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宪：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及遏制对策

腐败现象，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严重社会政治问题。眼下，除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外，几乎没一块净土了。腐败不除，难以国泰民安，其危害性怎么强调不为过；反腐问题，事关治国安邦，其重要性怎样拔高不为过。实际上，从党政喉舌到社会舆情，都在表达同样的意思：对腐败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但是，尽管腐败高官不断落网、反腐措施不断出台，但无论百姓还是专家，共同结论是：腐败不仅仍在蔓延，且大有“越反越腐、前腐后继”之势……。这就令人深思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反腐制度、机制、措施不到位、不落实无疑是重要原因，但笔者认为，国人违“法”无羞、无“礼”有耻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原则，是更深层的原因。

一、当前的腐败形势何以国人难容？

本文所谓腐败，泛指利用各种权力违规获利的现象。中国的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权力寻租”、“权钱交易”，鲜见鲸吞国库式的贪腐行为。其中，有利用政治、司法、经济权力谋私的腐败；也有利用文化权力谋私的腐败。官员们卖官鬻爵、寻租受贿是腐败，知识分子拿了“红包”便将庸才捧为大师、把赝品定为真迹、把“草包”评为教授研究员、把各种责任事故说成技术故障、把不可行的方案改造成“可行性报告”等等行为，同样属于腐败。政、法领域中腐败之严重性，有不断落马的高官“事迹”特别是重庆文强案佐证，无须多说；科、教、文、体、卫领域中的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可能比“黑哨”更黑，只是未被揭露罢了。“黑哨”，顾名思义，还属秘密交易，而像拿下一个硕博“点”、申请一个ＸＸ基金、获取一个ＸＸ文化奖、招收一名艺术专业学生，以及在核心期刊上发篇论文、在权威媒体上发表假新闻或撤下真丑闻等等，“功夫”之外另需多少银子，都是有价可循的，这在各圈内早不是秘密了。

对普通百姓而言，公域中的腐败未必与己相关，但诸多私域中的腐败却是必然遭遇的。现在，从出生到死葬，从孩子上幼儿园、小学到大人生病就医、饮食保健、旅游度假，几乎在每个环节人们都难免遭遇腐败。这之中，各种“显性腐败”已人所共知，而许多难以识别因而难以逃避的“隐性腐败”，危害更甚，值得一说。

譬如“过度教育”问题。所谓“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名言”，既是扼杀孩子童年幸福、求知兴趣乃至健康的罪魁，也是助长教育腐败的祸首。家长们既是被腐败对象也是腐败主体，他们不仅“自愿”购买辅导材料、上辅导班，还自愿给老师、校长送礼，进行钱权（教育权）交易。与“过度教育”有一拼的是“过度医疗”。同事高血压住院，大夫诊断后便让他“搭桥”。旁边同事有质疑，大夫威胁道：他的生命出了问题，你负责吗？最后，一位懂医朋友让同事说家贫没钱，才逃过一劫。此事听说后，我毛骨悚然：如不是内行点步，我的同事岂不挨宰又挨刀！这种大疗方同样是寻租，其背后，也有一条粗长的钱权（医疗权）交易的腐败链条。

相对公域而言，私域腐败危害更甚，因为它正在摧垮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底线。师嘱、医嘱，师德、医德，这本该是世间最神圣的嘱托、最高尚的道德，如果这之中都塞上私货、搀杂私欲，师无尊严、医无威信，怎能靠他们塑造后代心灵、健康自己体魄呢！如此腐败不除，且任其蔓延，公民何以有尊严地生存、社会何以稳定和谐呢？面对如此腐败，怎不义愤呢！

二、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

尽管眼下中国社会的腐败已到了“人神共愤”、“左右共怒”程度：贪腐现象，人人喊打，贪官污吏，更人人喊杀――“杀贪官”已进入小学生作文中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国式腐败，却偏偏能在这高分贝的“打、杀”声中如“水银泄地”般地渗透到各个角落：再少的采购，也有私下回扣；再小的工程，也会偷工减料。大单位搞个装修、买个灯饰，甚至中秋节团购月饼，小科员也能回扣个十万、八万！再像建筑项目投标、文化单位招考，所有环节的“公开、公正、透明”都搞得像真事一样，惟结果是事先设定的。这样的腐败案例，让人拍案惊奇，也令人莫名惊诧――这诸多环节中就没有一个反腐人士吗？为避开各种既有理论范式的束缚，我想结合来自日常经验的“国人排队加塞”实例，先对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做些描述。

