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给人民随时批评的机会

批评谁呢？当然是批评政府。因为人民有政府批评，因此政府也只有人民批评。政府绝不会批评政府。所谓“自我批评”，往往都是忽悠。多年前沙叶新先生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过，毛泽东就从来没作过“罪己诏”。他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代表。

其实，不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府，只要以这三个形容词来自诩，就等于要别人乃至众生将自己推到“神”的宝座上，不仅不会有罪，而且也不会有错――因此，自然也就不会作有实质性的自我批评，不会下“罪己诏”。然而，国际歌中唱的却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强调“国情”强调“特色”的国家，如果人民再不批评政府，也就没有什么人会批评政府了。而过去大半个世纪的经验教训也告诉我们，政府所犯的一些过错，正是由于不接受和阻挠人民批评的结果。因此，只要没有“神经质”的毛病，不给别人扣上类似“挑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种政治大帽子，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民批评政府，这其实也就是某种“国情”和“特色”下的“两权分立”；只是凡这种国家，人民的权力实质上都难以与政府相“抗衡”罢了。

自从人类有了政府之后，我们不能不承认，政府就成了人民监督、批评的对象。而如果一个政府离开了人民的监督和批评，也不知会干出什么样的傻事、坏事来；特别是对于那些人民没有权力更换的政府而言，甚至有可能“作恶多端”、“磬竹难书”。难怪储安平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在一篇痛斥国民政府的檄文《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中，除了历数国民政府对言论的管制，还指出：“殊不知政府人物固无不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无不可更改者。”“政府虽是治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是国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面掌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最后主宰之人。……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而在罗隆基看来，国民之所以为国民，就是他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政府的行动，不能以其出诸政府，即成为天经地义。在《论中国的共产》一文中，罗隆基针对国民党更是指出：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是一党政治的必然结果。在一党专制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亦没有监督、指责当局及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的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趋叛离……

可据几十年的情形，由于“客观存在”或叫“历史造成”，我们的政府随时都能监督人民，批评人民，管制人民，而人民却很难做到随时监督政府，批评政府，管制政府。当然，出现这种情形，并非人民不愿意监督不愿意批评，更不是人民没有能力监督没有能力批评，而是政府利用强大的权力阻止人民去监督和批评。比如，一个上访者，事实上就是政府的一个监督和批评者。我相信上访者所反映的“情况”其实就是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包括对当地政府直至对中央政府的监督和批评。然而，政府不仅从来没有善待这些监督、批评者，而且总是采取各种手段反对和阻挠这些人的监督和批评，甚至不惜花掉大把纳税人的银子，派便衣到京城强行将他们押走，而中央政府对此往往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至于后来出现像孙东东这样的“教授”信口雌黄，诬蔑上访者为“偏执型精神障碍症”这样一种现象，其实也不过是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又一种形式的体现，否则借个胆子给他，他也不敢――上访者一人一口唾沫，不说将孙教授“淹死”，也会“呛”得他难受。不过，由此可见，不论是地方政府抑或中央政府乃至支持政府的所谓“知识分子”都是不欢迎监督、批评，更不愿意接受监督、批评的。不明白这一点，也就不懂中国国情。

可以说，也正是由于事实上人民很难随时监督和批评政府，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实质上的“人民当家作主”（除了古希腊的雅典民主，迄今为止，我们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如果有人硬要说有，谁都知道那不过是在忽悠），在一些真正的民主国家才出现多党制，出现三权分立。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或者说这是目前所知监督政府的办法中最好的办法。这些办法不仅都是从人性的弱点来考虑的，而且也都是从历史教训中得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例外，也不存在某个国家会有一种什么“国情”什么“特色”，除非你要把这个国家排除在人类之外，除非你根本就没打算要真正实行民主自由。

这里还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典型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已经搞了几百年，西方国家在这方面也已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范市场经济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也是根据人性来制定的，故而有普适性。如果我们也想建立起规范而有效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向人家学习。这里不存在“国情”和“特色”，除非你也没打算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

然而，现在就有那么一些人――而且据说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知识分子”却坚持反对“普适性”，坚持反对学习比我们更先进的人类文明，在那一味地强调“国情”强调“特色”，仿佛中华民族除了“勤劳、勇敢”，还真的可以产生一个“伟光正”的什么集团，不需要监督，不需要批评，然后就能领导中国人民过上“天堂般”的生活。在我看来，这种人马克思的书不仅没有读好，而且理解力尤差，至少忘记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曾这样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上册，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恩格斯是承认人有兽性的，并且其理由无可辩驳。而凡有兽性者，即使人性的程度较高，也绝没有成为“神”的可能，因此绝不可能达到“伟光正”。真不知那些所谓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创立者之一的恩格斯先生的话是如何理解的。

2009-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