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路社：政治韬略论

摘自《中国政治改革常识》

一、《厚黑学》与《君主论》

政治韬略既高于又缘于政治权术，但二者像投资与投机一样是很难区别的，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由于权术是政治现实中权力道德化所不能公开允许的，所以权术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使本从效率角度上讲应极为简单的过程要人为的必须复杂化，因此它极具操作的“艺术性”。如外交中，对他国政界之派别大不必公开议论，但暗下则不可不认真研究分析，否则非“书生误国”；内政中亦如是，政界官僚间之分歧大都不便公开挑明，可心中却不可不明白有数，否则会“书生十足”。这便是权术存在的意义与必须性所在，一旦撕去权力道德化这款“遮羞布”，其即刻为公开的能力与道德之竞争所取代。而在中国对权术这门“学问”研究洞察至深的，恐怕要数本世纪上半叶的著名学者李宗吾老先生。他所创立的“厚黑学”一说，揭古往今来无数“政治英杰”之真面目，让人想起荀子的“性本恶”之说。其对权力竞争中腐败权术的概括总结，至今无人出其右者。兹择要照录于下：

一、权术二原则。一曰厚，即象猪一样脸皮厚，厚颜无耻。二曰黑，即象狼一样心子黑，心黑手毒。有道是“天命之谓厚黑，率厚黑之谓道，修厚黑之谓教；厚黑也者，不离须臾离也，可离非厚黑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恐惧乎其所不黑，莫险乎薄，莫危乎白，是以君子必厚黑也。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发而无顾忌，谓之黑。厚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黑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厚黑，天地畏焉，鬼神惧焉。”

二、求官六字真言：空、贡、冲、捧、恐、送。空，即空闲之意，一指事务而言，求官的人，定要把一切事放下，不工不商，不农不贾，书也不读，学也不教，一心一意，专门求官。二指时间而言，求官的人要有耐心，不能着急，今日不生效，明日又来，今年不生效，明年又来。贡，这个字是借用的，是四川的俗语，其意义等于钻营的钻字。求官要钻营，有孔必钻，无孔也要入。有孔者扩而大之；无孔者，取出钻子，新开一孔。冲，普通所谓之“吹牛”，一是口头上，二是文字上的。口头上又分普通场所及上司的面前两种；文字上又分报章杂志及说贴条陈两种。捧，就是捧场的捧字。戏台上魏忠贤出来了，那华歆的举动，便是绝好的模范。恐，是恐吓的意思，是及物动词。这个字的道理很精深，官之为物，何等宝贵，岂能轻易予人？有人把捧字做到十二万分，还不生效，这就是少了恐字的工夫；凡是当权诸公，都有软处，只要寻着他的要害，轻轻点他一下，他就会大吃一惊，立刻把官送来。恐字与捧字，是互相为用的，善恐者捧中有恐，旁观之人，看他在上司面前说的话，句句是阿谀逢迎，其实是暗击要害，上司听了，汗流浃背。善捧者恐之中有捧，旁观的人，看他傲骨棱棱，句句话责备上司，其实受之者满心欢喜，骨节皆酥。送，即是送东西，有大送，把银元钞票一包一包的拿去送；也有小送，如春茶、火肘及请吃馆子之类。所送的人分两种，一是手握取舍之权者，二是手无取舍之权而能予我以助力者。

三、做官六字真言：空、恭、绷、凶、聋、弄。空，即空洞的意思。一是文字上，凡是批呈词、出文告，都是空空洞洞的，其中奥妙，我难细说，请到军政各机关，把壁上的文字读完，就可恍然大悟；二是办事上，随便办什么事情，都是活摇活动，东倒也可，西倒也可，有时办得雷厉风行，其实暗中藏有退路，如果见势不佳，就从那条路抽身走了，绝不会把自己牵连着。恭，就是卑躬折节，胁肩谄笑之类，分直接、间接两种，直接是指对上司而言，间接是指对上司的亲戚朋友、丁役及姨太太等类而言。绷，即俗语所谓绷劲，是恭字的反面字，指对下属及老百姓而言。一是仪表上，赫赫然大人物，凛然不可犯；二是言谈上，俨然腹有经纶，大才。恭字对饭甑子所在地而言，不必一定是上司；绷字对非饭甑子所在地而言，不必一定是下属和老百姓，有时甑子之权，不在上司，则对上司亦不妨绷；有时甑子之权，操诸下属或老百姓，又当改而为恭。此道原是活泼，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凶，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他人亡身灭家，卖儿贴妇，都不必顾忌；但有一层应当注意，凶字上面，定要蒙一层道德仁义。聋，就是耳聋，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聋字中包含有瞎子的意义，文字上的谩骂，闭着眼睛不看。弄，即弄钱之弄。千里来龙，此处结穴，前面的十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个字而设的。弄字与求官之送字是对照的，有了送就有弄。这个弄字，最要注意，是要能够在公事上通得过才成功。有时通不过，就自己垫点腰包里的钱，也不妨；如果通得过，任他多少，也就不用客气了。

