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绕不过的“民主化三峡”――评张鸣教授《共和中的帝制》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蓟门书院”的这次活动。何兵教授主持“蓟门书院”和“蓟门决策”，给我们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的学术氛围增色不少，贡献很大。

今天谈这个话题我是外行，后边两位老师是专家。我和张鸣老师有一点共同的地方，我也当过兽医。我那时候叫“赤脚兽医”。(张鸣：我也是。)

赤脚兽医的身份仍是农民，挣工分，不挣工资的。大部分时间务农，但会抽出一部分时间干点儿兽医的活，叫赤脚兽医。后来我们都走上学术的道路，我是搞政治思想史，他是搞政治史。今天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中国社会当前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焦点，最后都归结为政治的问题。因为政治问题解决不好，各种问题都卡在这里，各种问题都无解。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的人士的思考都开始转向政治问题。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张鸣教授研究的政治史有着特殊的价值，就因为他从历史的角度给我们以启发，让我们开阔思路。很多现实问题，我们局限在当今这个层面上可能找不到答案，但如果我们有历史的纵深思考，可能一下子就豁然开朗。西方有的史学家把历史比喻为悬在我们身后的星座。这意味着，它为我们的今天定位，也为我们的未来指航。但是，如果这个星座被人为地误置了，就会误导我们对当前的认识和对未来目标的选择。这个星座不是上帝安排在那个地方的，它不是安置在自然的星空，不是像北斗星北极星那么可靠，那么忠实，这个星座是人为安置的，因为历史是人心中的历史，是由人来叙述的。特别是在当代中国，谁掌握着权力，谁就掌握着历史的话语权。我们知道在政治史领域，尤其最近一百多年政治史领域，是被阉割、曲解和被伪造得最严重的一个领域。

除了历史事实被阉割和伪造之外，对历史事实的曲解也往往会误导我们。比如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个说法：辛亥革命既然失败了，那就说明民主共和国在中国是此路不通。而辛亥革命失败这大体上是事实，但是，是不是由此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此路不通，我们就得另寻出路?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经过长期宣传教育，已经成为常识性真理，深入人们的骨髓。

政治史的叙述和解读在误导着我们。张鸣教授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工作就是重述被阉割了的历史，挖掘被遗忘了的历史，矫正被歪曲了的历史，对历史进行新的解读。张鸣教授也和我一样，在政治学系谋生。作为历史学家，长期在政治学系工作，就受到我们政治学人的熏染，借了我们政治学的很多光，使他有了政治学的视角。他作为一个有良知、有现实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出于对现实的关怀选择题目。他向我们讲历史故事，分析历史事件，都包含着他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所以，他拿出来的成果就特别能够扣住我们的心弦，让我们产生共鸣。这也是他有这么大名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鸣教授的著作有一个特点，文字非常得简洁，读起来非常轻松，没有任何赘物，就像他的为人一样光明磊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材料能引申多少结论就说多少，材料能够支撑多少分析就做出多少，没有故作高深地演绎，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所以他的著作可读性强，让人轻松愉快地阅读。这很符合现代人的阅读心理。我每次读他的书，一本书就要一口气读完，就像他刚才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他50多岁的“高龄”了，在这个年龄，还保持着年轻人的头脑和热情，还这么勤奋、高产，文字仍然这么简洁、透彻，令人佩服。

张鸣教授选择这个话题不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张勋复辟，在我们的观念中，辛亥后混乱年代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昙花一现的闹剧。这个人也成不了气候，他的份量和袁世凯没法比。袁世凯是一流人物，他说不定能干成点什么事儿，是改革，革命，还是复辟。但张勋只是个二流人物，不够档次。他还想力挽狂澜，还居然想干出复辟那么大的事，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也不可能成事。张勋复辟的影响力也远远不如袁世凯那么大，人们很快就把他遗忘了，把它当成一场无聊的闹剧。

