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建立官民共识 官方需解除三个心魔

我觉得讨论具体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是比较容易达成的。我认为形成共识的难度不在这里。比如刚才子明兄指出的左右派可以达成的七个基本共识，荣剑兄提出的三大类共识：左右、上下和内外的共识。我觉得，尤其是荣剑兄补充的内外共识很关键。因为这一共识涉及到形成共识的大和解前提问题。在海外的一批人，基本上是1980年代的改革派.他们出国之后，有些变得激进了，有些变得消沉了，但他们有一些固定而相通的看法，由此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群体。

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我们最想形成共识的一方，反而恰恰是达成共识最困难的。仅就知识界而言，知识精英达成共识的困难并不大。在重庆事件以后，左派朋友进入可贵的理性反思状态。问题在于，知识界达成的共识，不是知识界内部的共识，而是跟当局者的共识。我觉得官民共识不是一般的官民相互理解的问题，而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政治妥协。达成这种共识，应该说是最困难的。

达成官民共识为何是最困难的呢？这个"最"字不是对民一方而言的，而是对"官"一方而言的。我觉得对官方权力来讲，因为有三个心魔必须先解除，才有可能达成官民共识。而解除这三个心魔，确实具有极强的挑战性。

第一、当局能不能稳定局面的政治心魔。这还可以表述为政治忠诚的心魔。中国共产党应该充分相信，在现在这种局面下，无论左、中、右，愿意跟你谈改革，就是最大和最高的政治忠诚。因为无论是左的激进派和右的激进派，都只谈革命了。在这种局面中，执政者一厢情愿地想维持1980年代的一统天下的改良，已经没有可能了。当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国家的体制需要做出结构性调整的状态，1980年代的改良已经不可能催生人们的改革春梦了。回想1980年代，改革引领者那登高一呼，大家都鼓掌欢迎。这样的境况是一去不复返了。执政党不解除只想稳定局面，而不愿协商地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心魔，我相信，一切对改革的研究，无论左右，它都会左右开弓、左右开打。而这对步入深水区的改革，是极为不利的一种情形。

这样的心魔是有解除条件的。因为没有官位的民间人士，今天还乐于谈论改革。民间人士愿意跟官方谈论改革，这就是对官方做出的一个最大承诺，这等于承诺了官方继续统治的前提，承认你掌权的既定事实，你当政、你改革，我给你进言；你去做、你受益，我给你对策。但显然，当权者对讨论改革、设计改革的民间热情，还在进行打压。这意味着他们还没有解除畏惧民间力量的心魔，还没有告别官民对峙的政治心理。

第二、无论左右的改革方案都会导致混乱的心魔。最近十年，这个心魔越来越纠缠住当权者的政治心灵。他们唯权是举，只要有利于维护权力的事情，就不论条件如何，一根筋地强行推行。近期这体现为以GDP的持续增长，树立三重自信。这就很麻烦了。这等于变成对改革话语的排斥性话语了。因为当权者怕乱，因此一切理论思考都以维护稳定为中轴。一切似乎会影响稳定和GDP增长的改革思路，不由分说地遭到排斥，甚至打击。

我觉得这时最近五年当权者最大的心魔。三重自信确实有其价值。但最重要的自信，反而不提。这就是政治自信。当权者表现出来的是政治畏惧，不是政治自信。在唯GDP是举，且对政治体制改革畏首畏尾的局面中，当权者进行操盘性改革的政治自信没有，那改革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只有解除一说改革就会乱局的心魔，便可望实现李克强讲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的目标。据传有个学者到广东做报告，强调如果把村民自治改革推进下去，就可以有十年的机会。汪洋笑说，如果我们把政改也推进下去，还可以继续执政十年。这个玩笑里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特别复杂，但显然执政者特别怕乱的心态潜存其间。这个"乱"，首先是担心自己的统治受到颠覆。主导改革者的这样一种危机感，对中国的改革是最不幸的信号。因为你就是左中右、内与外都达成了改革共识，当权者毫不动心，改革就无从施展。

