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中：民主政治需要的国民理念和素质

一

世界上所有国家最终一定都要走向民主，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民主的道路如此之曲折和艰难，在世界上还真不是很多。从孙中山，不，确切地说是从康梁变法至今，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实践，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民主的幼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总也扎不下根来，更不用说获得营养生长了。康梁要求君主立宪的民主，慈禧太后不答应，孙中山要求民主，北洋军阀不答应；毛泽东要求民主，蒋介石不答应；张伯钧、罗隆基要求民主，毛泽东不答应，到后来，甚至连党内的要人要求说几句真话的民主权力，毛泽东也不答应了。……。

还有一些东方国家，民主搞得也不是那么成功，像泰国，黄衫军、红衫军，弄得总理谁也做不下去；像印度、印尼、菲律宾，搞得也不那么令人满意；再加上台湾，立法院打架，陈水扁贪污，红衫军倒扁……这就使许多人对民主政治产生了怀疑，起码对东方人搞民主政治是否合适，心中不免犹豫起来。这当然无形中也给了那些集权政治拥护者们进行诋毁、抵制民主的的口实。电影演员成龙最近在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会议上竟然说，“香港乱，台湾也乱，中国人就需要有人管”。此言一出，立刻引起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

政治民主，从表面来看，是有点乱，特别是那些不成熟的、或尚走在探知民主真谛道路上的国家或地区，就更是如此了。可话又说回来，即使在欧美那些拥有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国家就一点也不“乱”吗？当然，在他们的议会里已经看不见肢体接触、相互打斗的场面了，也没有人组织起什么衫军就把领导人赶下台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游行、罢工，示威者和警察冲突仍然不时会冒出来。这对于长久在专制下已经习惯了过一种表面平静的、“有人管”的社会生活的人来讲可能难以接受。

二

其实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要想把这个问题看个真切，还得让我们从稍远的地方谈起。

民主的真谛是什么？就是由“民”自己来做“主”。从逻辑学上看，“民主”和“自由”其实是有同一个内涵的概念，只不过适用于不同的人群范围罢了。就是说，内涵相同，外延有个宽窄而已。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由大多数人来做主就叫“民主”；在个人事情方面由“自己”做自己的“主”，也就是“自由”（“自由”就是“由自”，由自己做主。所以自由也就是“自主”）。这就像我们使用的餐具一样，形状一样，小的叫碟子，大的就叫盘子；小的叫“盅”，大的就叫“碗”。无论国家大事，还是小民的个人事，都由“民”自己来做主，这就是“民主”，也是“自由”。

我们还看到，无论民主还是自由，其实都与人的权利有关，属于社会中人的权利范畴内的事，即人权的事。所以，民主和自由其实可以看作是人权的实现形式。像所有权的实现形式是使用许可和收益许可一样，人权的实现形式就是民主和自由。没有民主和自由，当然也就没有了人权。治国为什么要提民主和自由呢？因为所有社会就是从不民主和不自由中走过来的。提民主和自由，就是要让民主和自由代替从前的不民主和不自由，也就是把被剥夺了的人权归还给人民。这就是整个世界近现代历史要完成的任务。

