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民主迷信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一．当代中国的成就

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进步是很难否认的，特别是近十年来获得的惊人繁荣。比起年长的人，年轻人相对缺少纵向的历史感，却比长辈有更多横向的关于西方发达社会的知识。因此，相对于长辈，青年学生对我国的社会现实有更多的不满。其实，不仅是较为年长者更多看到国家的进步，多数海外华人和在发达国家的我国留学生也对中国的持续进步持乐观态度，通常比在国内生活的人对现状的评价高。归国的留学生多了，台湾和周边国家来我国大城市定居的人也多了，来我们这里做生意的发达国家的人更是川流不息。中国的商品正在大规模流向全世界，中国的城市正在迅速国际化，令人燃起对恢复汉、唐辉煌的希望。当然，两方面的不同看法可以理解为海外的人与国内的人处境不同，海外的人较少遇到国内不良环境的种种委屈。不过，个人的委屈也可能蒙蔽对宏观局面的认识。当美国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感到恐惧，把中国当作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时，你就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取得的成就。

1840年英国因为中国拒绝他对华贩毒就敢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兵力不超过两万，就让中国赔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数字是按中国当时的人口计算的，也就是说要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赔一两，实在是野蛮至极了。那个时候，中国不是任何国家的对手，而是任人宰割的对象。但五十年以后，到1950年，我们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阻挡在了国门之外，赢得了迄今五十年的国家安全，赢得了对手的尊敬。朝鲜战争始于三八线，终结于三八线。但是中国军队参与的战争始于鸭绿江，终结于三八线。

为了扭转1840年以来中国的衰弱，中国人一直在学习。满清王朝学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北洋政府学过西欧的议会制，孙中山要搞“军政”，蒋介石尝试过德国的法西斯，共产党人学了苏联的“专政”。自上个世纪开初，我国的留学生不绝于途，哪个国家先进就如潮水般涌向哪个国家学习。结果呢？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绝不“思想僵硬”。百年来，主流意识形态换了好几次了，恐怕比世界上任何社会的主流思想换得频繁。中国是最早放弃计划经济，改行市场经济的共产党国家。若非近二十年来中国开辟了一条极其特殊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美国不会产生恐惧，认认真真地把中国当成竞争对手。

中国已经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为什么却出现那么多对政府的不满呢？我们的学生们不去了解亚洲的其他欠发达地区，如印度；也懒得去比较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我们的建国与印度独立几乎同时，起点全面低于印度。与拉美比，我们的起点更低。在20世纪初，阿根廷和巴西还属于第一世界，属最富裕的国家之列。如果你们了解现在的印度政府，和许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其他后进国家的政府，大家恐怕会非常满意我国政府的表现了。反过来说，如果那些后进国家的人民能享受到我国这样的政府，他们大概要念佛了。然而，关键不在于我们的知识青年不了解落后国家，关键是我们的青年根本不屑于了解与我们一样落后的国家，不屑于与他们比较。我们的眼睛盯紧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

二．中华政治文明的底蕴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永远盯着北美、日本、西北欧、和澳洲呢？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这样的国家。这就要说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自汉唐的强盛以至明清的繁荣，我国原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富裕的先进国家。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今日何在？惟我中华文明三千多年绵延不绝。中国之所以有今天，原因在于我们的文明有深厚的底蕴。我们的传统文明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极为出色；因其出色而悠久，亦因其悠久而出色。《易经》讲，既然“天行健”，就要“君子以自强不息”，“与时偕行”。我国的传统文明讲求格物致知，好学不倦，而且有教无类，造就了世界上最好学的文明。没有这深厚的文明底蕴，就不会有先贤们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不可能有百年来的艰苦学习，不会有近半个世纪来的持续进步。