第三、无论下一步如何实施改革，改革必然导致社会分裂、政治分裂的心魔。这个心魔的产生，是因为当权者的权力自闭，因为它对社会已经没有感知了。对今天的当权者来讲，他们完全是从县委党校到中央党校的自闭系统中培养出来的。他们获得权力，与社会无关；他们掌握权力，也与社会无关；他们的升迁降免，更是社会无从影响的事情。权力的得失，完全源自党政口的内部"选举"，这种权力自闭症，会生成一种权封闭游戏的机制。在这种封闭游戏中，不到最后颠覆颠覆权力的时候，当权者有一套自我安慰的机制，他们完全按照自己内部自娱自乐的游戏规则办事。它自有一套封闭的自我正当化的话语。这套话语完全与社会大众隔绝。甚至在这套话语中的"人民群众"都早已经彻底形式化了。在这套话语机制中，是不存在社会分裂、社会危机问题的。或者说在这套话语中，当权者对任何麻烦都具有迎刃而解的强大能力。这种自我安慰、甚至是自我麻痹的封闭状态，任随你社会对权力多么不满，权力都可以实现自得自满。所以秋风最近发起"反平坟运动"，社会呼应声音如此之大，但平坟最烈的周口市还觉得格外委屈、极力自我辩护，此时中央、国务院已经下令禁止平坟了，周口还在自造的平坟理由中寻找辩护理由。这就是权力自闭症的典型外显。当权者连社会的基本规则，以及引起社会分裂的草率做法都不以为然，它还怎么即使反馈统治信息，调适自己的政治－行政政策呢？可见，中国党政系统的封闭性话语会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而不自知。

知识界有责任告诉当权者，他们感觉到的这个社会是个不真实的社会。惟有当权者建立融入社会的机制，他们才足以将分裂社会的裂缝弥合起来。为当权者能够有效融入社会，只有解除了前述三个心魔，才有可能。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界精英也好、企业界经营也好，其日益显现的高度焦虑，才会缓解。当权者也才能够因地制宜、适时而为，解除自己的危险处境。

知识界和企业界的高度焦虑，缺乏权力呼应。这是1980年代当权者的主动性改革，演变成了跨世纪的被动性改革必然出现的现象。在这个时间点上，主动布局的改革已经堕变为回应性的改革。因此，两种改革形态的划界而显，促使人们醒悟，现在的改革是大不一样的改革。所谓回应型的改革，是指社会有强烈的改革诉求，知识界、企业界、工农大众、底层群众都有改革的诉求，让官方左右为难，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进行改革。因此徘徊踌躇，无法有效回应社会的诉求。于是愈来愈处于改革的下风，成为改革的直接对象。甚至成为掀动革命的推手。邓式改革是不可能在延续的了。那种由国家权力高层掌控局面，主动布局改革，是主动不起来了。因为中国社会各个环节上出现的问题，已经具有难以把握的偶然性了。譬如秋风十八大之前发起的"平坟运动"，完全是因为周口的偶发性事件暴露出来而引发的。这种有偶然事件引发的群体事件，愈来愈多，事前无从知晓，事中难以驾驭、事后无从处置。官方只好上级压下级、下级压基层，层层施压，让封闭的权力机制随时随地处在高度的动员状态，也就使整个国家权力处在疲于应付的消极作用机制中，相应也就使得国家权力的统治绩效严重衰变。这个高度紧张的社会，就是社会分裂的明确表现。封闭的国家权力必然忽略这些表现，只有社会危机爆发出来的时候，才骤然发力去灭掉它。但社会的星星之火，岂是社会汪洋中的权力小船所载之水轻而易举能灭掉的呢。所以我觉得，官民为此必须达成的第一个共识，就是方向性的共识。即官民务须清楚，他们需要达成的共识应当指向哪里，或政治、或经济、或社会不同的领域。一旦所有领域都需要同时的改革，改革就承受不住对社会进行伤筋动骨的压力，走向"朽木不可雕也"的极度危险处境。

转过来谈谈第二个大的方面的想法。人们普遍认为，必须达成新的改革共识。但这个共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共识？是结构性共识还是功能性共识？是战略性共识还是策略性共识？是价值共识还是投机取巧的共识？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所吁求的共识都是比较乐观的功能性、策略性、投机性的共识。前者是首级共识。决定改革的前途与命运；后者是次级共识，影响改革的布局与施政。仅有后者，改革无法"过大关"。仅有前者，改革无法稳步推进。毋庸讳言，一般关乎改革的次级共识，绝对不足以解决中国结构性的弊端。

