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路社：社会主义市场政治导论

摘自《中国政治改革常识》

一、引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什么？有人主张照搬西方民主，正如齐白石老先生所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必然使社会主义中国重蹈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老路，跟在其后亦步亦趋，永远无法超越。我的主张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政治体制，唯有创新方能救社会主义中国。其政治哲学依据是前面“权力唯物论”一章中根据逻辑推导出来的一系列政治学结论：〔1〕权力天然优越；〔2〕如果权力者从正当途径得不到应有的优越，必然就要从腐败方面去寻取；〔3〕如果不制约，即使权力优越，权力者的欲望仍是无止境的；〔4〕在不推翻权力者的前提下，制约权力的关键也在权力者；〔5〕权力优越必然引起竞争；〔6〕低素质者要想取得和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都必然通过腐败权术；〔7〕如果腐败权术可以取得和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人们就不会通过能力道德去取得和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8〕在公平竞争机制导向及制约下，高素质者必然通过能力道德去取得和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9〕权力与公有制、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渊源联系，因此其比私有制、资本主义更需要在政治权力领域实行权力优越和公开、自由、平等的权力竞争；〔10〕实现社会主义权力优越与竞争的最佳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政治。

二、市场政治释义

人类社会存在着经济、政治两个市场，只是两个市场又同时存在着差异而已――这是自然而然的，如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个人偏好、信息不对称两个问题上，两个市场之间情形有所不同，还有政治市场中的产品具有不可分割性或潜在的公用性，而经济市场中的产品具有可分割性，即可以分别满足不同个体的不同偏好，等等，不一而足。比如布坎南说过：“市场竞争可以允许若干竞争者同时存在，即使有一家占领了市场的大部分，仍然会有少数顾客会光顾自己喜欢的卖家。政治竞争则是非胜即败，一家赢了就独霸这市场若干年。在市场竞争中，买方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知道他采购回来的是什么东西。政治竞争则并非如此，在这里，选民作为顾客可以说是购买一个代理人的服务，可是他并不能约束这个代理人遵照合同办事，相反，是被迫授予这个代理人相机行事的广泛权利。”但两个市场的根本实质是相同的，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一样，都是一种人类社会的自然客观机制，其是与计划相对的，计划则是一种人类社会的人为主观机制。经济市场的物化形态，是商店、商场等；政治市场的物化形态，是选举站、选举中心等。在经济市场中，人们通过付款来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产品，选择某一产品，就是选择生产某一产品的市场主体；在政治市场中，人们则通过投票来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权力者，选择某一权力者（即市场主体，下同），就是选择某一权力者生产的公共产品。市场通过消费者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不断交易形成流通，从而达到配置资源的目的。可想而知，不论是经济市场还是政治市场，为了保障市场的正常运行，其都天然需要自由、平等（民主）、正义（法治）作为前提。而通过市场的机制来有效的最佳配置社会资源，即市场经济的核心；通过市场的机制来有效的最佳配置权力资源，则是市场政治的核心。

经济市场、政治市场的通货或价值尺度分别是货币与选票，这就存在着一种异化的危险，市场经济、市场政治实际运作过程中，市场主体追求的目标不再是直接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而是变成为直接追求货币与选票；如果市场放任自由，只要能够获得货币与选票，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都会有人敢干，什么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投机取巧、贿赂暴力、造谣诽谤、阴谋权术……许多恶性竞争，都必然会在市场竞争中随时随地产生；克服这种异化的唯一途径是法治（正义）到位，用法治（正义）来制约监督市场。市场还是两极分化产生不平等的根源，即使撇开市场运行中的违法与腐败不言，不论经济或政治市场都有门槛，资金技术或职务地位门槛，市场某些领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入的，这是起点的不平等；机会风险门槛，市场的机会不是无限的，无限的就不成其为机会了，这是过程的不平等。经济市场另一“意想不到”的现象是潜垄断,即某一行业只要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刚性需求无替代性程度和进入的资金技术或文凭证照门槛较高，如医疗、教育、住房甚至眼镜、品牌服装等，便可以这些行业形成潜垄断价格，消费者实际上别无选择。据说曾有某个美国政府经济顾问根据调查，每个家庭平均每月消费2包玉米片，就主观地认为家庭的经济只能负担得起2包玉米片，便建议总统用食品券的方式为每个家庭每月免费供给2包玉米片，家庭自己再买2包，这样，玉米片的消费量就可翻番。可观察一段时间后，发现玉米片的消费并没有明显增长，居民得到2包免费玉米片后，就不自己购买了，只吃政府供给的这2包。这说明一些商品的需求是刚性的，价格变动对需求没有多大影响，尤其是生活必需品，如水、电、住房、食品、医疗、教育等，不能说大米价格低我就一天吃10斤大米，价格高就只吃1两，或者生病了价格低我就治病，价格高就不治病了。还有像炒股、炒金、炒房……这类资本市场投机行为，不仅是一种间接剥削，同时也使市场扭曲变形。在这里，投机与投资是很难区别的，二者之间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些现象造成了一种行业性的“动物界”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虾子吃泥巴。政治市场中上述现象也相类似的存在。为了克服上述不公正的不平等――也可以说是一种市场失灵，经济市场需要行政法治干预，政治市场则需要宪政法治干预。或换而言之，计划的实质是群体本位，让主观去做主，专制集权之下，需要人治艺术；市场的实质是个体本位，让客观去决定，自由民主之下，需要法治规范。