但张鸣教授却使这样一个普通话题变得有意义。他对这个问题的叙述，从袁世凯之后的所谓“民国乱象”说起。他取了这样的截面，剖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民国初期，特别是袁世凯这个政治强人死了之后，辛亥革命的惯性还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人物的表演，各种人物的心态，当时的政治斗争，斗争的方式，制度的缺陷，各种诉求等等，都展现在我们面前。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张鸣认为，如果了解这个时代的乱象，对张勋他们的作法多少能有所理解。我以为，张勋这批人都很迂腐、浅薄、短见、不识时务，这是没有疑问的，张勋更是一介武夫。但这些人也代表着面对当时形势的一种思考，也是那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一种思路和方案。不光在中国，在国外，在世界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动机和行为。英国革命也建立过共和国，但君主制成功的复辟了，当然那是传统君主制与共和制的一个妥协。但毕竟君主制的形式保留下来了。法国大革命那么深入，冲击力那么大，但接下来有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国王，有拿破仑叔侄两代皇帝。在西方民主的大本营里还有这样的情况，与英国和法国比，我们甚至可能惊讶于中国人对共和的执着，使复辟变得如此之脆弱。甚至在俄罗斯90年代巨变的时候，当时有一派就打出沙皇的旗帜，要恢复沙皇制度。其他一些国家民主化过程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张勋的复辟行为。

但理解不等于支持，不等于承认它的正当性。张勋复辟时的一个基本国情就是人心变了，社会变了，可是变的又非常有限。人心变了，社会变了，意味着传统的专制王朝没有任何可能再恢复了，变到了这个程度了。但它又没有变到使共和国能够健康地运作的程度。这时候人们已经不能够接受传统的专制王朝，但人们也还不能够健康地去运作新的共和国。就变到这样的程度，这是一种尴尬，当时很多问题就需要从这里得到解释。

我们知道，当年罗马由共和国转向帝国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乱像。不过它和我们是倒过来的，我们是专制王朝转向共和国，他们是由共和国转向帝国。罗马帝国初期有一位皇帝论定他的臣民时候曾说过一句话：他们忍受不了完全的奴役，但也享用不了完全的自由。这就是现实，在这种状态下，你就要有相应的制度和统治方式。民初也是这样，回到原来的王朝不行，太激进的民主也不行。这种过渡状态下，就可能需要乱一段时间，这是正常的。凯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在拿到类似国王的权力后，还要要把王冠戴在头上，结果搭上了性命。有点像袁世凯的命运。后来屋大维吸取了教训，他保存了共和国的所有形式，号称第一公民，以谦卑的方式掌握权力，不炫耀，不要王冠。事实上他掌握着专制的权力，但不要王权的形式，他成功了。我们辛亥革命之后是倒过来的历史进程，是由专制帝国到共和，但情况有相似之处。我们也不再能够忍受完全的奴役，赤裸裸的独裁，家天下，但也享用不了完全的自由，平等的公民的自治。这时只能是无冕之王的统治。某种形式的半民主制度，或准民主制度，才是可行的，即共和框架下政治强人或精英的统治。完全的民主不成熟，但有冕之王也已经过时了。

也就是说，走回头路是不行的，激进的民主也是不行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人会说辛亥革命最后坏事了，把旧屋子给拆了，新屋子没建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张鸣教授的想法不一样，尽管辛亥革命问题很多，我还是会同情和肯定它。辛亥革命有它的合理性，旧屋子必须拆，不能新屋子没建起来，就埋怨拆旧屋子的行为。拆旧屋子是建新屋子的第一步。不拆旧屋子，新屋子更无从谈起。

很多人看不到辛亥革命前的制度和后面制度的根本区别，仿佛辛亥革命后，情况更糟了。哪怕如张鸣教授所说，后来的统治者的权力比原来几十个皇帝加起来还要大，那也是现代型的制度，不是传统的制度。传统的制度必须通过革命把它推翻打烂，后来的统治者所谓权力更大，对社会控制能力更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了现代化的手段。他毕竟不能公开世袭了，不能公开搞三宫六院和养一大群宦官了，不要人们对他三叩九拜了。