四、办事二妙法。一曰锯箭法，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医生将箭杆锯下，即索谢礼。问他为什么不把箭头取出？他说：那是内科的事，你去寻内科好了。各军政机关，与成大事者，都是用的这种方法。譬如批呈词：“据某某所呈之情，实于法不合，特令该县知事，查明严办。”“于法不合”这四个字是锯箭杆，“该县知事”是内科，抑或“转呈上司核办”，那“上司”就是内科。又如有人求我办一件事情，我说：“这个事情我很赞成，但是，还要同某人商量。”“很赞成”三字是锯箭杆，“某人”是内科。又或说：“我先把某部分办了，其余的以后办。”“先办”是锯箭杆，“以后”是内科。此外有只锯箭杆，并不命其寻找内科的，也有连箭杆都不锯，命其径直寻内科的，种种不同，细参自悟。二曰补锅法，做饭的锅漏了，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一面用铁片刮锅底煤烟，一面对主人说：“请点火来我烧烟。”他乘着主人转背的时候，用铁锤在锅上轻轻的敲几下，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及主人转来，就指与他看，说道：“你这锅裂痕很长，上面油腻了，看不见，我把锅烟刮开，就现出来了，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主人埋头一看，很惊异的说：“不错！不错！今天不遇着你，这个锅子恐怕不能用了！”及至补好，主人与补锅匠，皆大欢喜而散。郑庄公纵容共叔段，使他多行不义，才举兵征讨，这就是补锅法了。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很多的。上述二妙法，是办事的公例，无论古今中外，合乎这个公例的就成功，违反这个公例的即失败。管仲是中国的大政治家，他办事就是用这两种方法。狄人伐卫，齐国按兵不动，等到狄人把卫绝了，才出来做“兴灭国、继绝世”的义举，这是补锅法。召陵之役，不责楚国僭称王号，只责他包茅不贡，这是锯箭法。那个时候，楚国的实力，远胜齐国，管仲敢于劝齐桓公兴兵伐楚，可说是锅敲烂了来补。及到楚国露出反抗的态度，他立即锯箭了事。召陵一役，以补锅法始，以锯箭法终，管仲把锅敲烂了能把它补起，所以称为“天下奇才”。明末武臣，把李自成围住了，故意放他出来，本是用的补锅法，后来制他不住，竟至国破君亡，把锅敲烂了补不起，所以称为“误国庸臣”。岳飞想恢复中原，迎回二帝，他刚刚才起了取箭头的念头，就遭杀身之祸。明英宗也先被捉去，于谦把他弄回来，算是把箭头取出了，仍然遭杀身之祸，何以故？违反公例故。

