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改革和革命：中国何以选择

很荣幸收到许章润教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这个重要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在这里讨论关于革命这个重大话题。在座的诸位都是学术领域内的著名学者和专家，而我只是一个业余学者，为这次会议提供的论文也不算是严格的学术论文，因此，我有些诚惶诚恐。当然，我还感到荣幸的是，和我有着同样独立学者身份的吴稼祥先生担任我这个演讲的评议人。今年以来，我在网络上每发出一篇文章，都会提前给吴稼祥发短信，提醒他关注，我是高度关注他的意见的，但在他的微博里好像还没有讲过我什么好话，今天你终于要为我讲上十分钟了，我期待你的高度评价。

在这个场合谈论革命这个话题，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如果在公共话语领域，谈论革命，我想是有风险的，最低的风险是，你发表的某些看法很可能会被马上删掉，你所用到的几个关键词会被屏蔽掉；而最高的风险是，说你煽动革命，你也可能被劳教了，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时有发生，大家都见怪不怪了。我初步翻阅了这次会议的一些论文，我感到很佩服，这些论文都写的很学术，很专业，很深刻，深刻的我都有些看不懂，我想，我看不懂的文章，那些网络管理者也一定看不懂，对于那些看不懂的文章，他们是不会删的。可见，我们的会议一定是安全，我由此而感到欣慰。

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能否告别革命？”这是我在前几月已经发在共识网上的一篇文章，而且连续发了两次。为什么要重复谈论这个话题？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在谈，很多人都在谈，高层在谈，学者们谈的更多，都在议论，中国是不是会再次爆发革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好像又是杞人忧天，夸大其词。前些天，一个央视记者拿着话筒到处追着人问：“你幸福吗？”我记得大概只有一个老头回答说：“我不幸福，我姓曾。”而其他人都回答说“我很幸福”。我注意到，他们在说幸福时，脸上的确洋溢着幸福的真诚的笑容。在一个幸福的中国，革命怎么可能会产生呢？因此，学界讨论革命问题，有什么现实意义？有一个怎样的观察角度？我在共识网上第二次发表《中国能否告别革命》这篇文章时，写了一个按语，是想提醒读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人们阅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主要体会是：反思革命，告别革命，清算革命谱系；而在过去了二十年之后，人们重读这本著作，可能更关心的是：革命的宿命是否会再次降临中国？以前反对革命的一批学者，现在重提革命的可能性；以前坚持改革的人，现在越来越对改革失去希望。在中国重陷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的轨道中，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很显然，从二十年前的“告别革命”到现在的“迎接革命”，这个话题的转变，值得重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语转向，是需要作出解释的。在座的大多数人，对二十年前的那段历史，我想都会有体会。在“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基本上都是痛悔革命的残酷性和极端性，由此清算整个革命谱系，以及和革命相关联的那些思想，普遍认为自由比民主更重要，英国比法国对中国更有见鉴意义。比如，上海的朱学勤，最早出来清理卢梭的激进主义，他的那本被人质疑的代表作主要就是讲的这个意思，认为法国的革命文化是从卢梭那里起源，遗毒不浅，传播甚远，殃及俄国和中国，至今仍然左右中国人的思想。但是，那天听萧功秦讲，现在老朱的观点全变了，变得极其激进，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而且还有革命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现象：为何那些原来高度理性的冷静的致力于激进主义批判的学者，会再次诉诸革命？

我的文章是为响应一个据说是高层人士的推荐而写的，他在有限的范围里推荐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我在得知这个信息后的第一反应是，他为何会关注这本书？他是关注中国有可能会像法国那样再次爆发革命呢？还是说革命在中国会引发更为极端的专制后果而必须提前加以控制？这些都属于猜测。我不想从猜测出发，也不想拘泥于这本书的具体结论，我想说的是，为何中国会再次涌动起革命的情绪，以至于那些以前一直主张清算革命的人，会期待革命浪潮的再一次来临？

