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浅论中国的2.5次革命与2.5次共和

【破题开篇】

所谓革命，是指一个或一群类似政体内发生的全局性的影响深远的激烈的社会和/或政治变革。近代以来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革命。这第一次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同盟会-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个革命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这第二次革命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领导的共产革命，这个革命创立了中国的第二个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体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其深度在社会经济方面也真的不亚于一场革命。但由于政治领域的高度延续性，个人以为，只能称之为半个革命。而这个革命在完成之后，第二共和国将部分质变为我所称的第2.5个共和国。我对这2.5个共和的基本判断是：以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义的三个方面来衡量：第一个共和，只成功了三分之一。第二个共和至今则已经成功了三分之二。而第2.5个共和则可能全面成功，并陪伴中国，走上世界的顶峰。

【第一共和】

我不敢说，我比先贤们更能洞见历史。我只能说，我比辛亥前辈们晚生百年，许多当年不可能看清的问题，今天再看，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智力，就可以看得十分地清楚。

这个第一个可以看清楚，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时在中国进行共和革命，其实历史条件并不成熟。想想100年后的今天，中国似乎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真正的宪政体制，当年的历史条件不可能成熟，是否昭然若揭？

当时的东方，学习西方有成的，仅日本一个孤例。他们搞的是君主立宪，而且是君主有很大权力的一种立宪。君主以外的权力，又有很大一部分被军方掌握。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在第一阶段，游走日、美、欧三方，最想模仿的对象是美国。那个时候的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在欧洲，也至少有了法国这个经过两个帝国，两个复辟王朝，三个共和国，超过80年动荡，总算稳定下来的第三共和国。除此之外，在当时的世界上，（大型的）共和国还是一个稀罕的事物。孙中山领导创立的中华民国，可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当时的世人，显然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觉悟，就是：“民主政体的成功实施运转，其实需要相当的条件”。而且这种条件至今也为许多原教旨的民主派所否认。他们还是认为，西方的制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代也都灵”。不过，如今这个民主政体条件论，已经被广大的学界所接受。但是却至今不被西方的政府所接受。所以才会有接连不断的在落后国家强制推行总是难以成功的民主制度的失败实践。

而我自然属于学界人士，我现在要来论证100年前的中国，其实实施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历史条件并不成熟了。我想不用我真的去列举那些基础条件：中国当时的人均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城市化、工业化的程度，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比重等等。1911年的中国的那些指标，比起今天的中国，或当日的美国，自然是低到不成比例。

我们着重来看一些基本的史实。

中国近代的政体革命，当自1898年，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群情激愤之背景中发生的戊戌变法算起。其实光绪皇帝当时发出的103道诏书中，并无一道论及立宪。但是从历史的逻辑看，如果变法成功，君主立宪是必然的政制归宿。与日本比较，这个改良是有可能成功的。可惜中国当时时运不济，遇上了好几个的确并非必然的不利条件。第一是光绪帝太年轻，太懦弱。他刚刚亲政，羽翼未成。当朝一品大员中，只有他的老师翁同一个老人是帝党。其余的维新派绝大多数都是新人年轻人书生，官位除了袁世凯最多四品章京。第二个霉运是当时在清廷真正当权的是那个极为强势而又保守的慈禧太后。时人黄遵宪诗云：“衔雏燕子浑无赖，眼见人故故飞”是也。第三个倒霉的事是，唯一的一个握有军权的新派人士，在天津小站练兵的二品侍郎袁世凯，又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第一个政改势头就这样溃败。

错失的第二个改良政体的妥协机会是清末立宪运动。当时这个由地方士绅如张謇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与保路运动、地方自治运动结合在一起，也曾造起颇大的声势。清廷被迫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甚至于1908年公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终因清廷步伐太慢，大局已过度损朽，再加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各地不停地起事，直至武昌起义的冲击，最后再加上袁世凯的二度叛变，（或称反正，立场不同而已。）清廷终于垮台，立宪也就失去了基础，只能共和了。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清廷的统治民族是人口极少的满族，而不是像明朝那样的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三百年过去，民族畛域依然未消。所以孙中山的同盟会纲领的第一句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所以才有那么多如洪门那样的会党支持革命。清廷的溃亡也因此失去了很多故老的痛惜。

错失的第三个妥协的机会是民初1912年的南北合议未成。当时在所有的新军中，北洋独大，袁世作为创始人又一言九鼎。孙中山承认现实，甚至把总统之位都让与了他，也算得上是光明磊落，不计权位了。袁世凯的宝座是以武力为背景，谈出来的。其实袁世凯若老老实实地当他的民国总统，他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个很好的贡献。但是他却偏要得陇望蜀，想去当那个“洪宪皇帝”，终至自己身败名裂，然后留下了一个军阀混战的民国。孙中山此后领导无数次北伐，直至1925年病逝，皆因没有自己的军队，想因人成事而失败。其余的无数更小的细节这里就不说了。不知道这些足不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国其实并没有足够的条件迎接一个真正的共和国。要得天下还是只能靠武力。而在清廷垮台以前，除了革命党不停的小规模闹事，其实国内并没有真正的内战和军阀割据。和平与安定真的比民国时期还强许多。

搞去搞来，我们空有了共和国的名号，却始终没有真正的共和国的体制。其实袁世凯就是没有明白，他的确不可以再当皇帝，但是蛮可以当一个皇帝般专权的总统。请看他的后继者就知道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在那个时代，没有足够的枪杆子，就不会有政权。而靠枪杆子得来的政权，又无法对民权有足够的敬畏。这是不是症结之所在？