说起来，这个任务可能不困难，不就是一次转换吗？可实际上，因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在政治领域中一次质的改变，所以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这个困难就在于要把社会积攒了几千年的独裁基因用民主基因去置换掉，也就是说在社会上必须完成一项巨大的基因改造或重建工作。牵涉到社会基因工程，当然就可能很复杂，并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完成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观点以为，独裁就是一个人的事，或一个集团的事，解决了某些个人和他的那个集团，社会问题也就解决了。美国人以为解决了萨达姆，伊拉克的民主问题也就解决了。这是非常错误的社会历史观。我们的学者也总是习惯于用这样的历史观去观察历史，所以永远也看不到历史的真相。独裁者产生的社会一定是独裁意识非常浓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就思想意识来讲，绝大多数人是难以超越的。只有这样，站在宝塔尖上的独裁者才能立住脚。就像中国的社会，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皇帝立在权力的最高峰，其实你再看一看这个社会的细胞――家庭，哪一位家长又不是一个个“小皇帝”呢？另外，你不要以为那些佃户、佣工们就没有皇权想法了（不仅仅是当官，甘心当奴才也一样，这是官本位的另一极）。项羽、刘邦想当皇帝，陈胜、吴广难道就不想当？所以改造独裁社会，不是要去仅仅解决个别人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全社会人的生存状况和意识问题。中国一百多年来始终徘徊在民主的大门槛之外，也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可是传统的历史观使人们习惯于把历史的责任推给某一个人，就像我在文章开头的那种表述一样。作为阐述历史过程，直观、形象一点，那样说说还可以，但作为历史科学的表述，肯定是不行的。它容易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使人们误以为历史就是由于出现了几个好人和出现了几个坏人决定的。苏东解体了，我们就看见某些左派官僚、学者们立刻紧张起来，在大会小会上总是不停地警告说：苏联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和一个叶里钦，就把大好的社会主义断送了，我们一定要接受教训，提高警惕；毛泽东，这位总是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说给别人听的人，为了挖出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不惜发动所谓“文化革命”，用非法手段去打倒按宪法程序产生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一些高级领导人。好像历史只要在某些事件发生之前把那些可能会成为主角的人物消灭掉，历史就不会向那个方向发展了。唯心之极！我向大家推荐一本非常薄薄的马列经典小册子，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汉诺夫著。这大概是所谓马列经典中最值得看的一本书。什么叫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看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读这本书，大概你永远也弄不明白。

三

说了这么多稍远一点的话，再让我们回到民主的“乱象”问题上来。

民主国家，看上去有点乱，其实这正是民主的标志或验证码。如果没有这个标志或验证码，还说这是民主国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民主必须以人权为基础，或者说，民主和自由只不过是人权的实现形式。怎么实现民主呢？尊重社会大多数人的选择同时也必须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和意见。大多数人的选择就是根据选举和公投的多数票来确定，确定之后，即成为法律――共同行为的准则，在一段时间内无可更改，但少数人的利益和意见也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如何尊重、保护呢？就是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民主国家几乎都少不了有街头抗议示威的人群和媒体对政府某项政策的批评。这也就是人们从表面上看到的“乱”。这样说来，“乱”应该就是民主生活的的一种常态，或者说是它的名片。因为任何一项政策，不可能得到百分之百人的拥护，那么不拥护的人就有权力用各种公开的方式加以表达。表达出来就是让社会知道和去思考，说还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的意见和利益可能被社会忽视了，应该不断探索寻求补救的办法。另外，人类社会发展史还证明，多数人的意见未必永远是正确的。为了防备出现错误而无法纠正的情况产生，也必须让少数人的意见得到表达。如果他们代表了正确或是合理的，社会就没有理由不加以改正。这是构建社会稳定所必备的条件。知道了这一点，才能了解，为什么所有现代国家的法律都必须规定给予公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自由权力，那不是为了显示掌权者的宽宏大度，而是为了保证社会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和别陷入发展歧途而不能自拔。

四

民主社会的政治构建模式，其实就是股份公司的构建模式。股份公司又植根于商品或市场经济，所以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构实乃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到现在为止，人们应该彻底明白了，那种企图消灭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关于未来什么社会的构想是多么的荒唐了。股份公司是一个在确认个人财产所有权份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有制机构，民主国家其实也就是一个确认了公民个人权利的大股份公司。它们共同之处就是，都信奉和遵守“大多数原则”，同时也必须为个人在集体中的的权利不被剥夺而创造条件。

大多数原则，就是任何关系到这个集体利益的大事情，都用选票来决定，以多数票赞同为标准，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人类摈弃暴力原则之后的被认为是最公正的选择；但是，被否定的少数人的利益和意见也必须得到尊重。在公司中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因为每个人在公司中的利益份额是清楚的，个人如果不同意大多数人的决定，把自己的股份转让掉就是了。也就是说，你的利益在明确个人权利的基础上是不会被剥夺的。

