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

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我们的政策失误和其它多种原因，也出现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和挑战，而且有些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改革和发展的成败的关键的、致命的问题。这是因为，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考察，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将处于快速变动时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相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尖锐、更复杂。一方面，能改的、好改的都早已改完，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另一方面，中国现实形态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已经几乎被我们利用到位，任何进一步的改革发展，都客观上必然的要求进一步从体制和制度上来完善和健全我国的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发展目标，这就必然地会触及某一部分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改革和发展使中国社会的加速分化，社会分层已经出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主张分歧严重，二十几年的改革客观上已经造就了一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使社会财富不合理地向他们少数人手中集中。如果我们要切实地、有效地进一步高速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就必然地、也必须高举公平、公正、透明、民主、法制、宪政、共和、人权和科学的大旗向这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开刀，但是由于这个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阶层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大量资源，包括权力和财富等，所以中国的改革发展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别无选择，纵然是刀山火海，我们也只能、并必须冲锋向前。因为这将决定改革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

（一）、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我们的

唯一出路。在当前社会严重的矛盾中，学界和政界对于改革的态度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主流经济学家利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强行冲关。新左派则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中国改革成果和发展的指导思想，甚至有人对以市场经济作为改革中国发展目标和方向都表示怀疑，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是暗示走回头路。但我们则坚定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我们不可能有其它第二选择。

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根本没有回头路可走，退回去是死路一条。也不能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宪政实现之前，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

中国当前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有的甚至还是致命的、

关系到改革前途和国家命运的，但是所有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在进步、在发展，现实社会问题再严重，所有方面都不可否认地比文革时期都有所好转，社会弱势群体再困难，温饱问题总已解决，比起三十多年的凭票配给供应生活必需品，60年代初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二千多万人，总是有所进步。目前以权谋私的腐败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文革时期的腐败体现在政治上，当时的政治环境一派乌烟瘴气、结党营私、勾心斗角、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诬陷诋毁、落井下石真是丑态百出，甚至摧毁高等教育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史无前例的。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上丝毫不亚于目前的经济腐败。因此，中华民族没有回头路可走，所有问题，必须在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得到解决。

同样，我们也不能按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绝对的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况下，任何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措施，都不可能真正地避免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俄罗斯的教训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目前我们国企的垄断政策，已经使10%的国企，占有了95%以上的国企利润，已经具备了和俄罗斯私有化失败一样的条件，只要这些国企移主，私有寡头马上出现。而且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公共的绝对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况下，一旦私有寡头和腐败的权力相勾结，那么这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民众来说，都是最可怕的结果。

2、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阻力，而政治体制改革是制约腐败唯一的最有效措施。

由于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长期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数民主和法制的原则无法实行，从而计划经济时期的集权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长期以来由此形成的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造成的以权谋私的腐败，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上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和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最主要的阻力。

我们说中国存在最严重的腐败，不仅仅依据于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序，更重要的是从中国社会的腐败事实出发，立案查处的官员人数、涉案金额数连年递增，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从下面的数据中可以我国看到目前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腐败现状有多严重：根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谈访”揭露，我国的年赌博资金的流出量达6000千亿元左右，根据《南方周末》2006年1月19日第14版揭露“公车一年消费多达3000亿，”根据《读者》2005。12月期第42页揭露：“公款吃喝白白吃掉2000亿”。仅仅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公车和吃喝消费还是合法的。相比于整个韩国首尔市政府的公车只有四辆，我们就可以明白其中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数据，解决我们义务教育问题所需要的资金也仅仅只要200亿到600亿元。也就是只要我们的公仆门嘴巴中省下10%-30%，就可以解决我们义务教育所需要的资金了。但是二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我们对贪官污吏的审判已经判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死刑已经执行到人大副委员长，简直可以说，贪官无处不有，腐败无所不在。从村官到京官，从官员的家属到官员的情妇，甚至官员家里的保姆和办公楼前面的保安，都已经逐步加入到腐败的行列，有些小小的农村村官的不法之财就高达上百万，更何况那些掌握老百姓生死大权的大人物。事实正是这样无情，公仆们可以让很多好人一事无成，也可以让很多坏人畅行无阻，而在现行体制下想要对公仆们的非法行为进行阻止，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困难重重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些敢于揭露贪官的反腐败英雄，大多数都遭到了残酷的打击报复，甚至被关押迫害。现行体制为贪官和奸商提供的保护甚至多于提供给合法企业和公民的保护，常常是拒绝行贿将一事无成。在湛江、厦门、沈阳、石家庄等地，我们就看到了集团性腐败的现象。在很多省市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机制健全的腐败网络，比如，有各级政府庇护下的非法煤矿和造假工厂，有公安和工商庇护下的地下妓院和赌场，有军警和海关庇护下的走私“集团公司”，有地方主要党政首长庇护下的地方“首富”和“富豪”。在许多情况下官员腐败已经从点发展到面，形成了腐败的网络，利用集团的力量来进行腐败活动和对付反腐败的侦查和打击揭露腐败的人士。有的甚至借“反腐败”来作为权力斗争、组织腐败网络的手段。所以，在中国，贪官淘汰清官、劣币驱逐良币，就不再是反常现象，而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这样，即使某些政治领袖具有打击腐败的坚定信念，也不敢轻易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以免招致权力结构失衡、统治基础削弱的危险。由此可以充分说明：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最主要的阻力的论断。

