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这也能算“不赞成”竞选的理由？」正文
近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竞选会将选举变成有钱人的事，原话是这么说的：“西方国家搞竞选，一个基本的条件是必须有资金支撑选举经费，社会上的多数人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和实力。”
资本主义国家竞选，需要“资源和实力”，也就是需要钱，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可为什么要拿社会主义这种“先进社会”的竞选与资本主义比呢?莫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竞选也同样需要钱?如果是那样，为何就不能利用一下“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想个招数，即同样是竞选，但我们可以不需要钱。这位官员应该知道，不需“资源和实力”的竞选早在“解放区”就实行过，而且很成功，仅用一个黑豆、红豆的选举方式就把竞选搞定了。再说，为什么一定要“多数人”去竞选呢?竞选本来就是少数人的事嘛。一个国家13亿人，若是按上面这位官员所谓“多数人”参加竞选的说法，哪怕是6亿6千万人去参加竞选，也是不可思议的事啊。我们的官员为何会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想法呢?
除此之外，这位官员还告诉人们我国之所以不能实行竞选的理由，这就是：“我们注重实质民主，实质民主和形式民主应当高度统一。但一个社会从公正、公平角度要更注重实质民主。我们的实质民主是什么呢?就是要保证各个方面、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都有一定的代表进入到国家权力机关里来，不是采用西方国家简单的那种竞选。”谁都听得出，西方的竞选制度不如我们，或者说我们的选举制度比西方的要优越得多，因此，我们自然也就不必实行竞选。
在这位据悉曾经多次考察过英美竞选的官员看来，一竞选，好像什么什么也就不保了;一竞选，“实质民主”也就难以“注重”了。特别是西方人那种行事的作风让这位官员很看不起，觉得西方人想法实在过于简单，像选举这么重要的事，怎么能采用“简单”的竞选制呢?不过，这也让人奇怪：难道那些实行竞选制度的国家就不为了什么什么吗?就不“注重实质民主”吗?而他们之所以要那么做，就只是图个“简单”吗?如果那些实行竞选制度的国家就因为采取了那种竞选制度，因而也就不能像我们这样为了什么什么，就不“注重实质民主”了，他们的选民能答应吗?地球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实行竞选制度的国家的文明程度要比我们高得多，他们怎么就看不出也感觉不到一竞选就有我们有些人所说的这么多不好或叫弊端呢?
说起来，巧得很，这两天正在读胡适。1934年，他在《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中有些话实在可以用到今天用在眼前。在胡适看来，所谓民主政治，其实简单之极，就是“幼稚园政治”，因而这种“政治经验”也容易学得很。而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使那大多数只喜欢“看体育新闻”或喜欢“读侦探小说”的国民都要到选举的地方想想一两分钟的国家大事，而一般国民的政治兴趣也就“不过尔尔”，一般国民的政治能力“也不过尔尔”。英美等民主国家的政府和一些政治家们很清楚，绝大多数国民不配干预政治，也不爱干预政治，所以充分允许他们丢下政治而不管，只要求这些人到时候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但“现代的独裁政治可就大不同了”。特别是“现代的专制魔王”，知道在今天如果不让大多数国民投票已经很难做到，于是也就“想出一个好法子来，”这个法子就是让一小部分人“挂一个专政的招牌，他们却在那招牌之下来独裁。俄国的二百万共产党，意大利的四百万法西斯党，即是那长期专政的工具。这样的政治与民主政治大不同之点在于过度利用那班专政阿斗的‘权力欲’，在于用种种‘骗人的利器’哄得那班平日‘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阿斗人人自以为是专政的主人：不但‘逢时逢节’去做画诺投票的事，并且天天以‘干部’自居，天天血脉奋张的拥护独裁，压迫异己，诛夷反动。”
然而，一个明显不同的标志是，民主国家的国民虽然不用天天关心政治，但他们在投票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而独裁政治之下的国民呢，天天以为自己在掌握着专政，以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可这些人却“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所以说民主国家的国民好做，独裁国家的国民难当。即使民主国家的政治不好，也很容易纠正。法子很简单，国民只需要在投票时把“诺”改为“NO”就行了。
在胡适看来，尽管西方的竞选需要钱，但在选举权普遍的国家，一旦选举开始，那些再有钱的人也很难因为他们有钱就让绝大多数国民不画一个“NO”字。“而在独裁国家里，就不容易制造出一个NO字来”。更要紧的是，“凡独裁政制之下，往往有许多残暴不合理的行为，并非是因为那独裁首领要如此做的”，“只是因为多数人对于政治根本没有兴趣”。独裁政治要没有兴趣的人也来干预政治，也就“只好充分利用他们的劣根性，给他们糖吃，给他们血喝，才能令他们死心塌地的替你喊万岁，替你划除反动，替你拥护独裁。”因此胡适认为：“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
而眼下的独裁呢，似乎又进了一步，绝不明说反对民主。不仅不反对，据说还都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像北宋的范仲淹一样，“先天下之而忧”。这种人之所以不赞成实行民主实行竞选制度，倒是因为我们国情的缘故，或者说是因为我们和人家的国情不同。因此，不管我们政府怎么做，也不管我们政府做得如何，只要想坚持做下去，国情也就成了“坚强后盾”。这一招极有效，“国情”牌一亮出，众国人即哑口无言。
说到这儿，自己真想做一篇《哭“国情”》。哭什么呢?哭“国情”怎么这么可怜，不论这个国家如何乌七八糟都要它担待：说几句真话就是“右派”，这是国情;文革中说几句真话要掉脑袋，也是国情;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是因为国情;制度再腐败，还是因为国情;农民工要不到工钱急得上演“跳楼秀”，这是国情;唐福珍因强制拆迁自焚，也是国情;两位村民因警察“不当使用枪支”而殒命，是国情;堂堂一省长在全国两会上公然夺下记者的录音笔，要“拿走看看”，还是国情;谁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就有可能失去自由，这是国情;每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只能极力歌功颂德，也是国情;我们要用一种“思想”指导人们的思想，据说因为这是“历史的选择”，也就更要说成是国情了。真好像大家的思想一自由，就会国将不国，就不是政府想要的“国情”了。
说到这里，不是自己不想严肃，而是实在严肃不起来，也就是说，很有点想发笑的意味：就这样下去，政府以及它的官员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国情。于是，好也国情，坏也国情。既然都是国情“惹的祸”，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只能听之任之，老老实实待在这样的国情里，谁叫我们是这样的“国情”呢?不过，我也还是忍不住想问一句，那些总把“国情”把“历史的选择”挂在嘴边的人，为何要将自己的子女都送到那些不讲国情的国家呢?他们的子女为何就不能跟因没有“资源和实力”而不能实行竞选的“大多数”国民一起在这样的“国情”里生存、生活，以至老死呢?
201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