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市场、社会与政治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回到农大。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市场、社会与政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至少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讲这个题目有三个背景要给大家交代一下：

第一个原因是我的老朋友哈佛大学的顶级教授迈克尔 桑德尔（Michael Sandel）――西方社群主义的领袖之一――最近写了一本新书。他去年写了一本书叫《Justice（公正）》，相信很多同学都知道。今年七月刚出的这本书叫《What Money can’t Buy（金钱不能买什么）》，副标题是“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我觉得它是一本特别值得国人关注的书，当然西方学也应该关注。为什么说这本书有意义呢？这是桑德尔教授在哈佛大学开的两门课程：一门是市场伦理与法律――席明纳讨论课程（seminar course）；另一门是市场政治与伦理。一个大政治哲学家注意一些具体的个案，连洗手间的小广告、招贴广告这些事情他都弄得清清楚楚，让我很敬佩。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他一起去上课的那些教授们是谁。因为涉及到经济学、伦理学、法学，所以他会把哈佛大学的校长 H・萨穆斯（Lawrence H.Summers）、美国最顶级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M・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加里・贝克（Gary S. Becker）、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这些人请到课堂里去跟他的学生们辩论。他也会把大法学家、经济法学家运动领袖像布洛克（Fred Block）他们那批人请去。这样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同时，它是西方政治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很前沿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是中国学术界近十年或者近二十年来的情况。中国真正开启市场经济改革后，我们的主流经济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政府通过垄断、权贵交易以及利益集团的建立等干预，使得我们的市场没有很好地发展。没有人去讨论市场本身的问题――市场的道德底线。1980 年代，里根、撒切尔――哈耶克的信徒执政以后直到 2008 年经济危机这 30 年的发展，对西方主流学界是一个市场必胜论的时代。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西方社会开始对市场本身和市场规范进行讨论了。有两项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和类似于“茶党”的运动。这两个运动实际上都有一个根本的局限。占领华尔街运动有两个指向：一个指向是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们，说他们太贪，说他们变着花样地搞衍生产品，最后搞出经济泡沫。于是乎贪欲的问题就需要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来制约；第二个指向是政府，认为政府在这个时候不应该采取紧急援助的措施。但没有人指向市场本身，更没有人指向市场规范的问题。“茶党”更直接指向政府，认为政府不应该去救急。所以说发生了这么大的危机，没有人去讨论市场规范的问题。回头再来看中国，30 年的发展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市场能带来什么？市场一定会带来社会不公、贫富差距问题。这是市场本身的品性和内在的规定性使然。但是在市场必胜论之前（1980 年代之前）导致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还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因为在这之前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富人买得起飞机、豪华车、豪宅等。作为一个穷人，我买不起飞机，我买辆自行车；买不起自行车，我走路，我坐 Bus，所有这些贫富差距都不是一个日常性的贫富差距。但是到了市场必胜论的时代，这些发生了变化，市场无所不在，什么都可以买。在市场必胜论以前，尽管社会存在不公和贫富差距，但是还没有影响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而在市场必胜论时代，有钱和没钱的差别直接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影响到你们家族、家族后来的发展，包括你自己个人的发展。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市场本身的问题，我们光看到了政府和国家对市场本身的干预所带来的后果。于是乎，我们今天讨论市场的道德局限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关心它。这就是第二个背景。

第三个背景是我个人的研究背景。我在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时候，始终感觉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大缺陷：开药方、给答案、解决问题。你开药方，我们得问，这个病人得了什么病？病人得了什么病不关心，这就是我们对问题的本身不关心，对真正的问题不关心。我感冒40 度，你给我吃颗退烧药，行吗？不行。你不能乱下药，现在的中国学术界都在乱下药、给答案、给方案。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地回答一个问题：我们面对的是不是真问题？而且不管看得多深，要思考看到的是不是一个真的问题？这就是我讲的最后一个背景。然后我讲一讲这个题目的内容。

