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朋：建构21世纪的国家理论

天则所第444次双周讨论会

建构21世纪的国家理论

主讲人：罗小朋

主持人：张曙光

评议人：施展、王建勋、刘海波

张曙光：

今天天则所444次双周学术讨论，讲的主题是构建21世纪的国家理论。现在先请罗教授讲，讲了以后再讨论。

罗小朋：

中国处在一个关口，全世界也处在一个关口。21世纪国家的问题是中国一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关于21世纪国家的问题，我的理论没有提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中国的国家问题是什么问题？世界的国家问题是什么问题？

中国面临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搞了两次革命，但结果是失去了自由，翻身的结果是没有得到平等，这是我们自己的困境。从世界的角度来讲，美国为首的主张自由平等的西方国家，他们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当然，也有很多积极的，有很多国家已经自由了，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口没有自由。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和平等理念的最大受益者。很多人没有平等，而且有很大的危机。还有一批失败的国家，对整个全球的秩序和稳定都是一个挑战。

回到西方自己，美国现在发现，这次金融危机后他们自己开始讨论，他们认为他们两百多年的体制面临空前的挑战。最近一个哈佛的学者出了一本书，书名叫《Republic Loss》，他急到什么程度，他说现在美国已经到了再开制宪会议的时候。也就是说国家的问题，是21世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

但是现有的国家理论，不足以应对这个挑战。大量的是规范性的国家理论，规范性的国家理论当然很重要，我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是对理想国家制度的某种想象。它确实包含了对人性的假设，也宣扬着特定的价值追求。要建构新的秩序，不可能没有这种理论，但要把这种理论转化为现实的秩序，从全球来讲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价值取向和文化偏好的政治性挑战，例如你这国家的理论是不是适合我的情况，我们中国这方面挑战西方的理论也不少；另一个是可行性的挑战。

我走的不是规范性国家理论的这个路子，我是在想在实证性国家理论上进行研究。实证性国家理论有着一个新的历史基础。第一个，人类第一次有了一个即时共享的知识和信息系统，现在到了云计算的时代更是这样，没有时空的约束，我们大家可以共享同一个知识和信息的系统，这个是以前历史上没有的。另外一个就是对人性的实证性研究有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一点国内学界的重视不够。美国公共电视台提供的现在对人性的最新研究的科学知识，有很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对动物的研究，还有对古人类的研究，现在都有一些很重要的新的成就。对于理解我们人类怎么走到今天，怎么建构自己的秩序，为什么我们能够形成一个这样的秩序，为什么其他动物不能形成这样的秩序这些问题，都有了新的知识新的理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欧洲的尼安特人早就灭了，尼安特人其实已经有了语言的能力，尼安特人跟我们现在人类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它灭了，我们生存下来了呢？这两个人类曾经有过一段历史的共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现代的人类灭了他们，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但找到一个尼安特人的化石，从这个化石解读出来，它大脑的构造说明它有一定的语言能力，但它跟现在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成长期特别短，就是它早熟。现代人要十几二十年完成这个过程的话，它可能几年就完成了成熟的过程。但是这个含义是什么？还有比如说猴子跟人也很接近，很多社会行为也很接近，那它们到底跟我们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们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人类有一个很超越它们的，就是对理解别人，理解你的同类怎么想的，那是超越很多，它们完全不能比的一个能力。我们知道别人怎么想，我们怎么样更善于理解别人，我觉得这个理论对我来讲是个前端。我觉得我们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别人，我们对理解别人不是那么感兴趣。西方文明在某种程度上送到门口了，我们对他们的兴趣还是有限的。在最基本的，人类最超越的能力就是去理解同类，理解别人。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文明是不是相对其他的文明有它的弱点。另外，全球经济整合不用说了。第四点也就是现在西方人感觉比较强烈的，西方失去了对现代技术进步红利的独享，建立在这种红利基础上的福利国家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化国家无法复制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福利制度，一批失败国家对国际安全的挑战证明西方主导全球秩序的建构并不成功，也证明西方的国家理论本身是不是也有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海地，海地离美国这么近，美国给它物质上的各方面资源，包括对它的人权的支持，但是海地还是一个爬不起来的国家。更不用说非洲、中东、特别是现在阿富汗的问题。阿富汗的问题现在简直就是美国一个国家的灾难了，它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没有用，他们自己也知道没有用。

中国的崛起本身也提出了一个挑战，它不但打破了全球的经济平衡和地缘政治平衡，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西方的国家理论。我们中国今天这样一个国家不能想象，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能够这么深入地就和全球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金融体系整合了。反过来，中国通过全面开放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的整合，对自己的基本生存秩序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我们现在也不好说，我们用阴谋论，别人用阴谋害我们。我们别的不讲，就讲我们现在生态的灾难，还有实际上我们还有人口再生产的危机。所以我们自己要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国家秩序，我所说的不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规范性的理论当然不能没有内在的价值，不存在价值中性的理论。它要体现21世纪大家基本认同的价值，例如人权，我觉得它要体现对人性最新的认知，要反应知识上最新的成就。它要涵盖多种文化的经验，既有助于对不同文化和国家的政治秩序进行现代的比较分析，也有助于对人类政治秩序总的演化逻辑进行分析。

最近一本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有几个努力是值得关注的，第一，它不是从经典出发，而是从现在的新的知识基础出发，现在我们对人类、对人性有什么新的知识，包括人类学的知识，新的历史考古的发现，新的博弈论等等。第二，它要避免以西方为中心，中国在这本书中摆在一个很突出的位置。

