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粗放”问题的普遍性及其深层成因和对策(论纲)

一、不仅经济发展方式“粗放”，

其他发展也存在着“粗放”的问题

（一）经济发展存在的 “粗放”问题

在需求结构上，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而不是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投资存在着地区雷同、重复建厂的问题，使产能大大超过产量，生产超过需求，经济效益大大降低。出口主要是外资企业、合作办厂或来料加工所生产的产品，利润大部分为外商所得，我们只挣了个打工钱，并且付出了资源、市场、环境的长远代价。

在投资结构上，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和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偏高，而科学研究、环境保护以及直接民生领域的投资比重偏低。房地产与基础投资短期内带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明显，但其带动经济增长的持续效应和就业效应较弱。房地产投资过多，不但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而且“寅吃卯粮”，为以后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设下了陷阱。科学研究、环境保护以及直接民生领域的投资比重偏低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产业结构上，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而不是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使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尤其是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吞噬着大部分的能源和基础性资源。这些产业的增长尽管拉动了GDP的增长，但对于主要资源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来说，不啻于饮鸩止渴。

在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上的倾斜和偏向，共同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缺陷：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而不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主要是GDP增长快而不是经济效益高；主要是趋低层次的畸形增长而不是趋高层次的可持续发展。

（二）科技教育发展存在的“粗放”问题

技术进步主要靠引进，而不是自主创新。在引进上，又主要是引进成套设备，而且是重复引进、换代引进。这就使自己的科技人员无用武之地，反倒显得无足轻重，于是，或者“孔雀东南飞”，或者流动到外资企业或研究机构，或者移居国外。这样就形成了两方面的效益损失：一方面是高价、多次引进成套设备；另一方面又无偿输出科技人才，形成了恶性循环。

教育发展主要是量上的扩展，而不是质上的提高。学校主要是按主管部门的要求办学，而不是按人才成长规律办学。学校的发展主要是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增加投资、增加人员编制、增加校园和建筑面积、增加招生人数，而不是教育质量的提高。

人们的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的“文凭”和“职称”的提高，而不是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学习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不是学到有用的知识和才能；教学主要是灌输规定的教材知识，而不是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在近些年扩大大学招生、办各种函授教育和在职教育的浪潮中，追求经济利益、降低标准要求、滥发文凭的现象大量出现，腐败现象蔓延到校园和学术领域，导致“文凭”和“职称”的水平下降、良莠不齐。

（三）改革开放存在的“粗放”问题

改革开放主要是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的，而不是有完整的设计方案。改革开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展当前经济，而不是为了社会进步。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分立的，而不是统一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放开、搞活，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体制。

改革开放的目的应当是社会进步，社会进步的基础是有更合理的体制。改革开放必然要涉及到“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正确推进，才能建立起比传统体制更合理的新体制。在合理的体制下，经济发展才能持续。在合理的体制下，个人收入与对社会的贡献是一致的，先富起来的人是为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如果体制不合理，收入与对社会的贡献不一致、不相应相称，就会出现分配不公，也会损失效率。不能是允许谁富谁就富，而应当是在合理的体制下谁有多大贡献就有多少收入。

（四）解放思想存在的“粗放”问题

解放思想没有明确的对象和界限，不明确是什么东西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不明确在哪些地方或哪些方面思想需要解放，在哪些方面又需要坚持基本原则？所以形成不断地解放思想、随声附和解放思想、糊里糊涂解放思想等情况。

解放思想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要求，容易助长各级各类领导人的主观愿望和主观意志，使他们把搞歪门邪道、行贿受贿、弄虚作假、形式主义、权大于法、以权谋私、贪污挪用、追求享受等等都看成是解放思想的表现。

解放思想没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容易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加上体制不合理，使各种不正之风广泛流行，社会心理浮躁，短期行为大量产生，价值观实用化，情趣低俗化，人际关系势利化。

二、“粗放式”发展根源于改革的不到位

（一）错位的经济发展推动方式

经济发展本来主要靠企业的竞争来推动，在中国变成了主要靠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来推动。企业之间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结果是“跑步（部）前（钱）进”，多争取投资，多办开发区，多得到特殊或优惠的政策，甚至不惜行贿受贿；是争相实行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甚至不计成本；是无长远考虑地加快使用和出售本地资源，甚至相互竞争压低价格贱卖了宝贵稀有的国土资源；是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为本地企业和产品保市场，甚至保护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企业本来是投资的主体，在中国政府成了投资的主体。企业投资依据于经济效益（利润）的预期，一般考虑长远；政府投资依据于政绩和调控经济社会的预期，一般考虑当前。企业对投资所要建设或改造的项目一般都有经营和管理的经验；政府对投资所要建设或改造的项目一般都没有有经营和管理的经验。企业对投资项目的技术先进程度和成熟程度一般都比较了解；政府对投资项目的技术先进程度和成熟程度一般都很难清楚了解。政府成为投资的主体，就会偏向于投在基础设施、房地产；就会偏向于重复引进、重复建厂；就容易出现只顾投资建厂而不顾厂建起来是否会盈利的决策失误和粗放管理。