一、 市场之困境：社会不公与腐蚀

现在市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桑德尔在他的书里给出了两个理由可以抵制这种做法。第一个理由是社会不公。市场导致更加厉害的社会不公，即市场必胜时代的日常性的社会不公。其实我一看他（桑德尔）的书，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人――卡尔・波兰尼和他书里面提的双重运动。自由主义（者）认为，西方 19 世纪中叶市场调节的是一个非人为建构的很完备的市场，是自身自发演化而来的，其背后的哲学是自生自发的。所以政府就要退出去不要干预，否则这个市场肯定毁掉。但是，卡尔・波兰尼通过经济史材料和人类学的方式发现，19世纪中叶的这么一个市场不是自生自发而来的，而是政府通过法规、政策和其它各种制度建构起来的。由于这样一个市场会导致社会不公，就会导致另外一重运动――社会。社会不是人为建构的，它是去抵制市场和干预市场。它会自生自发地保护自己，会发起一种自发的运动来保护社会，尤其是公平（justice）。你去看 19 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运动及各种关于社会的主张。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人为建构的市场，就有自发的各种努力来抵制社会不公。第二个理由，我认为是他（桑德尔）的真正洞见，也是我要翻译这本书的很大的一个理由：腐败（corruption），在英语中更重要的涵义是腐蚀、侵蚀、变质。他（桑德尔）说，市场根本不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价值无涉的。（市场）不仅涉及价值，而且只要在某种程度上它能够买更多的东西，它将更加与道德这些价值越卷越紧。市场行为并不是在进行某一个东西的买卖，而是对物品本身表达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会传播的。举个例子：服兵役。当兵来源于什么？来源于神圣的公民观念。这种公民观念是和神圣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就没有公民。公民在享有一系列与国家相关的权利时，这个国家不能干涉你，不能胡作非为，侵犯你的权利。但同时你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义务就是服兵役。作为国家的一个公民，你就得服兵役，保卫这个国家。当这个国家没有发生战乱的时候，你要正常地去服兵役，当它发生战乱时，你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勇敢地战斗去保卫这个国家，这就是公民的义务。当服兵役都可以买卖的时候，大家想一想，这背后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利益最大化的交易，而且更是对公民观念和政治规范的侵蚀。服兵役都可以买卖的话，公民观念有什么神圣的？都是一种交易了。市场交易时，市场背后的规范在腐蚀着非市场规范乃至公共领域的规范。

经济学中一个根本的问题并不是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讲的那样。市场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有效的配置资源的机制，但是要使我们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我们愿意吗？我们得问这个问题：任由市场机制来宰制我们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态度？我觉得桑德尔教授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是全球化带来的，中国躲不开，西方也躲不了。建议大家非常认真地去读这方面的文献。市场腐蚀，怎么办？要反腐蚀，重开公共讨论。市场道德局限性的问题要重新拉回到公共领域来讨论。他（桑德尔）只是开了头炮，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大家来讨论，哪个东西是不能买，哪个东西是不能卖的。这是完全不能开玩笑的。桑德尔教授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市场、金钱上的道德底线。桑德尔、卡尔・波兰尼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看到的是很多我们今天没有看到的。今天我们只想着如何完善市场，让政府退出去，没想到市场本身有着这么多糟糕的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认清楚，他讲的只是某一东西的警示和启发，他讲的绝不是中国问题。

二、 中国问题：“双重腐蚀”