按序排队，这是最简单公平的利益分配方式，也可视为法治民主社会中最基本的规范模式。对具有法治及公德觉悟的公民来说，面对排队，既不会有加塞意图，也不会允许加塞发生，事情非常简单。但对国人而言则不同了，凡有排队的地方，就有加塞发生；自觉排队上车，可说是稀罕景象。面对加塞，国人会采取如下六种态度及行为方式：

Ａ、如果加塞者在自己前面，少数国人会大声批评请其“自觉”、或强烈要求“有关方面”维持好秩序。

Ｂ、如果加塞者在身后，国人会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即便加塞者在前方，多数国人尽管气愤，但除非事关重大，仍会做“沉默的大多数”，甚至别人出面制止时，自己仍做“看客”。

Ｃ、如果加塞现象无人阻止，排后者或后到者便会想方设法向前加塞。常用方式是寻找熟人或哥们，一旦找到，后者常会义不容辞地助其加塞，即便此前他曾义正辞严地批判过加塞行为。如果谁能走后门、不排队，则是“最牛”的加塞方式。

Ｄ、如果有正直人士路过，见状大喝一声：你们这些加塞的太不自觉了！加塞行为可能会收敛一些。

Ｅ、如果加塞者势众，则会理直气壮地回击：这关你屁事！一边呆着凉快去！好像正义在他们那里一般。

排队加塞，未必是腐败；但“权钱交易”本身就是一种贿赂权力，获得优先或特殊利益的“加塞”行为。譬如给幼儿园阿姨送重礼，是让自己孩子被特殊关照，这对那些家长不送礼的孩子显然是不公的；向主审法官行贿，当然是为了判决有利自己，这对对方而言，显然是极不公的。面对此类不公，利益受损者当然会持Ａ或Ｂ态度公开或私下表示愤慨。但愤慨归愤慨，国人多数却会转而采取Ｃ态度，去效仿腐败。事实的确如此，当国人有大事与权力交集时，通常不相信经正常途径可顺利办成，而是先假设此事不找“关系”、不请客送礼行贿便办不成、办不好。于是，有钱、有“本事”的肯定“送”；没钱、没“本事”的，借钱、借“能人”的“本事”，也要送。就这样，“公民”、“顺民”便在瞬间完成了向“刁民”身份的转变。

坊间流行“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的“揭黑”民谚，实际上起着反面“教育”功效，这和《厚黑学》及官场小说一直是国人“批判”学习的教材是同样道理。眼下，主动索贿的“大盖帽”，有，不多，且很傻。真实情况是：“大盖帽两头请、原告请完被告请”，而且要下大功夫、花大价钱、借大面子请。别说，咱同胞还真令人钦佩，上千万人口大城市中，各机关的“大盖帽”，需要哪“顶”，就能找到那“顶”。接下来，电话通了：“某兄啊，我一哥们，想认识一下大处长”“大哥，有事说事，能办我肯定办，咱别搞这一套了！”“那一套？还是不给面子吧，就是一起坐坐！”“那好吧，不过今、明、后不行，下星期三吧！”……。国人当然知道“坐坐”是什么意思。中国式的腐败，多是从“坐坐”（且常在处长“小舅子”的餐馆里）开始的，只是彼此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罢了。席间，寒暄务虚阶段，也会扯到反腐败，说到义愤处，几乎同仇敌忾。但这不妨碍到了务实“办事”阶段，哥们红着脸做两肋插刀状，不惜“同腐败、共命运”。假如有谁拒酒席、永不沾，不给面子，便必定要被哥们唾死！

这就出现了更加吊诡的现象：明明腐败分子是人民公敌，全民声讨、人人喊打，弄到最后，拒腐人士却真成了“人民公敌”！一个法官，如果判了本家弟兄输，就是家族的“公敌”；如果判了本村企业输，就是全村的“公敌”；如果判了哥们输，当然是所有哥们的“公敌”。从此情断义绝，他再无颜见父老乡亲和兄弟哥们了。凡是坚定持Ａ，特别是Ｄ态度的反腐人士，则不仅是“公敌”、还一定是“死敌”，会遭到持Ｅ态度的腐败者的围攻。真正具有悲剧性的不是被围攻，而是反腐人士突然发现，那“声讨”、“喊打”的“全民”、“人人”突然不见了，自己反成了“孤家寡人”，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