即使后来的统治者再坏，我们也要从中看出实质的进步。我们要看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变了，彻底地变了，原来的家天下，君臣共同体已经没有合法性了，现在必须是平等人的共同体，必须在这点上建立你的合法性。虽然人民还不能掌握权力，但权力来自人民，由人民授予，这个理论树立起来了。这是个巨大的变化。说起来简单，这影响深远。以至于我们今天在批判权力的时候，所依据的理论，还是辛亥革命奠定的。辛亥革命建立了民主共和形式，没有赋予其实质的内容。结果，名为共和，实际是无冕之王统治着。但说无冕之王比皇帝还差，那是忿激之词，不是冷静的学术评价。无冕之王比有冕的皇帝总是前进了一大步。这个形式不是可有可无，不是光用来骗人的。必须先有这个形式，然后要等待社会的进步，条件成熟了，就会赋予它实质的内容。你必须先创造这个形式，公民的身份、选举、议会、政党、统治者任期制、责任制、宪法等，把这个框架先搭起来，然后我们再赋予它内容。辛亥革命的任务就是建立这个形式，它还没有条件将其内容充实起来，这是辛亥革命之后直到今天的任务。如果连形式都没有，这个内容就无从谈起。

从传统的专制王朝到后来哪怕是很恐怖的统治，这种变化也是根本性的。后面是现代性的政权，是现代的统治方式，与传统的根本不同。即使在有些方面比传统的还坏，权力更大，压迫更深，但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传统的必然被摧毁，取代它的不一定十全十美，哪怕是很坏的政权，但它包含着现代性，这是个新的起点，正是从这里，才会演化出完善的现代政治。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比北洋军阀有力量，能战胜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新的意识形态，有现代的政党组织形式，现代的动员方式。你觉得这个政党有帮会的特性，但它毕竟是现代的政党，现代社会只能以政党的方式来治理，而不是传统的家族统治，也不是军人依恃武力的统治。所以，国共两党比传统帝国，也比后来的北洋军阀有更多的现代性。如果你认为辛亥革命不过建立了一个没用的共和形式，甚至辛亥革命使社会更坏了，那就顺理成章地承认复辟是合理的选择。

唐德刚先生作为历史学家，曾经使用过一个粗糙的比喻：“历史三峡”。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使我们历史的大船已经到了三峡或者进入了三峡。用政治学的语言说就是“民主化的三峡”。民主化之前是稳定的，它在两千多年前就完成了社会的整合，整个社会各系统是自洽的。民主化完成后，社会也是稳定的，它是民主制度、行为方式、政治心理、思想意识等方面成功的整合。但民主化过程必然是混乱的，痛苦的。可是这个三峡我们必须得过，当我们进入三峡以后，也就是辛亥革命之后，人们就看到眼前这一段惊涛骇浪，船剧烈地颠簸，有人淹死，有人晕船，于是大家就吓坏了，或者失望了，后悔了。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人要退回来，像袁世凯、张勋这样的，要复辟，要退回来。退回去是没有出路的，你进入三峡就没有退路。袁世凯、张勋以为打起龙旗，穿上皇袍，请回皇帝，就可以重新收拾振人心，树立权威?结果根本不行。不要想着当年那套东西是有效的，今天还会有效;不要认为老一套会解决今天的问题。那是无效的。你退回去是没有出路的。

还有人要飞过去，无政府主义，各种乌托邦主义，就是要飞过去，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他们。

更多的人是要绕过去。我们在三峡里要寻找另一条出路，绕过去不走三峡行不行?国共两党都是要绕过去，从左边绕还是右边绕，要绕过去。国民党绕的小一点，共产党绕的大一点。结果绕了几十年我们又回到了三峡的入口处。自古叫“夔门天下雄”，也可以说“夔门天下险”。我们现在又回到三峡入口处，还得闯这个三峡。我们绕过去了吗?我们是绕回来了。辛亥革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都要重新面对。

甚至人们的心态也与民初相似。面对新的历史三峡，民主化的三峡，现在又有人要退回去。历史的启示在这里就有意义了。新儒家、儒宪派、毛式左派，就是要退过去。只是退的起点和终点与民初时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