问题的关键是，腐败问题的解决主要的并不在于加强包括“三个代表宣讲”在内的道德教育和健全法律条文等等措施，在纸醉金迷的巨大物质诱惑面前，道德的力量是如此地苍白和无力，而法律条文都是死的东西，是由有绝对权力的人制定和执行的，在权大于法的集权体制下，所有的反腐败政策和法律条文都会被绝对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化解掉，难道几十年来我们的道德教育和反腐败的政策法规还少吗？效果怎样大家有目共睹。只要有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的存在，一切道德和法律的反腐败监督和执法，只是自己对自己监督，自己对自己执法，绝对的腐败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制约。神圣的法制也只能拜倒在权力的淫威之下，“虽重圣人而治天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靠人，靠民众的力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运用“每个人”的力量来民主监督、制衡权力和制约腐败。运用民主和法制的原则，实行民主宪政、三权制衡、全民普选、新闻自由、保障反对党的权利等原则来制衡各种公共权力。任何怀疑和忽视民众的能力和力量的观点、理念和政策都将给当前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前途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会使改革开放犯方向性错误。

3、政治体制改革是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必要条件。

真正地实现藏富于民，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而不是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不但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崛起和赶超发达国家的根本选择和前提条件，也是所有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决策，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重要国策，邓小平的“共同富裕”国策，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贫富悬殊”，而是一个橄榄形的收入状态，决不是一个三角形的收入状态，这也就是必须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

但是，目前我们的收入政策已经严重失误，收入差距已经严重地不合理，官方公布的基尼指数已经达到4.6。已经亮起了红灯。而这个4.6的基尼指数还不包括各种合法不合理的灰色收入和违法的腐败收入，如果把这些都计算进去，必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藏富于民，造就一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队伍这一目标？在集权管理体制下，靠各级政府来为大多数农民和城市贫民争取利益，毫无疑问是隔靴抓痒，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因为各级政府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利益群体的牵制和制约，在各种利益群体中，最弱小无力的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因此客观上，在集权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不得不向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权力和财富）的既得利益强势群体倾斜。这是已经被我国改革实践反复地证明了的结果，比如科教兴国的国策已经确立近二十年了，但是，我们的各级政府就是无法从公仆门的嘴巴里省下10%-30%公款吃喝的钱来解决义务教育的经费，难道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我们的弱势群体争取利益，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各种民主权利还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手中，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这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舍此以外，别无他途。

4、政治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中，虽然改革的过程是模糊的，

是“摸着石子过河”，但是，改革的目标却是坚定而明确的，就是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分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制度。在这里，来不得半点虚假和自我欺骗，我们更不能允许社会强势群体任意肢解市场经济的完整的原则体系，把对他们有利的原则拿来，拒绝对他们不利的原则。

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来保障它的调节功能充分实现，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出效率，其一是因为“公平竞争”，竞争出效率，而且必须是公平的竞争才能出效率。其二是因为“利益激励”，我们认为人的本性和本能是自私的，在经济领域有二大显著特征就是：一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生存、幸福、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父母必须为子女，成人必须为自己获取生存、幸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而这个充分条件又是无限的，人的精神和物质的需要和欲望是无限的，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无限地递增发展的。二是人是厌恶劳动的。没有充分的内部动力，任何人都不愿意劳动，或者说不愿意努力劳动的。劳动对人来说永远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快乐。劳动作为第一需要，作为一种享受，永远只能是个别人的体验，没有普遍意义。“不劳而获”的欲望永远是人的一种天性。因此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人的无限的欲望来激励人们努力劳动，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力，从而带来经济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其三是因为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有效、最科学地调配社会各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