经济、政治两个市场并非平行的，而是呈阶梯形式。经济市场是底层，为经济基础，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经济市场的主体或参与者，同时又必然是消费者，具有双重身份，只有极少数专门从事政治职业的国家公务人员是纯消费者。政治市场“面积”小于经济市场，以阶梯形式存在于经济市场之上，为上层建筑，人类社会中只有人数很少的一些政治家及大大小小的权力者们是政治市场的主体，大部分国家公务人员只是参与者，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则是纯消费者，因此政治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远高于经济市场。经济市场主体庞大、复杂，市场秩序杂乱，必须以行政法治制约监督；实施行政法治者是政治市场的主体及参与者（国家公务人员），其担负着制约监督经济市场的重大责任，即以政府的道德性和有效性修正经济市场的非道德性和无效性，如贪婪、剥削、不平等及经济危机。权力绝对不能进入经济市场，一旦进入它就失去了公正，失去了管理能力，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必定腐败丛生。但权力又必须进入政治市场，以在公平自由竞争机制导向及制约下，使高素质者必然通过能力道德去取得和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而政治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同样需要宪政法治来制约监督；只是由于政治市场主体的人数较少且素质精练，因此相对而言，通过宪政法治制约监督政治市场比通过行政法治制约监督经济市场要较为容易做到、做好一些。这样，人类社会通过经济、政治两个市场的分解与关联，便可以化繁为简、变难成易，将对庞大、杂乱的经济市场的制约监督难题，转化为对相对狭小、简单的政治市场的制约监督，从而在这种制约监督难度降低的情况下，有可能通过人类的实践努力，用法治的手段克服市场的缺陷。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人民供得起一个“阎王”，却供不起无数的“小鬼”。

三、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分析

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基本上仍然是建国初期五十年代政治体制模式的沿袭，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变化的仅是经济体制，其已经由用计划手段配置社会资源的计划经济逐步过渡转轨到现行的用市场手段配置社会资源的市场经济。但在政治体制上，我们至今仍然是用计划的手段配置权力资源，各级党委的组织部就相当于计划经济时期各级政府的计划委员会，其担负着有计划按一定要求与结构配置各级权力资源的重要职责。所谓“党的领导”，其核心就是“党管干部”，而所谓“党管干部”，就是按照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计划地配置权力资源，不论是权力的选任，如党委书记、政府首长、人大代表，还是委任，如党委政府的部门领导人、政协委员，其人选都事先必须经过党的组织部门有计划地考察选拔提名，然后进行认可式的选举或委任，而不是在政治客观实践中由市场通过自由竞争自然选择。计划总是与专制、集权、人治联系在一起的，要实现这种人为的主观计划，操作起来必然需要采取专制、集权、人治的手段，而我们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正是这三者的完美统一。我国现行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党员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权力选举，都无不是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游戏规则。这种“计划政治”表现为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在人事安排上是少数人暗中操作，需要选举时派出党委领导前往坐镇，以确保提名的人选顺利当选。用民主集中制作为游戏规则来配置权力资源，她的专制、集权、人治性，形象地说就是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如此情形之下，组织上再好的计划和愿望，什么德才兼备、干部“四化”，都必然会在执行中变味走形，产生用人上的腐败及失当，这便是一切权力腐败和低效的源头。

民主集中制是我国现行的这种计划政治体制模式的核心，要分析我国现行的这种计划政治体制模式就不能回避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如果回避她，任何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分析，都无异于隔靴搔痒，触及不了问题的实质。民主集中制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国际国内历来就有人对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性提出过质疑，顾准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早在三十多年前，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书稿中就有板有眼地论证过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权威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当代著名政治学学者刘军宁先生，对民主集中制的批评还更为激烈。但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对此进行历史、具体地分析，因为在其思维里已先入为主的将民主优于权威绝对化了，而其实不然。这正是当局对一些学者在民主选举上的激进民主主张不屑一顾之重要原因。

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这些当局者并不是不知道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权威主义，相反他们正是需要这种权威主义，只是出于某种现实考虑，而挂羊头（民主），卖狗肉（权威）。事实上，正如持极左主张的康生曾经坦率地说过的那样：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只不过是形容词。这种权威主义历史源头为革命权威主义，在过去不走议会道路，走暴力革命道路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为适应残酷的阶级斗争形势，无产阶级政党必然需要一种权威来保障组织运转的效率，以领导无产阶级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并且依赖比市场和平竞争更残酷的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来保证权力者的素质，列宁、斯大林、铁托、卡斯特罗、金日成、胡志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一大批中外无产阶级领导人都是这样脱颖而出的。最早是无产阶级巴黎公社政权纯粹民主制的经验教训，使恩格斯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因此，他在《论权威》一文中为革命权威主义进行了客观地辩护。只是后来当列宁从恩格斯手里接过这份科学社会主义遗产时，才将她贴上了“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民主标签，开始挂羊头卖狗肉。列宁之后，几乎所有取得革命胜利夺取政权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都毫无例外的很好地继承保存了这份革命战争年代的遗产，建立起一个个社会主义权威政体政权。从斯大林、毛泽东到金日成、胡志明、卡斯特罗……革命成功的经验使他们都对权威主义充满了自信。但当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接班时，革命成功经验带来的自信已经渐渐淡去， 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宁要稳定的权威，不要有风险的民主，便成了权威主义存在的更深层次原因。

我国当局者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出于既得利益，其背后也有着极其复杂的客观原因，这是因为在配置权力资源上采用资本主义那种民主选举作为游戏规则，并非就像一些人所想象那样美妙。人民是与精英相对的，具体的人民从来都不像抽象的人民那样伟大高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