从苏东社会主义改革呈现的总体情形来看，社会主义改革似乎存在一种难以逃避的宿命。苏东改革也是以次级共识支持改革进程的，走到最后，党国分崩离析。犹如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三大结构性危机：一是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逐渐衰变，意识形态对国家观念世界的整合变成不可能的事情。这种不可能，是指官方的不可能，不是民间不愿意被整合，民间常常被动接受官方的意识形态整合，只要这样的意识形态还有起码的吸引力，而不是以"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者的思想"肆意消费民众接受党国意识形态整合的资源。

二是制度整合功能逐渐丧失。苏东国家最初实行一种基本符合原教旨意义的共产主义体制。但实行这一体制的沉重代价是经济发展的一塌糊涂。后来不得不重拾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将共产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奇特的组合。这种体制，就是人们熟知的"市场列宁主义"。市场列宁主义的运作机制，就是在微观领域放开价格机制，经济活动让你尽量活络。但苏东在这方面走得比较浅、比较短，还不愿意完全放开微观价格机制。到了最后，价格的宏观制度性的、刚性的约束，其实就是产权问题，苏东就不敢动。中国今天也不敢动产权问题，但基本放开了微观领域的价格机制。这种放开，甚至走到了恶性放开的极端。因为国营垄断公司，基本上在微观价格上兑现其政治权力赋予的好处，从而做大了经济实力。但却没有提供给经济以相应的活力，履行稳定经济秩序的责任。这时中国仍然受制于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不足造成的结果。

在经济制度上，中国改革的取向很简单，那就是不触动共产党统治基础的经济改革，就大胆推行；一旦稍稍影响到共产党的统治，就断然刹车。这就是市场列宁主义最大的特点：只要市场不动摇国家权力，保证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那么国家就松动微观价格，激励人们投入市场空间，寻求经济活动的些微激励。苏东改革的改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分两波，走过了两次类似的改革。到最后终于走不下去，落得个国家崩盘的结局。两波改革，基本上都尝试的是激活微观价格机制。尤其是在激励工人工作积极性方面，都在工资之外，对其进行一些津贴性奖励。中国的改革也使用的是这一方法。中国正式公司或国有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非常之低的，但相对而言津贴是很高的。工作激励主要依靠的是津贴。经济激励的制度布局，因此乱套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但这样有利于政治控制操纵术的实施。国家实际上是采取收买工作人员的方式，促使他们服从国家意志，从而收获相当的经济利益，并受到国家权力的政治保护。否则国家就会对其施加惩罚。这种完全围绕政治统治稳定性展开的改革，施展余地非常之小。因此，改革无法真正走上结构性施展的轨道，改革的初始设计，就限定了改革的前景。今天中国的改革，差不多走到了苏东晚期。换言之，在体制内的津贴性激励已经没有明显的效果了。而且国家能够拿出来进行津贴激励的钱也不多了，国家本身在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之间苦苦挣扎。这个时候，苏东改革困局为中国所充分体会。

三是社会心理的整合能力急遽衰颓。社会心理的期待越来越高，但满足社会心理期待的制度能力却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怎么去办？只好靠一个一个吹出大的泡沫，以无限制的许诺来满足人们的心理期待。国家吹出的一个个泡泡，大家已经熟知：从改革开放最初许诺的GDP翻两番，后来进一步许诺人均GDP翻两番，现在许诺居民收入倍增。这简直是个国家的庞氏骗局，它是金融领域庞氏骗局的国家操盘结果。

中国要达成的改革共识就，本应是启动制度结构性变革的共识，而不是功能性变革的权宜性共识。功能性共识基础上展开的功能性变革，远远解决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功能性的变革总是会遇到制度的刚性壁垒。就像人们可以看到的，左右两派都达成了实行公共预算的共识，这是没问题的。但一个缺乏起码的公共保障的制度体系，实行公共预算的主题和机构却落实不了。我自己做过人大代表，就知道起码人大系统不可能搞公共预算。我研究政府体制用了多年功夫，但政府部门拿出的预算报告，无都无法看得懂，何况一般人大代表。一般而言，人大的预算氛围三大块，宏观经济管理事务大概大概占三分之一，政府管理的诸社会事务占三分之一，"机关大院"的开支占三分之一。开列的开支项目之粗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