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纠偏创新、深化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方案建议

【“4×7”纲目】①发展与改革存在的偏向和问题及其深层原因：发展和改革存在的偏向和问题；发展和改革出现偏向的根源：发展推动方式和改革推进方式有问题；发展推动方式和改革推进方式存在问题的根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缺失；从根本上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要从基础理论创新开始。②四个认识性创新理论：文明类型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力价值实现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升中华文明理论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权力转移和组织分工理论与改革。③统一“两个基本点”的四个坚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产党执政；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④四种管理分立：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与行政管理分开，在人民代表大会下分立；科学技术认定发展管理与行政管理分开，在人民代表大会下分立；司法管理从公检法管理中分出；国土资源收益保护管理在行政管理内分立。⑤四种权力转移：财政权转移到人大；最终监督权转移到人大；司法管理权转移到科学技术委员会；议法权转移到政协。⑥改善民生的四项举措：城市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农民工入户城镇与农村发展农业专业户统筹兼顾；大力发展服务业；逐渐形成公平工资。⑦建立新体制需要同时树立的四种基本观念：权合于理、权自于民的权力观；公中有私、公私分明的利益观；求真务实、人诚国强的价值观；以维护公平正义为荣、以维护特权优待为耻的道德观。

导 言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存在许多深层的偏向和问题。国际间学者最近对中国和美国的资源配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资源配置导致经济效率比美国低50%，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能够修正自己的资源配置结构，即使不再增加投资，经济还能再增长50%。 但中国结构性问题的背后是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的背后是思想理论问题。这些问题造成许多低效益、无效益甚至浪费的行为，大到重复引进成套设备，小到应付各种检查考核而弄虚作假。体制和思想理论上的偏向和矛盾，也造成了贫富分化过快、腐败愈演愈烈、社会矛盾越来越增多和尖锐、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混乱和分化的趋势。如果不及时解决体制和思想理论问题，很可能会形成内乱。

从国际形势看，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霸独大，而美国的国际战略是以“文明冲突论”作为理论指导的。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亨廷顿预言，在当今世界的七、八种文明中，距西方文明传统最远的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有可能联合起来，向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势力挑战（实际上是美国要向这些文明挑战）。经过近些年对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武装干涉，对伊朗等国的经济制裁和打压，伊斯兰文明已经失去了抵抗力。下一步美国就要把挑战的主要对象转向中华文明和中国。虽然美国也在衰落，但还是比中国强。中国既没有通过理论创新解决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问题，也没有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实力来应对美国的挑战（包括在中国周边地区设立包围圈）。这样，中国可能又一次面临在近代出现过的情况：内忧和外患同时出现，相互交织在一起。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和前苏联一样，都是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即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左”的意识形态。“苏联模式”的体制在开始时，也曾经促进过经济和科技的片面发展，但是形成了固化的等级特权阶层，再往前走就不行了，就停滞和僵化了。中国由于搞了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主要对象的群众运动，等级特权阶层还没有形成，体制还没有僵化，但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受到阻碍和破坏。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摸着石头过河”，放开搞活，逐渐形成了以党的领导、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和“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比“苏联模式”更具有活力，但现在也形成了特权阶层和两极分化。按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继续增长，资源和环境难以承受；不继续增长，就会陷于尖锐的矛盾和危机。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突破原有的体制和利益格局，内部阻力很大。再加上基础理论创新的缺失，也不清楚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新体制。时不我待，随着国内腐败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日益严重，国际压力（特别是美国推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挑战）日益增加，中国如果不及时彻底改革现有体制和理论，自律、自强，或迟或早都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不亡国也会亡党，不被“分化”也会被“西化”和依附化（中国的企业依附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中国政府听命于美国政府和国会）。

笔者长期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不同的现代中华文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国的现有体制还不够完善，还没有完全走出几千年宗法/专制制度的惯性和影响；改革开放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权党和全能政府的体制和机制，只是有所放开和搞活而已。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应当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和共产党执政的民主政治。与现有体制不同的，是共产党不能再作为领导政府、人大、政协、公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等一切组织的全权党，政府也不能再作为管国企、管科技教育、管财政……的全能政府。基本的体制应当是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和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公平竞争的学场体制和机制对公共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基础作用，政府起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的作用，执政党起政治领导和宏观控制的作用。另外，在执政党、政府、人大、政协之间，要分工分权，不搞形式，各自发挥作用，互相监督，切实实现政治的科学化、民主化。当然，这样的体制，也与西方的体制有很大不同：不是私有化，而是公有制为主体；不是多党轮流执政，而是共产党执政。这可能不符合极“左”的、极右的、“原地不动”的各派各自的胃口，但也可能是唯一能行得通的系统改革方案。当然，笔者也期望能够有比这个方案更好的系统改革方案出现，也希望诸位同仁对这一方案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使它更加完善。