这里要提出一个看法，关于政府体制的政治文明构成一切伟大文明的核心。比如古希腊文明的核心不是断臂的维纳斯，而是雅典的民主体制。今日西方文明的核心是以美国体制为代表的代议制。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惊人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体现的也是我们对政治体制的认识。更早时，我国有“体用”之争，讲的也是政治体制。同样的道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种种不满也大多可追寻到政治体制的根源。

政治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核心，这要从政府的重要性讲起。没有了政府，社会就受丛林法则支配，弱肉强食。建立政府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第一步。当人们把所有实施暴力的权力让渡给了政府之后又怎样呢？这时，对人民最大的威胁来自政府，来自关于政府的体制。人们需要政府做很多事情，大事情，却又希望政府别做伤害我们个人利益的事情。

在今天遇到贪污腐败，滥用公权之事，我们对政府不满，要求政府体制的变革。自然的，人们会想到西方的制度，特别是议会民主。源于我们北大的“五・四精神”主体是反传统，追求“西化”。民主的理念被称作“普世价值”，被认为是“人民作主”的体制，对知识界很有吸引力。美国甚至有人认为，民主加市场是“历史的终结”，人类政治经济文明的顶点。然而，另外一些西方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却早就看到议会民主的狭隘。民主制度有强烈的阶级性，无论是代表工人阶级还是资本家阶级的政治，民主体现利益集团争夺政权的强权政治，代表着建立在一定规则上的强权政治。马克思主义也是西学，而且是西方的显学。问题在于，西方的民主制度真的代表政治文明的顶峰？

中国有伟大的政治文明传统。取消私有制是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西方最早明确论述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家是两千四百多年前古希腊的柏拉图，远远早于马克思。我国的孔子比柏拉图早生一百二十多年，《礼记》里记述了他的“大同”理想。孔子的思想比柏拉图中庸得多，更人性，更出色，表述也简洁得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从政治结构到道德准则，从道德准则到社会关系，从社会关系到经济、伦理、教育，自经济、伦理、教育迄于社会结果，全文仅107字。接下来，《礼记》又记述了孔子对“今大道之隐，天下为家”的私有时代的政治理解，及相应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自汉武以降，以孔门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府制度绵延两千多年，在世界上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先进的。不独如此，两千多年前的语言文字，不必翻译，今人仍能流畅地阅读，岂是希腊罗马文明所能比拟？

由于一个世纪的“革命”，国人对中华政治文明多持否定立场。认为是“封建”腐朽的。只会抽象承认“中华文明伟大”，却具体指责中国政治制度野蛮。这不仅讲不通，而且是因为对历史的无知。三代中国青年都只晓得西方的先进，包括苏联的先进，却不知其野蛮和落后；只知道传统中国的野蛮落后，却不知中华传统政体的文明先进。中国的传统政治文明“以德治国”，极其独特，效果惊人。一是政府之治与乡绅领导的自治相结合，给人民以相当的自由。二是首创文官制度，以公开平等的考试加考核来选贤任能。这种带有“虚君共和”色彩的文官遴选体制惠及整个世界，较之今日的普选制度也并不逊色。三是世俗政治，以德治国，发展出对不同民族、部落、和宗教的宽容和包容，成就了今日的中华“民族”。当西方人为取消宗教法庭而奋斗，为世俗化而艰苦“启蒙”，我国的世俗化在两千三百年前就完成了。四是绝对的小政府，治理着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民。传统的县比今天至少大一倍，但一个县只有一、两个由国家付工资的官员，没有专门的税务机关，专门的法律机构，也没有庞大的常备军。“天高皇帝远，”多数老百姓大概一辈子也没见过政府官员。