要建构一种新的国家理论有很多的问题，我现在关注的是这些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怎么定义国家？怎么样定义权力？怎么样定义权利？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过去不大重视的，就是人类的秩序也好，社会现实也好，它的秩序的建构机理是什么？这是我们经济学家原来不大注意的，我们好像就是一种利益的理性假设来解释。其实，现在对人类社会秩序建构机理是有了新的很直接的一些研究的。我最近读的一本书，是美国现在还在世的一个哲学家Siller(音译)，他的新书2010年把他以前的东西总结起来，题目叫 《Language and Creation of Social Reality》，即《语言和社会现实的建构》。现在对秩序建构一个很关注的问题就是语言与秩序的关系。从我经济学者角度来讲，过去不太重视这个。实际上这个对我们今天现实非常重要，我们在玩什么样的语言游戏，我们有这种自觉。但是我现在一个新的体会和认识就是，实际上语言游戏是决定文明秩序的，你有什么样的语言游戏，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文明秩序。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的理解。不可能你的语言游戏是很低级的，但是你建立出的文明秩序是高级的。这是不可能的。Siller（音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institutional fact，这跟自然的事实不是一码事，institutional fact完全是语言的游戏的产物。就是说我们过去马克思的东西，是我们混淆了这两种事实之间的差异。自然的事实，这个是块石头，你拿到任何一个文明去，它都是石头，只不过语言不同，英语叫"stone"，我们叫"石头"，不改变这个东西。但是一个institutional fact是跟语言有关系的。我最近听说一个左派的学者对右派的评论是，右派的最大问题，是他们不能面对现实。后来又听说一个右派的领军人物对左派的评论是，他们不能面对现实。到底什么是social factsocial reality，这是跟你玩的语言游戏是有关系的。我们要建立一个秩序，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游戏。这一点在网络时代特别重要，因为现在网络时代可以允许我们现在的语言游戏和现存实际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分裂开来。这个在过去不可能。过去一种制度安排内生出来的语言游戏就是重复这种安排。现在我们可以在制度之外建构一种语言游戏。这就是我的学习的体会。我觉得很多，尤其是我们经济学家同仁对话语游戏和秩序之间的关系（重视不够）。

国家的定义，我也给不出一个经典的定义，但我觉得大家在这个上问题不太大。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比如我们经济学中真正做国家理论的，做实证的，我知道Barzel在这儿是做过一点认真努力的。他有一本《国家理论》，我把他的书翻了，他的路数是他一切从合约出发，他认为国家就是保护合约的，它是从这个角度（分析的）。福山其实对经济学者提出了很多直接的批评，他认为经济学者把人类追求物质资源最大化作为一个唯一的目标，他说这个跟事实（不符）。他说人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跟这个抗衡的东西，他是追求社会的认可、承认的。你如果从单纯追求资源最大化来解释人类的行为的话，会有很多问题。狄更思更强调人对安全感的追求，所以国家的定义和这些是有关系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我不可能很系统的也没有这么系统的逻辑，但是从历史事实的发现来讲，显然国家和人的经济社会的定居化--稳定在一个地域里头，有很大的关系。 西方强调people and land ，一个定居下来的过程，跟国家（有很大关系）。部族时代流动比较大，没有疆域、边境的概念，或者是没有那么稳定。这里面涉及到，我觉得西方最近有一个考古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启发。原来定义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都有讲的，他们强调的是农业和从事经济的兴起。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想，最新的考古对这个基本的原来的理解--这个不只是马克思的理解--有一个挑战，这个也值得我们重视。最近一二十年来，有一个很大的发掘是在土耳其和伊朗的附近，在土耳其境内找到了一个很大型的很原始的宗教祭祀遗址，规模非常之大。更惊人之处就是它的年代，是一万多年前。这个发现，简单地说就是颠覆了原来认为是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大型宗教的出现。现在这个考古事实颠覆了是大型宗教的产生才导致了定居的需要（的观点）。因为祭祀的方便，农业和城市是宗教带来的，简单地说是这样，不是说大型的宗教是农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文艺复兴以来，逐渐有一个趋势，就是对宗教的贬低，但是现在的一个新的潮流是大家在重新认识宗教对人类文明、秩序的作用，包括有人说哈贝马斯也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这一点对于我们也是有意义的。

搞国家理论回避不了一个就是怎么定义权力。有很多很多定义，大体上，我知道加尔布雷思的定义代表很多人，个人和机构之间，或者别的人、机构屈从于自己目标的力量。Barzel是一个很经济学家的概念，权力是把经济成本强加于人的力量。因为我刚才讲的我读的Siller的书，我想把它搞得更一般性一些，我觉得权力是把个体和机构的意愿变成社会现实的力量。因为在他的书里面，他说是把人的intentionality变成社会现实的力量，这样的话可能更抽象一些，更一般一些，但可能没有那么直观，就是我强加于你。因为我觉得权力是一种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一言兴邦"，那就是权力啊，你能够一句话改变社会的现实，这就是一种权力，这不等于把你的意识强加于人，不是这样直观的感觉。权力，知识分子的权利，他就是说能够用话语的能力来把现实改变，这就是他的权力，是一种很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说由于这种能动作用，现实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我的理解。所以我现在特别强调语言游戏的概念。

国家是一个地域的政治共同体。这个政治共同体是一种博弈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大家共同的identity，我是这个国家的，我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员。但是这个博弈不仅仅产生了这个，这个博弈还产生了status，就是在这个共同体里边权利是怎么分配的。这两种博弈是不完全一样的，就是说国家形态的多样性以及演化路径的多样性，源于这两类博弈的混合形态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