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转机”的时代意义和国家样本意义

【编者按】随着广东省委工作组的进驻，因土地纠纷引发的乌坎事件迎来转机。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发展过程中“一手硬一手软”的手段之下，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乌坎事件因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广东，而变得引人关注。专家认为，从肯定利益，到承认博弈，再到平等谈判，广东乌坎事件的处理模式，将和 33 年前安徽小岗村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实验一样，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管理改革的样本。

12月22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充分肯定了广东省委关于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文章称：“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

此前一天，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为组长、包括数名厅级干部的省工作组进驻陆丰。工作组“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的五项原则，让一度情绪激烈的当地村民趋于平和。这被认为是乌坎事件的转机。

“乌坎事件”始于今年9月下旬。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因 404 亩土地的征地赔偿、村财务、村干部换届等问题引发村民上访；在三个月内，和平游行之后出现部分冲突，并最终导致事态进一步发展。目前事件被定性为“村内利益纷争”。

《人民日报》时评发表的当天下午，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经济观察报联合主办了有关乌坎事件处理模式的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广东处理乌坎事件模式，并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会议由盛平、新望主持。

以下是研讨会发言：

盛 平（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乌坎危机具有时代意义

12月20日 ，广东乌坎事件出现重大转机，事件朝各方希望的方向转变。北京思想理论界高度评价广东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期望事件最终得到圆满结果。为此，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和经济观察报联合召开乌坎事件处理模式专家研讨会。

33年前，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按手印搞包干，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今天，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人们期盼新改革时期来临之际，毫不夸张地说，“乌坎转机”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乌坎之“坎”是我国迈向一个新时代必须跨越之“坎”，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主义之路，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宪政建设的奠基之石。

今天，在中央、国家层面改革创新缺乏顶层、整体、系统设想和设计的情况下，地方创新和地方探索对未来中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乌坎转机”模式具有“国家样本”的典型意义。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地区，是全国现代化发育程度最成熟的地区。广东基层民众繁复的利益诉求，是社会成熟之后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带来的新问题，而不能简单的归咎于是广东地方治理的错失，全国各地必将先后面临这种波动中求稳定的局面。广东处理乌坎事件的理念和决策，将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件成功案例，一条康庄道路，一个良治模式。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讲，广东遇到的问题是中国其他地区先后将会遇到的问题，绝不能用欠发展地区的局部问题代替发展中地区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正确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对于未来中国具有重要的路标意义。从这个意义讲，“乌坎转机”是广东地方改革创新的国家样本。

“乌坎转机”将为我们正确处理官民干群关系，维护基层民众的正当权益，毫不手软的打击贪腐，消解特殊利益集团，提供丰富的经验和珍贵的解决方案

据我们了解，马立诚一直对广东乌坎事件的发展很关注，而且对广东先进的经验很支持，很推荐。我们请马立诚谈一下他的观点。

马立诚（《人民日报》原评论员）：马立诚：政府体现社会管理的创新

广东乌坎村的事件，是因为土地的问题引起来的。这种事情不光是广东有，全国各地都有。所以，并不是只在广东会出这样的事件。由于广东现代化发育进程比较快，社会转型也比较快。此外，广东也容纳了来自全国各地打工的人，且人数众多。因此，出现乌坎这样的矛盾也是自然现象。

在乌坎村的事件处理过程中，12月20号，朱明国副书记带领省委工作组进驻，提出处理事件的五个原则，使得事件出现了很大的转折。我觉得朱副书记的五个原则提出来非常好：第一是民意为重，第二叫群众为先，第三是以人为本，第四是阳光透明，第五是法律唯上。

他在讲话中实事求是地说，乌坎村的群众上访事出有因，大部分的诉求是合理的。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可以理解。他的讲话之后，受到了村民的欢迎。现在乌坎村民已经自发挂出标语，欢迎省委工作组进驻，并且纷纷反映情况。

广东省处理这个事情过程中转折点在于取得了主动权，并且获得了当地群众的谅解，从而为解决乌坎事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觉得以朱明国副书记为首的工作组，体现了社会管理的创新。

为什么说体现了社会管理工作的创新？创新有两条，一条是观念方面的创新，另一条是措施方面的创新。

谈一下管理方面的创新。国内一些区域先后发生过类似事件，往往会有一些人给民众扣上一些帽子，比如说境外操纵，敌对势力，群众不明真相，媒体煽动。而本次事件我注意到朱明国组长讲话中以上这几个一个都没有讲。事实是，乌坎事件确实是外国记者报道的焦点。而且国外记者为报道采取了层出不穷的手段，不同角度的描述。借此，把乌坎事情归结为境外煽动，可以说是很省事的办法。但是，广东省委工作组没有这么做。