我国传统文化以仁爱和中庸为“道统”，并不强调“国”和“族”，中国大体上是个文化范畴，“国家”也不过是家之聚合。过去的西方使用拉丁文作统一的书面文字，后来用拼音来拼写各地方言，就要求不同的拼音系统，形成不同的民族语言。我们用象形文字和非常自由松散的语法包容各个民族。凡使用汉字为书面语言者多自称为“汉族”，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熔炉。过去的西方信奉统一的宗教，后来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导致各种极端主义和血腥战争。我们中国是世俗社会，世俗国家，不许宗教支配政府，故能包容各类宗教。宗教和语言是民族国家的基础。如果用拼音来拼中国各地的方言，如果大家为神和神的教义争执不休，中国会分裂成多少彼此仇视的国家啊！比起国学宣扬的仁爱文化和中庸之道，西方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岂不是野蛮？

我们当然可以举出中国传统政府的无数劣行，两千几百年里，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但比起西方曾经的专制，中国的政治要文明得多，也宽容得多。马克思从未来过中国，不通中文，仅凭东印度公司的一些报告就想象出所谓以治河官僚为由来的“东方专制主义”，谬传至今。中国当然是“礼仪之邦”。直到中国王朝灭亡之际，西人要我老百姓一人赔一两银子，皇帝却谨遵康熙“永不加赋”的“祖训”，不曾敢对亿万农民加收一分钱的田税。结果是政治体制的高度“合法性”，绵延两千多年。有人反具体的皇帝，具体的贪官，但没人反体制，连元朝时的蒙古政权也不反中华体制。这样的体制在西方的侵略下结束了，但它是否就一无所长了呢？是否就被西方来的新体制连根拔去了呢？

今天的人，但凡发现新体制的弊端，就去攻击“长期的封建专制传统”，而不知道那是西方（包括俄国）体制的弊端。一个翩翩君子被流氓无赖击败了，但那并不证明流氓无赖代表更先进的文明。满族人击败了明朝，日耳曼人摧毁了罗马帝国，但那并不必然代表先进文明战胜了落后文明。满族人的成功恰恰在于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明。的确，日耳曼人摧毁了罗马腐朽的奴隶制，满族人挑战了汉人给女子裹小脚的恶习，但那只证明先进文明与野蛮文明相结合才能摧枯拉朽，才有活力。整体的抛弃一个伟大的文明传统并不可取。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起源于对希腊罗马政治文明传统的“复兴”。孔子的伟大思想是对“周礼”反思的结果，在于他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的文明传统是我们成功地学习外国，并且创造独特政治体制的基础。近代的中国向外国学习，但并没有割裂，也不可能割裂中华文明的延续。没有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汲取中华传统文明的精华，中国就不能超越西方世界。

三．民主迷信

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据说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国的青年们也自认信仰民主。

民主制是有社会条件的，我们的社会条件与西方不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是阶级社会，之后的古罗马也是。中世纪更有严格的等级社会，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对传统贵族发动攻势是阶级斗争。因此，《共产党宣言》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然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小农社会，是大一统的社会，不是阶级社会，不信仰阶级斗争。至迟到了商鞅变法，中国的封建制就不存在了。中国早熟的农业导致了这样一个社会，精耕细作、多子多福，拒绝长子继承制。在这种情况下，“富不过三代。阶级社会不仅是由贫富分化引起的，更依赖长期形成的阶级意识。我们的传统社会不是产生阶级意识的温床。

这样的传统社会导致了一个独特的政治体制，比起西方体制要文明和谐得多。如果政府文明是一切伟大文明的核心，中国的政府文明是空前的。在中国，我们比柏拉图更早意识到政府必须由贤能者领导，并且发明了公平的选贤任能的制度，人人有平等的机会来参与政府工作。人不分老幼华夷，均可参加公平和公开的科举考试。“布衣宰相”乃是寻常之事，甚至春秋时就有奴隶为相。中国社会是平等的小农社会，不是界限分明的阶级社会。中国人理解的“政治”，是由“正”的道理来治，不是阶级之治，不是强大的阶级或利益集团通过斗争来获得权力。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公正廉明、两袖清风是主流的政治文化。官员是考选出来的职业的中立官员，他们代表全社会（所有小农）的利益。中华文化是“仁”的文化，此道统源远流长。做人要做仁人，为政要行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