如果这些还不够，历史接着往下演进，还会继续提供新的证据。

北洋军阀的内战还没打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学习了苏联，联合了中共的黄埔系新军阀登上历史舞台，参加了中原逐鹿。到1927年，蒋介石基本统一了中国，尤其是相当良好地控制了当时中国的最富裕发达的地区，江浙一带。他当时的主要军事对手就只剩下了割据各偏僻地方，尤其是江西南部的共产党势力。还有就是从1931年开始，已经窃据东北，随时准备并吞整个中国的日本势力。在这样的局面下，那个民主建设自然还是没有机会。蒋介石-国民党全力关注的还是扫平共产党的割据，和准备抗日。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不知道大家是否认为这样做不正当，而应当是选出来的。

然后是抗日战争开打。中共在抗日中坐大。这战争期间自然无法谈政体建设。

抗战胜利结束后，百废俱兴，民主宪政的机会似乎来了。这个机会就是国民党先后在重庆和南京主持的老政协。可惜的是国民党自持强大不肯作足够的让步。共产党最后退出，其它民主党派也大都先后退出。国民党宪政活剧最后演成了独角戏。国共双方当时都相信自己能在战场上赢。一方战场失败以后，再想妥协已经没有机会。最后失去的不仅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还有一个两党监督制衡，共创真共和的机会。这个选票和枪杆子，到底哪个重要？不用我说吧？至于民心，当时的共产党当然比国民党得到的多得太多。可是后来的演变又太出大家的预料。

如果我说，妥协“偶然”失败的次数太多，就包含有必然性。不知大家是否同意。

我说中华民国也有三分之一的成功，主要在民族主义方面。因为事实上，1945年，抗战胜利（虽是惨胜）之时，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的五常之一，外国殖民势力（比如租界），已经完全退出中国。这个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的任务，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但在民主和民生方面的任务，那就还差太远了。

这一段历史活剧的主角，已经不是清廷和袁世凯、孙中山同盟会，而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蒋介石、毛泽东、张澜等人。但是剧本的实际演绎状况还是差不太多。还是拳头大就道理长。打不过就只好老实认输。 而那民心再重要也是第二位的。

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民国时期自始至终，实施民主的历史条件都不够成熟的理由还不充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第二共和】

这一段历史活剧的主角又换了。国民党跑到台湾退出了棋局。大陆中国的棋盘上只剩下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 那场景是共产党在北京主持新政协。那大家不妨去看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文章写得好漂亮。新政协开始的那个局面真是壮丽辉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豪言。

建国初期，一片朝气蓬勃，人人皆以为，盛世很快就会来临。可惜好景不长，共产党很快误入了命定的共产歧途，搞起那在城乡消灭私有制的运动。太过伟大的党，那么快地忘记了在新政协《共同纲领》中与私有制长期共存的信誓旦旦，摆脱了监督，为所欲为，终至酿成那众所周知的连串大错。

错在何处，古人都早已明白。（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为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可惜大权在握的人总是记不住。为什么记不住？那还不是因为江山是打下来的，不是靠人们投票来的。但是投票建国在那个时候有可能吗？或者说今天有可能吗？军队听党指挥，党却要听领袖指挥，并不听人民指挥，而领袖则要指挥党和人民。所以我说民主的历史条件在1949年的大陆中国，依然远未成熟。

在19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和城市里的公私合营运动之后，城市乡村的私有制都被摧毁殆尽，那时要搞民主，岂不是缘木求鱼。在公有制下搞民主，历史已经证明，过去从未成功，以后也不会有机会成功。在一个国家内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在今天的全世界就只剩下北韩和古巴两个例外，就不知还能坚持多久。

这第二共和的前三十年，也不是没有重大成绩，但全局性的错误实在是接连不断。后三十年当然也不是没有诸多严重的缺陷，但完全可以认定，成绩是主要的，至少比前三十年成功得多。其实这前三十年的政治，简单地就可以概括为消灭私有制。后三十年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恢复私有制。这一往一来，有多少血泪生杀？民穷财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冤不冤枉哟！这笔账真的还没有人认真算过呢！所以我说：“消灭私有制”是前三十年的“原错”（即几乎一切其它错误的根源）。而“恢复私有制”，则是后三十年一切成就的“原对”（即几乎一切其它正确决策的依据）。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又号称毛泽东时代。毛的个人专权的能量来源于何处也是一个始终没有充分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简单地说，是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来源于第三国际斯大林主义。而斯大林的专权又生长于俄国的专制传统。那是根深蒂固的遍及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专制传统。历史的继承性真的很强，脱胎换骨真的需要时间。否则如何解释1957年以后的错误的毛泽东何以那样呼风唤雨，（他唤来的风雨都来自何处？）而无人可以阻挡呢？

今天的第二共和当然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人专制。由于邓小平的英明果决与主动垂范，中国已经远离了终身制。江泽民任上，中国又建立了一届两任十年为限的最高领导层的限任制度。并且，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内部，大家都已观察到了相当自由平等的合议制。也就是说，哪怕是在十年的有限任内，也已经没有了个人专断。九人的范围内，应当已经有了足够充分的言论和主张自由。伊斯兰世界那种数十年连任的总统已经不会在中国出现，个人权力的泛滥和疲乏已经受到相当的制度约束。（这种最高层的平等合议制是不是最好，过些年又会是讨论的课题。结论取决于实践的效果。）

但高层政制向着更多的共和要素的演变，似乎眼下就到此为止了。比如，政治局常委和整个政治局的关系。据我观察，可不是依照民主或共和的原则，由政治局全体主动控制/自由选举常委，而是反过来由常委会控制/指定（圈定，小圈子协商选定）政治局一般成员。而政治局则会控制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构成。然后以此类推，由上至下直至政体基层。各层的选举不是没有，但绝不是主导的因素。主导的因素绝对是自上而下的选拔、指定与栽培。不过我并没有认为这样就一定不对或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