所以，我觉得其中朱明国组长提出的“以人为本”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实事求是没有任意的上纲上线。所以，我觉得此次政府处理事件是一种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乌坎事件也十分重视，几次做了批示。我们认为省委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与汪洋书记的决策有关系。乌坎事件发展过程很快，9月份开始，12月份激化。在乌坎事件处理过程中，初期，地方政府的处理方式有缺陷，采取了一些比较强硬的措施来封堵、压制。这反而刺激了民众情绪的反弹，使矛盾不断地激化。引起海内外各阶层的关注，非常担心乌坎事件在激化的路上越走越远。

目前，广东省委的决策以及朱明国副书记工作组的处理把事情控制的比较贴切。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在省委工作组的领导下，乌坎村村民的要求应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决。这样，为全国各地创新社会管理，广东就起到一个排头兵的作用。

此外，乌坎村事件中互联网发挥了很大作用。怎么看待微博传播这也是政府的一个新课题。不敌视互联网，不敌视微博，这是一种现代意识，封堵互联网、微博会激起更强烈的，更大面积的抗议，只能够徒然增加解决这个事情的难度。所以怎么样看待互联网、微博，广东省委工作组也给全国起到了示范。

最后，乌坎事件中，工作组的实事求是态度，以人为本的态度，应该说也是中央在决策过程中在这方面的一个创新。所以，中央和广东省对待这一类的群体性事件，对待这一类的群众利益受损的焦点事件，特别是对待全世界的媒体都非常关注的焦点事件，能够采取目前的这样一个疏解方针，实事求是的方针，以人为本的方针，也是为今后中国解决群体性事件做了一个有益的探索。我们为中央的这样的决定决策也叫好。

胡德平

今天上午，《华尔街邮报》一位美国记者见我，第一个谈互联网的问题，第二个谈乌坎村的问题，当时我没有完全表达我的看法。今天下午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我特别激动，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关于“乌坎转机”的座谈会，看到大家主动支持“乌坎转机”这件事，我很高兴。

乌坎事件从9月份一直到现在才看到解决问题的曙光，发展势头也很好，我觉得我们关心这个问题，对改革持冷静、分析的态度，我觉得现在非常重要。

土地所有权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之一，我非常重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农民土地的卖价应该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社会上发生的强拆事件为什么多而又多，原因就在于人们对农村土地制度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认为农村的土地都是国有的。我跟一些同志讨论，有人说农村土地是国有的，我说是农村集体的，他说集体的也是国家的，包括一些省市领导甚至部级干部，也是这种认识。有人讲：农村个人占有的土地就是集体的，集体的就是国家的，国家的就是共产党的。这和农村家庭承包制时期的社会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就是导致强拆农民房屋，农民被城市化的思想认识根源。既然土地都是国家所有，国家就能按照市里的意志任意处理自己的资产，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名存实亡，就是名分也不存在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社会倾向。这种倾向足以使我们的改革改变性质。这个普遍性的认识问题在很多地方都是存在的。当然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不意味着土地不能流转，不能集中规模经营，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景。

我希望乌坎事件能推动社会建立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体制。我希望今后当社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时，人们可以通过法治和谈判手段来解决。政府对乌坎村村民自己选的干部，村民自治组织都承认了，我觉得很有意义。希望这件事能够继续下去，有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广东改革开放较早，出现土地所有权问题也早一点。如果沿海地区这个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无疑将会对全国起示范作用，将会对全面改革产生积极影响。我认为问题解决好的可能性非常大，在70%以上。

盛 平

任剑涛教授此前一直在广东做研究，对广东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们请他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广东处理大局值得肯定

对于广东乌坎村事件，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讲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要清楚认识问题和定位问题。因为，在目前中国，发展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什么问题的暴露是必须的、必要的、重要的，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执政过程中，主要倾向于以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判断问题，倾向于以掌控国家发展主导权认知事务。

中国今天遭遇的主流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问题。第二是社会发展的问题。第三是权力发展的问题。现阶段暴露出来的有价值的问题，必须对其问题类型进行定位。不能够混淆三类问题的类型与重要性。为此需要把握定位问题的要领：

第一，是欠发展还是发展中的问题？这两类问题，对国家发展到小康水平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不要用欠发展的矛盾来压制、掩盖发展中的矛盾。欠发展地区暴露的问题只有局部意义，不能够提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知和定位。只有在发展中暴露的问题，才是我们从全局意义上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只会出现在东南沿海发达省份。这些地区暴露的问题，才是中国的主流问题，也才是有国家价值的问题。

第二，当下暴露出来的问题，究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必须要分别确认。要避免以往对暴露出来问题的进行价值辨认，不分青红皂白地政治化的思维定势。

第三，在对待已经暴露的问题时，由权力主导处理相关的问题，进一步引伸暴露出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