我的观察是，关于中国革命可能性的看法，或许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判断。第一个判断是：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十个问题，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十问”。这篇文章在网上公开发表后，存续了很短的时间即被删除，但已经有非常广泛的传播--我真是庆幸互联网的力量。我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合法性问题。一次聚会上，我和金观涛说，你是研究关键词的，如果说2012年最重要的关键词是什么，那一定是合法性这个词。因为执政党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信用流失，公信力几近耗竭，说什么话人民都不信，人民不信真话信谣言，这种信任危机不就是合法性危机吗？文革后期，国家陷于破产边缘，但那时有几个人认识到这一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让人们无法知道内情，这得以让执政集团能够继续有效运行下去。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了，所有的内幕最终都会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想掩盖都掩盖不住。我的文章虽然被删了，但我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在执政党内部是有认识的，他们在内部也把这些问题看得非常严重，也提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亡党亡国。很显然，中国目前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是社会总体危机的表现，是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资源、环境、民族关系、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已到了不解决必然引发社会剧烈动荡乃至革命的危险程度。

第二个判断是，对于问题的存在，左右有共识，朝野有共识，差别无非是看的重一点还是轻一点，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分歧巨大，朝野分歧巨大，这里涉及到要不要改、愿不愿意改、能不能改和怎么改等一系列问题，一句话，涉及到改革路径的选择。我的看法，实际上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老问题：改革还是革命？晚清宪政改革最后被辛亥革命取代，原因何在？学者们有各种解释，现在看无非就是这么几条：晚清统治集团受制于权力和利益格局，没有真正自我改革的决心，皇权内阁倒行逆施垄断权力，宪政时间表不能满足地方和民间要求尽快立宪的主张，人心思变已经风起云涌不可阻挡。也就是说，在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我并不认为，中国目前的危机，不管是潜在的还是现实的，和晚清具有相同的性质，现有的执政集团可谓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机器，它掌握着前所未有的暴力、资本和意识形态工具，至今依旧牢牢控制着地方的命脉和民间社会的生长，但它的未来道路的选择无出其二：改革或革命。改革一定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过程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不可控的。对于这两条路径，我相信大多数人愿意选择改革这条路径，愿意告别革命，问题是，为什么大家普遍愿意选择的道路很可能在现实中走不通，而革命却会不期而来？

有人说，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三岔口，或者继续沿着现在的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走下去，继续强化既得利益集团，保护官僚资本、买官卖官交易；或者是往回走，回到文革，包括回到新民主主义；还有一条路是往前走，走宪政民主之路，完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实行还政于民。对于这个历史三岔口的说法，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中国还可能有其它更好的路径，还有第四条道路或第五条道路，但是，在我看来，不管中国有多少种路径选择，最后都无法回避是改革还是革命的选择，在改革之路走不通时，取而代之的一定是革命之路。因为这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前些日子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还将跌到在哪里？”这篇文章有着巨大的点击量，这大概是因为文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改，你们怎么办？”我想，这不会是执政者的一个既定立场，可能是多种选项中一个考虑。就宪政改革而言，我接触到的一些人，很多人都谈到了执政党“不改”的可能性。比如，有人谈到，现在按宪政方式进行改革，必定是两个结果，一个是改革者被其周围人轰下台，一个是引发革命，因为以自我为对象的改革无异于拿刀去砍自己的身体，改革是对其支持力量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改的动？改革的动力又何在？这或许就是改革无法进行下去的深层原因所在。为此，我总结了改与不改的五个约束条件，也就是改革的边界条件，我最近反复提到这五个约束条件，今天，我愿意再次复述如下：

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动摇现有的执政格局，至少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

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至少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

3、改，必将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关系着原有统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

4、改，必将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如何避免社会分裂、动荡、报复和失序，是对新的宪政体制的严峻挑战。

5、改，必将意味着传统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将迅速终结，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继续维护中国统一，是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验。

我对我自己的问题：改革和革命--中国何以选择？没有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我的一个朋友说，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一定是由非理性的、没有历史观和大局观的人推动而成，我在此引用，或许也算是一个答案。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