以上李宗吾老先生对腐败权术的精辟论述，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土产，很有“中国特色”。在中国，可谓空前绝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过，我们如果把目光扩大至整个世界，就会发现，早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即比李宗吾先生早整整四百年左右），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就已经写出了更真正具有政治学术价值的《君主论》，他以权术为贯穿全书主线的核心，以人性恶为逻辑思维的基础，即既然人性是恶的，那么置身于人中间的君主如果处处想表现自己的善，就非遭到毁灭不可。权术与人性恶构成其政治哲学的经纬。马基雅维利摆脱道德原则对利益追求和政治权衡的约束，但也并不否认道德原则本身的价值，他所强调的只是利益或“需要”优先原则。传统的政治学是讲仁义道德的，是“代上帝立言”，中世纪的西欧这类书很多。而马基雅维利反其道而行，第一次喊出“政治无道德”，否决了那种把政治理论建筑在“先验”的道德伦理上的倾向，犹如“滴眼露”般擦亮了人们的眼睛：政治现实中必然包含着权力斗争，其讲究的是利益，而不是道德，从而向我们昭示，道德在政治学的思考中基本无用；这实际上是提出了政治学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野问题，因此使他成为现代政治学之父。按马基雅维里自己的说法：“我想把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只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因为他观察到了“必须专注于事实所表明的问题的本相，而不应纠缠于空洞的观念。许多人都对那些从未见过、也不知道是否实际存在过的共和国或君主国迷恋不舍，但是，人们的实际生活是一回事，而应当如何生活则是另一回事。”从这些话里，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近代现实主义哲学将“应然”与“实然”，也就是对“摆事实”与“讲道理”作判然区分的原型。这样的分析方法意味着，政治有其自身的逻辑，对于这种逻辑，与道德说教式的解释是不相干的，因为“某些状似德性的东西，如果君主身体力行，那就成了他的劫数;某些状似邪恶的品质，如果君主身体力行，反而会带来安全和安宁。”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他应该是敢于直面政治现实，公开光明正大的系统性正面阐述政治权术的天下第一人。如关于具体的政治权术原则，他在《君主论》中这样公开写到：“君主应该学会同时扮演狮子和狐狸两种角色，因为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不能抵御豺狼，因此，一个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认出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感到恐惧。”、“君主恪守信用当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欺骗、虚伪、尔虞我诈、阴谋诡计，对巩固政治统治更为至关重要。”总之，他公开认为并主张，统治者或政治家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应当不择手段，摈弃道德，运用权术；作为君主应甚至宁愿蒙残酷之名而不要行仁慈之举，宁愿使人畏惧而不要被人爱戴，君主只有不守信义，才能完成伟大事业，才能有利于国家和个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版后，风行整个欧洲以至整个世界，他所阐明的政治权术理论或统治策略，成为后世各国统治者维护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权术指南”。据称，英王查尔斯五世对《君主论》“爱不释手”；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也十分推崇《君主论》中的观点；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遭暗杀时随身还带着《君主论》；路易十四把《君主论》作为每天睡前的必读书；拿破仑在一本法文版《君主论》上写满了批注；俾斯麦熟谙《君主论》，被人称为是马基斯雅利主义的虔诚的门徒；希特勒说，他一直把《君主论》放在桌上床边，经常从中吸取力量；墨索里尼则说，马基雅利的《君主论》是政治家最高的指南，至今仍具有生命力……

无独有偶，李宗吾的《厚黑学》出版后，也曾在国内甚至国外邻近地区风行一时，被不少国人所身体力行。两部书都至今仍在国内外再版，其经久畅销不衰。然而，我们今天既要真正理解这两部书的意义或本意，更要清醒地看到或意识到她的局限。正如仔细研究过这两部书思想的中外学者所不约而同之见，这两部书中作者都只是在告诉人们“现实如何”？而不是具体告诉人们去“应该如何”。 思考的重点在于政治“是什么”，而不在于“应该是什么”。这两部书至今仍畅销不衰，只能说明当时那种政治现实现在仍然很大程度上存在。黑格尔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如果政治现实本身是丑陋的，我们当然不能去责怪镜子所反映出的政治现实不美（但我们也不能被镜子有时的扭曲变形所欺骗――此是后话）。两部书不同的是，《厚黑学》一书，作者是从否定的角度思考立意，是把政治权术展示给世人来看，旨在揭露政治权术的腐败黑暗，以唤起人们对腐败权术的反对抵制；而《君主论》一书，作者是从肯定的角度思考立意，旨在告诫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统治者或政治家，在政治斗争中不要书生十足，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摈弃道德，不择手段，最终“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然而，在找不到甚至看不到克服消除政治权术的腐败黑暗之正确途径上，两部书却是相同的。《君主论》主张以毒攻毒，以权术对付权术自不消说；《厚黑学》则恰恰相反，太书生气，太不了解政治，以致把一些政治韬略也当作厚黑行为，不免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自然毫不奇怪，为什么《君主论》备受权力者推崇青睐，而《厚黑学》则为权力者一笑而置。

《君主论》阐明的政治权术理论，从主要意义上讲，实际上即是一种政治韬略。可以断言，在人类政治史上，是先有低素质者小人的政治权术在前，而后有高素质者君子的政治韬略于后；并且，在《君主论》出版以前和以后，一切知道或不知道《君主论》的政治家或权力者，都早已经在或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实际奉行着她。只不过是有无正规政治权术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