（二）越位的科技教育管理方式

党政职能部门成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上级领导，学术附属于行政，行政职务成了获取学术地位和待遇的制高点；学术的神圣和尊严逐渐丧失，学术组织的学术性逐渐渐弱，专家学者的社会责任感逐渐淡漠。

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即使是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教研人员，也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怎样获得行政职务并不断得到提升方面，而不是放在学术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创新方面。在学术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方面，又放在了按晋升的要求去跑项目、找刊物编辑或领导、找评审专家方面，重视练“外功”而轻视练“内功”。在科研上，又是找最容易出成果的地方着手，不去攻坚，重视练“软功”而忽视练“硬功”。这样还使学术、技术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发生了扭曲，大家不是关心学术上、技术上的进步，而是能不能立上项目和立上哪一级的项目？能不能获奖和能获得哪一级的奖项？能不能发表和发表在哪种刊物上？

这种“官本位”的科技教育管理方式，必然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使全民族的科技素质得到实质性提高；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很难产生出能够带动产业升级的创新成果。

（三）不到位的改革推进方式

错位的经济发展推动方式和越位的科技教育管理方式，都根源于改革的不到位，根源于不到位的改革推进方式。

我国的改革推进方式，是由易到难、由体制外到体制内、上下结合（群众或基层的创造得到高层领导支持和中央确认）的、渐进的推进方式。这种方式开始时比较容易，但又很难到位：由易到难的改革推进方式，容易使改革到了难处就停滞；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改革推进方式，容易使改革到了体制内就难以推进；上下结合的改革推动方式，容易出现中间堵塞和变形；渐进式的改革推进方式，容易使前面的改革为后面的改革设置障碍。

在我国改革取得明显进展和成绩的同时，改革推进方式的负面效应逐渐显露和加强，目前处于难以推进的困境。改革不能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就不能转变，“中等收入陷阱”就无法突破，社会公平正义就无法实现，贫富分化过快、腐败愈演愈烈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深层的社会矛盾就无法化解。

三、 改革不到位根源于基础理论创新的缺失

（一）基础理论创新主体缺位

改革开放之所以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逐渐推进，是因为没有一个整体的设计方案；没有整体设计方案的原因，是没有一套完整的科学理论；没有完整科学理论的原因，是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创新；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任务的原因，是由于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展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传统观念不符合实际。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理论家和思想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不是顶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家。认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马克思主义顶尖理论家是合二为一的观念，既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造成了实践上的重大失误。以毛泽东为例，在哲学理论方面，他存在着把矛盾扩大化、把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简单化等偏向和问题，他的这种偏向一方面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是造成“哲学贫困”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这种理论上的偏向又导致了他自己在这种理论观念的支配下，建国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违背科学原理盲目实践。

实事求是地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发展，要靠专业理论工作者，而不能靠党和国家领导人。即使在专制社会，中国的指导思想――儒家学说也是由思想家和教育家创立、创新和传承的，而不是由皇帝创立和传承的。在西方更是这样。统治者可以选择合适的理论和学说（不一定是一种），但不一定要自己创立理论和学说。这样既束缚理论的发展，也束缚实践的发展。邓小平以后的几代领导人，实际上已经逐渐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专注于执政纲领和发展战略的考虑，这是符合实际的转变。但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展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传统观念还没有转变。

党和国家领导人由于知识结构和日常事务忙等原因，不可能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任务。专业理论工作者做惯了“注释”的学问，缺乏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意识和勇气；现有的理论教育、理论研究的计划体制很难培养和造就出一大批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的人才和成果。理论创新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出现以后要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和跟进，受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和推广。由于种种原因，近些年来，理论界逐渐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形成了唯上、趋利（“理论联系实惠”）、被动应对实践（就事论事）等不正之风，基础理论创新更难形成共识和合力。

（二）对基础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意义认识不足

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本来已经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说”，但是，理论上的探讨没有深入到对“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创新，没有想到用一个更有解释力的新范式来代替“五种社会形态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后，也没有完成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构建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政治经济学。应该设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创新工程，结果变成了继续注释和维护的工程。

要区分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

对解放思想的研究，文献很多。但这里有一层窗户纸始终没有捅破，这就是之所以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很多方面与基础理论未能适应时代完成创新有直接关系；而全面地、彻底地、正确地解放思想，也就是要完成基础理论的创新，在基础理论的高度、广度和深度上，把新的实践和认识的成果加以总结，上升成为新的理论，使之成为教学和科研的基础，并进一步指导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最高体现就是完成基础理论的创新。

（三）基础理论创新滞后造成的严重失误

基础理论创新滞后，首先造成了认识上的模糊不清和混乱。例如，尽管中国在实践上“摸着石头过河”，已经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局限性，但是由于没有在理论上完成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