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最根本的问题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那么，深化改革最根本的问题则是搞清楚什么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怎样领导？要搞清楚这样一些重要问题：是继续坚持被邓小平强烈抨击过的“一元化领导”，继续成为全权党，还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需要及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和国家逐渐消亡的理论，只作为执政党，只领导政治？是主要依靠权力来领导，还是主要依靠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来引导？公有制经济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搞，还是按照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的模式来搞？科学技术研究和教育是应该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还是应该遵循党政管理的要求？公有制经济实力增强和科学技术进步是增强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还是会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

这些可能被认为是敏感的问题必须弄明白、弄清楚，深化改革才能进行。因为改革需要共产党来领导。全党上下必须有一种危机意识，意识到如果不自我改革，放权建立新的组织、建立新的体制和机制，就会重蹈苏共亡党的老路。这种危险不仅来自于国际敌对势力，而且来自于共产党内部的腐败分子，他们也期望有一天中国改变颜色，使自己贪污受贿的资产合法化，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资本家，至于要不要共产党对他们都没有多大关系――这也是苏共亡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明类型理论已经突破并弥补了“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缺陷，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马恩所设想的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并且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它与西方资本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我们沿着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发展道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沿着经济主导型文明的道路搞资本主义，方向相同，道路各异，不存在“谁代替谁，谁战胜谁”的问题。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和形成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一样，都是能适应社会进步要求不断发展的文明。这两种文明各有其优势，也各有其容易出现的偏向和问题，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就为从意识形态出发、调整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和谐世界的主张扫清了理论障碍。我们既要在意识形态上消除不必要的矛盾和误解，也要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自强，才能自立于世界。

一、发展与改革存在的偏向和问题及其深层原因

（一）发展与改革存在的偏向和问题

1、经济发展存在的偏向和问题

在需求结构上，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而不是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投资存在着地区雷同、重复建厂的问题，使产能大大超过产量，生产超过需求，经济效益大大降低。出口主要是外资企业、合作办厂或来料加工所生产的产品，利润大部分为外商所得，我们只挣了个打工钱，并且付出了资源、市场、环境的长远代价。

在投资结构上，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和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偏高，而科学研究、环境保护以及直接民生领域的投资比重偏低。房地产与基础投资短期内带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明显，但其带动经济增长的持续效应和就业效应较弱。房地产投资过多，不但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而且“寅吃卯粮”，为以后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设下了陷阱。科学研究、环境保护以及直接民生领域的投资比重偏低，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产业结构上，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而不是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使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尤其是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吞噬着大部分的能源和基础性资源。这些产业的增长尽管拉动了GDP的增长，但对于主要资源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来说，不啻于饮鸩止渴。

在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上的倾斜和偏向，共同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缺陷：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而不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主要是GDP增长快而不是经济效益高；主要是趋低层次的畸形增长而不是趋高层次的可持续发展。

2、科技教育发展存在的偏向和问题

技术进步主要靠引进，而不是自主创新。在引进上，又主要是引进成套设备，而且是重复引进、换代引进。这就使自己的科技人员无用武之地，反倒显得无足轻重，于是，或者“孔雀东南飞”，或者流动到外资企业或研究机构，或者移居国外。这样就形成了两方面的效益损失：一方面是高价、多次引进成套设备；另一方面又无偿输出科技人才，形成了恶性循环。

教育发展主要是量上的扩展，而不是质上的提高。学校主要是按主管部门的要求办学，而不是按人才成长规律办学。学校的发展主要是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增加投资、增加人员编制、增加校园和建筑面积、增加招生人数、提高学校的级别，而不是教育质量的提高。

人们的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的“文凭”和“职称”的提高，而不是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学习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不是学到有用的知识和才能；教学主要是灌输规定的教材知识，而不是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在近些年扩大大学招生、办各种函授教育和在职教育的浪潮中，追求经济利益、降低标准要求、滥发文凭的现象大量出现，腐败现象蔓延到校园和学术领域，导致“文凭”和“职称”的水平下降、良莠不齐。

3、改革开放存在的偏向和问题

改革开放主要是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的，而不是有完整的设计方案。改革开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展当前经济，而不是为了社会进步。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分立的，而不是统一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放开、搞活，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更合理的体制。

改革开放的目的应当是社会进步，社会进步的基础是有更合理的体制。改革开放必然要涉及到“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正确推进，才能建立起比传统体制更合理的新体制。在合理的体制下，经济发展才能持续。在合理的体制下，个人收入与对社会的贡献是一致的，先富起来的人是为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如果体制不合理，收入与对社会的贡献不一致、不相应相称，就会出现分配不公，也会损失效率。不能是允许谁富谁就富，而应当是在合理的体制下谁有多大贡献就有多少收入。

（二）发展和改革出现偏向的根源：发展推动方式和改革推进方式有问题

1、错位的经济发展推动方式

经济发展本来主要靠企业的竞争来推动，在中国变成了主要靠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来推动。企业之间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结果是“跑步（部）前（钱）进”，多争取投资，多办开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