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用正统的中华文明主导我们的外交和军事政策

叙利亚当前出现严重的官民冲突，独裁者巴舌尔总统多次下令出动坦克大炮对付游行示威的民众。对叙利亚当局这种举世皆知的暴行，中国该如何回应？以往对付类似事件，我们一概以“不干涉内政”为理由，不仅中国不干涉不参与，而且反对他国干涉。“不干涉内政”几乎已成为中国特色。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中华文明的历史会惊讶地发现，中华文明的主流并不赞成“不干涉内政”，相反，出兵讨伐不义政府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讨伐不义政府的战争是正义战争的观念最起码早在周朝就已形成。周朝权威的正当性来源就是讨伐不义的商王受。后来的儒家“亚圣”孟柯将这场战争评价为“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周朝建立后，又进一步将对不义政府实行军事讨伐的观念加以制度化。据伪古文《尚书》记载，在周公姬旦和成王执政期间，周朝以最高政府公文的方式明确宣告实行“方伯”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周王授权担任“方伯”的诸侯可出兵讨伐邪恶的诸侯。对经周王认可后行讨伐无道之君的“方伯”，其他诸侯应予支持。出兵讨伐不义政府的战争是正义战争的观念，以及隐含在这种观念后面的相反命题：对无道政府不加讨伐任其作恶就是不正义的观念，经过周武王、周公、成王的实践（更早则有商汤），和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齐桓公等诸侯的实践，在得到孟子的清晰阐发后，被确立为以儒家文明为主轴的中华文明的主流观念。

不过，通过《尚书》、《史记》和《孟子》等文献记载的讨伐不义战争是正义战争的思想尚以只鳞片爪的形式出现。把这种观念加以系统化是在汉代完成的。成书于汉武帝年间的《淮南子》一书对不义之君必须加以讨伐和如何讨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淮南子・兵略训》写道：“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如果不禁暴讨乱，也就不需要君主（政府）了。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不禁暴讨乱，也就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了。当君主不仅不履行职责，反而成为祸乱之源后，“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澹一人之欲，祸莫深焉。”

君主虽然尊贵，但当他对人民施行虐政、暴政，与人民为敌，就不应该任其作恶，不干涉内政，而是理当为民除害，“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此大伦之所不取也。……今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是为虎传翼，曷为弗除？”这样的战争，人民必然是欢迎的，“百姓开门而待之，淅米而储之，唯恐其不来也。此汤武之所以致王，而齐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为无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饮。”对邪恶政府开战，为人民除去祸害，这样的战争自然是正义战争。

那么，正义战争如何进行呢？《淮南子》里是这样阐述的：“故闻敌国之君，有加虐于民者，则举兵而临其境，责之以不义，刺之以过行，兵至其郊，乃令军师曰：‘毋伐树木，毋决坟墓，毋艺五谷，毋焚积聚，毋捕民虏，毋收六畜。’乃发号令曰：‘其国之君，傲天侮鬼，决狱不辜，杀戮无罪，此天之所以诛也，民之所以仇也。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复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帅民之贼者，身死族灭。以家听者录以家，以里听者赏以里，以乡听者封以乡，以县听者侯以县。克国不及其民，废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向被讨伐国家的国民说明讨伐的理由是国君残暴对待其本国国民，战争仅限于除掉丧失正义的政府，以实现尊重和保护无辜国民的正义目的。

“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中心命题，然而，主张以和为贵的中华文明却并不排斥正义战争：“故得道之兵，……招义而责之，大国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顺道而动，天下为响，因民而虑，天下为斗。……故明王之用兵也，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威之所加，若崩山决塘，敌孰敢当。故善用兵者，用其自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为己用也。用其自为用，则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为己用。所得者鲜矣。”

《淮南子》认为，即使是正义战争，对军事暴力的使用仍然必须遵从理性法则。“兵有三诋（诋，要事也），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挥，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

虽然主张正义战争，《淮南子》却反对把暴力作为立国之基，反对把暴力视为国家强大的根本。《淮南子》在政治学领域的核心观念是，政府必须以施行善政，施行良政为目的，军队仅仅是政治的辅助性工具。政治优良，国家才会强大，政治丧失民心，即使有再强大的暴力，仍然会失败。虽然出于年代和地域的局限性，《淮南子》的作者们把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视为统治与被统治的等级制关系，主张“政胜其民”，必须让民众亲附政府，而不可能认识到民主政府就是“民胜其政”，尽管存在这点瑕疵，但《淮南子》中的政治军事思想对今天的我们仍然颇具启发性：“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故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知强弱之势。此必胜之本也。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

中华文明是强大优秀的文明。在长达五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华文明由渭河流域的一小块地方不断发展壮大，以同心圆形式扩展其影响范围，直至覆盖整个东亚大陆、朝鲜、日本和南亚部分国家，我们不否认某些年代的帝国政府确实进行过以扩张为目的的侵略性战争，但是，如果没有正义作支撑，如果没有能征服人心的文明精华，完全依靠暴力，中华文明要在整个东亚大陆达到鼎盛，是根本不可能的。今天，许多国人主张中华文明要走向世界，我们在许多国家建立孔子学院，这当然有必要，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得到联合国授权后主动参与讨伐不义政府的正义战争，也应当是在世界上树立中华文明正面形象，把中华文明推向世界的一个天赐良机。对此，我们是否有必要改改“不干涉内政”的惯性思维？是否已经到了必须以正统的中华文明主导我们外交和军事政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