见诸报端的晚近实例，是吴迪先生。他因在电影艺术研究界公开点名打假反腐，结果成为圈内“围剿”对象，以至连他的汽车、学生都跟着倒了大霉！（见《南方周末》２０１０．４．１５吴迪：《学术反腐路慢慢》）但我敢保证，那些学术腐败的教授们，在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及言论中，肯定也是坚定反腐的愤世嫉俗者。现实比艺术更荒诞。2006年，笔者发表于《社会科学报》的关于泡沫学术的论断，竟被某大报记者拿去，放到他的《“学术泡沫”:学术难以承受之“轻”》中。如此反学术腐败的文章也搞腐败，令人惊诧，我便发了篇《学术警察不能用偷来的武器执法》维权帖子。结果，我也成了网民匿名围剿的对象。我最后网文题目便是：《“维权之猫”是为何“人人喊打”的》。

三、违背法理的“从众腐败有理”论

任何矛盾、吊诡现象背后必有不矛盾、不吊诡的成因。那么，国人对待腐败的吊诡态度成因何在呢？生活中，确有少数腐败分子属于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伪君子。他们的两面派表现，属个人品质问题。但对多数国人来说，从“公民”到“刁民”、从愤世嫉俗到同流合污的转变，从反腐败到反“反腐败”的立场转变，却不能简单地个人归因，因为它几乎是普遍行为方式。国人绝非阳一套、阴一套的“两面人”；对国人而言，Ａ、Ｃ这两套都是“阳”的，没“阴”的，所以，不仅没有做“伪君子”的故意，而且，还都是“理直气壮”的。

我们的分析就从这“理”入手。

当国人持Ａ态度反腐时，是理直气壮的。他们所持之“理”，有时便是法治之“理”。中国司机碰到对方违章时，大声斥责“你没学过交通法吗？”便属这种情况。这当然没错，公民有权维护法律秩序。若公民怕被打击报复，持Ｂ态度也无可厚非。实际上，只要国人都能采取Ｂ态度对各种“加塞”行为侧目以视，腐败现象也是难以泛滥的。但是，像一个刚对别人进行“法治教育”的司机，自己会立马违章且不觉羞一样，当国人持B态度参与腐败时，依然“理直”且“气壮”：别人加塞，我不加塞，这不明摆着吃亏吗？这年头，别人腐败，我不腐败，行吗？于是，送礼、行贿的“理直气壮”；受礼、受贿的同样“理直气壮”。据我多年观察，那些异常痛恨腐败一开口便“贪官当杀”的人，大半是因为他们办过事、行过贿，知道腐败官员多么地贪、内幕多么地黑。但这不妨碍他们以“这年头、都这样”为由，继续在黑幕下与腐败官员沆瀣一气为人“办事”。

那么，这种“从众腐败”的理由成立吗？根据法治之“理”，当然是不成立的；此“理”被普遍信奉，恰好表明当代国人，包括知识界的法治启蒙远未到位、甚至未“开启”。法治精神的要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权利、责任完全对等；维护法律程序正义，是公民的权力与义务。因此，只追求“自由”的，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只强调权利的，肯定也不是合格公民。因为自由、权利都是利己的，谁都想拥有，甚至无须启蒙；但法治社会中，公民权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根据规范，公民间通过彼此交换获取；社会自由的一半是自律，人人“自由”的结果只能是“类”的自杀。譬如，“绿灯行”的自由权利，便要靠司机履行“红灯停”的自律义务；如果纷纷抢行，所有人的权利都将化为乌有。

因此，现代公民，要享用法定权利，就必须承担法定责任、维护法治正义――不仅自己不闯，还要阻止他人闯红灯。所谓法治威力，不能只靠执法力量，更要靠公民自觉守法、护法的责任担当，靠法治信仰和道德情感。如果说，以身护法、甚至为他人权利牺牲自己，是公民的最高义务的话，那么，绝不违法、不损害其他人权利，则是公民的最低责任。西方启蒙思想家关于“为捍卫反对者言论自由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名言，便体现着这种法治信仰。公民如遇违法现象，惟一可做的是挺身护法，而绝不能自己去违法。别人加塞，不是自己加塞的理由；别人闯红灯，不是自己闯红灯的理由；哪怕再多人腐败，也不是自己腐败的理由。即便因此而吃亏，那也是为维护法律正义应承担的责任、做出的牺牲。

当然，这要求对那些在权力寻租下生存的业主来说，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因为他们如不按“潜规则”孝敬“官爷”，企业将难存续。但即便是这样，从法理角度讲，“从众腐败”也无“理”可谈，企业生存并不是违法的理由。现代“法”的核心原则是：“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利”，哪怕其违法行为再无奈。被迫行贿，也要治罪；从众腐败，法理不容。既然如此，这“从众腐败”之“理”从何而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