，社会的多元化趋向和开放性发展，釜底抽薪般地掏空了强人政治的社会历史前提，使得“谁也不怕谁，又谁都怕谁”的势力格局定型，表明谁都需要妥协，在妥协中求得自保，进求发展，才是常态的政治之道这一道理愈益成为分享着的共识。凡此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自我演生的政治进程，在宣告仅凭强人一己政治意志主导政治进程的独断政治历史不得不告一段落的同时，提示了建立政治规则与规则政治，并且依此进行政治游戏和游戏政治的必要性与现实性。

换言之，所谓规则政治，并非一定意味着法治主义意义上的“依法办事”，亦非等同于对于宪法规范的奉守无违，更不是政治正义意义上的宪法政治。毋宁，它讲述的是确保“大家”都能进入和保有体制中的发言权，以权力入股参与利益分配的“游戏规则”，介乎法治主义的规范政治与通常所谓的“潜规则”政治之间，而蔚为“大家”进入“政治场域”并进行“政治活动”不可不依的博弈守则。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官场潜规则”所能概括，此种市侩主义的衙门阴刻与胥吏套路，讲述的是媚上欺下、左哄右瞒、溜须拍马、拿捏分寸、吮痈舐痔的生存术，哪里只是今日的景象。

譬如，以“生日”划线决定进退，排除了强人政治的生理可能性，可谓一种应急性的规则政治，一如从“一线”退居“二线”，依例而行，迄今渐成凡例，都是削弱威权政治，引导其嬗变为规则政治的“规则性”对策。凡此规则的良性发展，有可能成长为法治政治的可能性制度空间。迄至有人“裸退”，似乎更是在为某种制度性因素的成长积累人身个案。反过来说，倘若“生日”不到，遽予进退，或者，应归二线，不愿“裸退”，却予屏退，均为“不讲规则”、“打乱规则”之举，可能同样遭致不容。其他各项，尚有多种，不予一一，但均为规则政治之例，则无疑义。

总体而言，较诸法治政治或者宪法政治，规则政治尚处于前政治时代，难称其善。但是，相比于威权主义的独断政治或者独裁政治，却要“讲理”得多，“有规则”得多，也似乎人道或者民本得多，而且，更多程序主义制度因素，已然接近现代政治的门槛，不一定反政治，可谓“进步”。而无论是“有规则”，还是“讲理”，抑或人道与民本，特别是程序主义的制度因素，都是独断政治或者独裁政治的对立面，从而，它们表明了一场正在行进中的悄然变革，即经由“大家”共治这一格局来约制权力，以及一定程度上权力的自我约束，从而通达真正的政治秩序的当下努力。

在此过程中，一个逐渐达成的共识，也是导致规则政治逐步抬头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倘若连此规则亦且不讲的话，那么，必然置体制于危殆之中，任何既得利益都将化为乌有，大家一起玩完。而维护既得利益，“维持”住既有统治权的存续，可以超越一切利益之争，才是最大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自身的最大利益，自然不言自明。换言之，只有共同奉守凡此规则，才能捍卫大家一起赖以生存的体制，以对体制这一股权的维护换得自家的权力股份，进而才能以权力入股参与利益分配。――而这就是所谓的“讲政治”，虽然其实并不政治，无政治，甚至反政治。借用梁漱溟先生当年论述宪政原理时使用的“势”与“理”这一对概念，不妨说，“谁也不怕谁，谁又都怕谁”的格局，可谓之“势”；凡此对于既得利益及其与现有体制内在关联的体认，对于有关“规则”的必要性的认知及其尊重，则为其“理”。两相粘合，却发挥了某种权力的自我谦抑效应，而导致训政的结果，自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当然，若无下文将要简述的对于民众之“怕”，仅有凡此两项，还是不足以造成这一善果的。

凡此理念，不仅导致规则政治出现，在威权主义的强人政治与法治政治之间临时充当了一种过渡角色，而且，它造成了“改革开放”在刻下的停滞不前，甚至于理念层面的倒退，在表明这确属一个平庸政治时段的同时，提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建构新型国家哲学，实现政体转型的迫切性。换言之，将规则政治引向法治政治，更进益为宪法政治，解决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的转型和新型政治秩序的缔造这一最为根本的“中国问题”，恰恰是此刻不可回避的政治使命，也是不枉规则政治，而近似于政治的政治努力。进而言之，“谁都不怕谁”格局中的“谁”要是率先扭转此种情势，将“维稳”力量更张为“维新”因素，拨转中国政治船头驶向法治政治，乃至进境于宪法政治，谁就占据了政治主导权与政治合法性，“大家”也就不得不服。这是后话，涉关所谓“决断”，下文还将详论，这是仅作提示。

申而言之，规则政治逐渐抬头，不仅源于“谁也不怕谁，谁又都怕谁”的势力格局，而且，不能排除代际更替带来的观念转型所发挥的“支援意识”作用，而同样蔚为一“理”。在此规则政治主导政治行为，而非宪法政治主导政治的平庸时刻，一个善良的愿望是基于权力代际递减律，代际更替引发的观念转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究极而言，若无底层社会的参与热情所表述的对于真正的政治的渴求，基于分配性冲突而凸显的社会紧张，仅仅基此“势”与“理”，是不足以造成刻下的训政意象的。换言之，“谁也不怕谁，谁又都怕谁”的“谁”，不能遗漏亿万“民众”。他们是“谁”，“谁”又在乎他们，俨然成为一个问题，严重的、迫在眉睫的、不得不回应的问题。正是因此，他们进而蔚然成“势”，推逼着规则政治逐渐不得不讲政治规则，并且有可能导向讲求宪法政治的未来。而一旦不得不开始讲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