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把它叫做“双重腐蚀”，不是他（桑德尔）所讲的单纯的市场规范对非市场规范的腐蚀，中国恰恰是双重性腐蚀。怎么讲呢？市场是对个人生活和公共领域的腐蚀。它对政治运作逻辑的侵蚀简直不可想象，同时，市场对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规范、伦理道德侵蚀也是非常厉害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今天的市场里面都成了它的物品。我们每个人都有价钱的，像我这样的教授，多少钱都是有价的。请我到哪里去，都是明码标价的。当然我到你们（中国农业大学）这里来，价钱很低的。我跟你们叶老师说，企业请我去，一小时五万块，但我不能去，去了一回就上当了，不跟他们玩，把我自己都弄没了。有了钱，人没了，独立之精神也不要了。跟你们不一样，和大家交流是完完全全地想让大家思想上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更有效地直面我们真正的问题。大学本科生出去 3000 块钱，当个公务员4000，价码明定，你就是个物品之一。你想有突破，除非你家有钱，反正你离不开钱，清清楚楚，这就是市场对我们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的腐蚀。我们有西方人所没有的政治以及背后的政治规范对市场和市场规范的腐蚀、排挤，乃至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侵蚀。这是不能否认的，这也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是什么人？体制人。哪怕你在体制外，你也是体制人。美国有个大片《肖申克的救赎》，在电影里面，那个犯人是监狱体制的人，把他放出来，他反而不会过日子了。怎么办？他再杀人，把他抓回去，他在监狱里面能如鱼得水。今天我们离开这个体制还能活吗？你看我们这些学者们，你问他能活吗？他活不来。这个就是中国的双重腐蚀。

市场以及市场背后的规范不仅侵蚀着我们的公共领域和公共规范，同样也在侵蚀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一极端的表现就是把我们变成了物品，好好的一个人当作物了。同样，政治以及背后的政治规范也在侵蚀着市场，干预着市场规范。同时它把我们每个人变成了体制中的人。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是一个真问题。不简单是政府干预市场的问题，这只是一个硬币的一面。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政府退出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的市场远比西方更嚣张。假冒伪劣随处可见，官位都可行贿。我对共产党一直有坚定的信念。是有一些小人混进去了，但这不是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卡尔・波兰尼很轻松地、很浪漫地说，对这种市场的侵蚀，社会就可以自生自发地发起一种自我保护运动来抵制它。中国有社会吗？中国能形成这样一种自生自发的保护运动来抵制市场吗？没有！迈克尔・桑德尔写这么厚一本书，最后说要重开对市场道德底线的公共讨论。这也很浪漫，当然西方人心安理得地就这样说了，他有资本这样说，他有资格这样说。中国有公共讨论吗？有公共领域吗？

在中国没有公共讨论。1978 年改革开放后，“你的”、“我的”就有了私性。但凡有了私性以后，我们就有了公共领域。为什么？你们家房子隔壁就是我家，中间马路是谁的？那就是公共领域（public）。当这两座房子都不是“你的”、“我的”，连你的命都不是你的都是国家的时候，那就没有公共性。所有公共的时候是文革，连你的命都是公共的时候就没有公共可言。这就是逻辑。今天有公共领域，但是我们有公共讨论吗？我们学术界多么糟糕，大家都可以看到，左、中、右派。在你们的论坛上都可以看到“左”、“中”、“右”，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啊。我不知道是“左”还是“右”、“中”，我搞不清楚，都有。中国为什么没有公共讨论？左派开会根本不邀请右派，右派都是卖国贼、汉奸，怎么邀请他们？坚决不能跟他们一起。即使回到历史中，也要找他们算账，毙了他们。右派开会，他们是毛左，杀

人呐，不跟他们玩。在普遍性的中国，支离破碎的知识分子话语下的中国性消失了，每个人都是特殊化的，都是立场先行的。“左”，我“左”跟你玩，右派坚决不跟你玩，坚决跟你斗争，不跟你讨论什么。西方就有公共讨论，不论“左”“右”，他们都会认真地讨论问题，他们会认真地辩驳。无论自由主义或社群主义，他们会认真地讨论问题、讲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着真理，都不讨论，没有公共讨论。所以不管是卡尔・波兰尼的一厢情愿还是桑德尔的一厢情愿，在西方都是可以实现的。在中国，我们既没有社会的力量、自生自发的力量、结构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