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初：历史的归历史，现实的归现实

又是一起“人神大战”，为了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激动的“乌有之乡”弄出个《北京市人民公诉书》网络签名，要以“分裂国家罪”把茅于轼、辛子陵告上法庭、绳之以法，据说是闹得沸沸扬扬了。

网络多有嘲笑“乌有之乡”此举缺乏法律常识，用心险恶的，诚然。而我更多的是同情，以为其智虽可责，其情却可原，需要追溯这种冲动的情感因缘与深层背景。

我相信“乌有之乡”中的诸位义士、“乌有之乡”外的许多民众，大约是没读过辛子陵先生《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这也难怪，虽说香港早已回归，但“国境”封锁依然如故，内地读者无法接触这样的“禁书”，体制然也。我更相信，如果没有接触过这类著作，不仅“乌有之乡”，就算是我本人，看见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破门谈毛泽东，且说出许多“闻所未闻”，甚至“不堪入目”的事情来，不大怒才怪，不打上门去才怪，不组织“锄奸队”才怪。资讯不对称，良有以也。

我相信他们的情感是真实的，甚至是真诚的。他们为了一个历史人物要以“诽谤罪”、“分裂国家罪”等发起“公诉”，其行为该是出于正义冲动，出于护党爱国热情。他们的义愤与冲动是这个犬儒时代难得的精神财富，虽然又是那样的盲目。

不仅他们，就看网上某哈佛大学教授的说法，也足以理解这种义愤。那位教授指责中国人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太出格，越出了人类道德底线。他举例说，德国人对希特勒也不会这样狠毒，俄罗斯人对斯大林也还保持必要的尊敬。是啊，这个哈佛教授不管是真是假，他的说法至少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中国人对待自己的领袖会这样“狠”，丧失人之常情？！不过他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希特勒也好，斯大林也好，他们的历史经过全面的清理，深切的反思与严肃的批判。“他们”已经真正进入历史――过去式的历史。在那边，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而我们不是。我们抱着历史不放手，不仅独占而且还在篡改。我们纠结在历史与现实中无以自拔。

我们的保密部门、档案部门在有意识地删节、封锁档案，我们的党史部门在有系统地遮蔽、歪曲事实，我们的宣传系统在长时间对国民进行洗脑。封锁信息、控制史料，愚民智慧，灌输废料。历史不再是过去的故事，乃是我们每天的现实。我们怎么可能以非道德的心态面对历史？！

历史学的目的就在展现事实、揭示真相，让历史还归历史。但在这个真相严重扭曲、是非严重颠倒的世界，历史学家必然要肩负起道德使命――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恢复真相乃是重建人类正义的必然之路。这是注定了的道德反弹，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回避。

这种道德反弹机制同样适合底层民众与上层官员。在一个正常社会，史学工作不会引发道德动荡，但在一个严密封锁的世界，史学家披露任何重大史实，都会引发危机，引起这个封闭世界的开裂，点燃人们的道德焦虑、愤怒与恐惧。封闭越久，震荡越大，危机越重。这是正义重建过程中必然的道德反应――否则，中国人的良知岂不是丧失殆尽？！

“乌有之乡”的道德反弹，尽管指错了对象，但这种道德反弹所显示的情感幅度、烈度、深度，是值得尊重的。这种激怒会随着更多真相的披露而平复，并转移攻击对象。更多真相的披露，会让民众真正明白，道德失败的根源，乃在对历史的有意封闭与篡改；在虚假历史所掩盖的罪恶；在历史对民众的蒙骗与洗脑；而不在那些揭示真相的历史学家。

我们高度重视“乌有之乡”的激情，并不意味忽视“沉默的大多数”。这个失语的群体需要更大关注，但话语往往被强势者霸占。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因为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失语了，“乌有之乡”才显得这样强势、这样可怕、这样难能可贵。相比“乌有之乡”，“沉默的大多数”的义愤是一股更加汹涌的情感，经历过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苦难的数亿民众，不管他们是永远消失还是暂时活着，他们的记忆并没有消失，他们遭受的不公与屈辱并没有平复，反而因为封锁而累积，而发酵；他们的正义诉求被压制，被恐怖窒息，被迫转向地下，被迫以非组织形式分散在各个角落里，但这股悲情始终如熊熊烈火，在深处蔓延。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借“民众”这样的词汇发出声音，他们也没有机会以乌有之乡的集结方式亢声呐喊，但他们仍然存在。真相的揭示与披露，将产生更剧烈的道德反弹。压抑越久，反弹越强；沉默越深，爆发越烈。

这是历史欠下的一笔重债，一定是要还的。

毛泽东历史的评价，本来早该结束。改革之初，邓小平曾说过，二十年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当时或许是出于经济改革大局考虑，有必要终止意识形态的无谓争论。但三十年过去了，官方并没有履行诺言，民间也只好自讨自论，这本算是一种补偿，且是在弥补官方的失责。但官方不仅不支持，反而以各种手段打压：相关著作在大陆不能出版，港台的出版物禁止内地流播；历史学家的安全受到威胁，思想、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现实与历史还是这样纠缠不清！

执政者或许多有顾虑，以为档案公布会引起争论与冲突，引发合法性危机，其实大可不必。首先，冲突已在，越是遮掩，越是厉害；其次，合法性危机早已成事实，邓小平之路显然已经无法解决当下的困境，所以左派要回到毛时代，而改革派拒绝回头，要向前看。“人神大战”其实是“进退”争论的表象，历史问题背后还是现实冲突。乌有之乡指责“分裂国家”，只不过是颠倒了因果：“分裂国家”背后是国家已经分裂的现实，且这样的裂缝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开裂的房基正张开巨口，吞噬着我们这个国家。近期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对邓小平以来改革路线的挑战，人民日报社论的自相矛盾、出尔反尔；稍远如思想界的左右激战，底层与精英的交恶，官民矛盾普遍恶化，权力集团内部的冲突，贫富阶层的严重分化……乌有之乡焦虑的背后，有着真实的深层危机在――开裂的房子是站不住的，我们靠什么来弥补？

他们呼唤历史，呼唤毛泽东，以为只有这尊神才能救中国。而他们之所以要请出这尊神，乃是因为他们的资源只有这尊神，且这尊神曾经被塑造得如此高大，已经完全占据了他们全部的心智与生命。他们之所以呼唤历史，乃是因为历史被现实力量全面控制，别无出路。我们如蒙眼的驴，围绕着权力的磨心循环。

其实，经历过百年意识形态的苦难，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变实在了，我们不再纠缠合法性问题，而是看重执政绩效。在这种现实主义的世态中，正该以务实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历史，遮遮掩掩反倒显得执政党心虚、无诚意，连自己的历史都要保守秘密，有谁会相信“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那一套？！此时公布相关史料，不会引发动荡，反倒会获得信任：只有你信任民众，民众才会信任你。人是讲良心的，而中国的老百姓又总是那样充满感恩之心，对我们的执政者。

即使是为了未来，也该好好坐下来，认真检讨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认真反思过去的历史。让历史充分开放，是历史还归历史的唯一途径，是阻止道德过分反弹的有效途径，也是重建正义的必要途径，更是抛弃历史包袱，轻装上阵的可行途径。只有让历史的复归历史，现实的还归现实，我们才能摆脱纠结，别寻新路。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人类的智慧大多是从历史的镜鉴中来，只要有足够的自信，相信历史不会错，错的只是我们的认识，我们才会获得新的理解、新的智慧，获得重新迈步的勇气。

让历史的复归历史，现实的还归现实，这不挺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