但是政治和企业在操作上还是有区别的。这是因为“股权”和“人权”毕竟还有着本质的不同。股权，就不同的人来说，可以有多有少，谁多，谁就有话语权；谁少，谁就失去了话语权。某一个人的话语权，可能比许多人的话语权之和还要多，但这许多人也必须服从，不服从的唯一办法就是“用脚投票”――走人。但在政治上却不能这样。这是因为作为公民社会中的公民，无论职位高低贵贱，每人只有一票的话语权。当社会出现了多数话语权对少数人的“话语强迫”（大多数强迫）时，作为少数个人，不能像股票那样，可以用脚投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在世界还没有自由移民的时候你无处可走；另外，即使可以自由移民，但作为具体个人的公民拥有的权益也很难从一个国家完整地转移到另外的国家。所以社会对形成大多数人强迫的局面，给予少数人的补偿就是――你可以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

五

为专制制度辩护的那些人士，总是爱拿民主制度的这一“缺陷”来说事。他们说，专制对人的自由权利的剥夺与民主制度所形成的“大多数强迫”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剥夺，所以，彼此彼此，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也不要去盲目崇拜什么民主制度。他们打出所谓的国情特殊论的旗号，作为抵制民主在中国推行的理由。他们说，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走自己的路，不要让西方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诚然，每一个国家，作为个体存在都是特殊的，像个体的人一样。但决不能说因为你和所的人都不一样，你就可以不拥有大家都拥有的“人”的本质了。国家也一样。不管你与周围的国家如何的不一样，但历史进化的道路肯定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主会成为当今世界的潮流。我想提醒那些坚持国情特殊论的先生们，当你们从前雄心勃勃地推进世界革命，想把地球上所有国家都囊括到共产主义大家庭时，想把世界变成红彤彤一片时，是否也曾考虑过国情特殊论呢？这个特殊论和对外主张世界多极化与对内主张单极化是不是一回事呢？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所以当我们看一个制度时，必须要用历史的眼光，就是说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看它在历史的进化过程中是处在什么位置上，是一个先进的制度，还是一个落后的制度。先进的制度，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它与落后的制度比，是有本质的不同的。专制制度是少数人用暴力实现的对多数人权利的侵犯和掠夺，而多数人无权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要求，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只能用暴力反抗暴力，以暴易暴，社会就不停地进行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没有尽头。民主制度虽然不可避免地还存在“大多数人强迫”的问题，但这其实是历史的无奈。正像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一样，制度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大多数人的意志通过和平手段决定全体人的利益，总比少数人用暴力手段决定全体人的利益要进步得多，也公平得多。至于现在能不能产生出一种比“大多数强迫”更为先进的制度，还没有。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人不可能超越现实，去解决属于未来社会的问题。其实民主制度在其发展进化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发现和提出问题，不停地在进行自我完善。就像“大多数人强迫”这样的问题，其实早就有人在思考了。如果大多数人错了怎么办？所以必须要给少数人提供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和条件，另外还要用任职年限来限定根据大多数人的意愿获得社会职位的那些人。就是说被你们选举的人，一旦因为是大多数“看走了眼”，但由于任职的年限规定，他也不可能把错误永远地坚持下去。眼前的例证，就是台湾的陈水扁，而毛泽东却能把他的错误坚持几十年。这样的事不能不让人去思考。

再有，因为民主虽然比专制更公平，但依然会发生“大多数人强迫”，所以在做有关社会的重大决定时，除去总统、议会选举之外，一般来讲，“全民公决”这样的事，还是运用得越少越好，就是说，在国家事务中，并不是什么事都要来一个全民公决。全民公决带来的“大多数强迫”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最容易造成社会感情的分裂和两派情绪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