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里尔：金融危机时代的民主和正义

编者按

本报去年的年终特刊刊发了汪晖教授题为《代表性的断裂》的文章。2011年11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文化论坛活动"哲学与政治"邀请汪晖教授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及托马斯・迈尔等德国政治理论家在该党总部对话，德国第14届联邦议院议长沃尔夫冈・蒂尔泽主持。汪晖教授发表了以《代表性的断裂》为基础扩展而成的报告，加布里尔随后有长篇回应，阐述了他对全球包括德国政治变革的思考。这里发表汪晖教授最近的文章以及加布里尔的回应讲话，以飨读者。

金融危机时代的民主和正义

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就民主与正义的现状，探讨几个基本问题。为此我要特别向社民党文化论坛和Julian Nida-Rümelin表示感谢！

社民党文化论坛的"哲学与政治"系列研讨会，迄今已举办到第12场了。我发现，这类适合思考根本问题并开展辩论的场合，对于今天的世界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因此，很高兴文化论坛邀请了汪晖教授，这位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哲学家之一。他对世界范围内民主发展形势的评述，让我感到颇为新奇，但也极富启发性。

在当前的形势下，由汪晖教授这样一位中国左派思想家做出这种批判，令人兴奋。我们都知道，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正在"打乒乓"，争论真正的民主到底在哪里。这并非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不予评论，何况汪晖教授讲的也是别的主题。他对中国和西式民主都有批判。汪晖教授论证说，社会平等的缺失，从内部掏空了有形的民主制度。他认为，其根源在于精英同大众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他将这种疏离化的结果称作"代表性的断裂"。

经济金融危机对民主的威胁

我相信，在平等这个问题上，将中国同西方相提并论，会令在座一些人感到诧异。这是在挑战西方通行的观点。

但我认为，了解不同的视角，将有助于我们大家做出更清醒的观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将活跃的日常政治争论同民主的正常运作联系在一起，是我们的一种思维惯性。许多人认为：只要有选举，只要媒体可以自由报道，只要没有人因其政治观点而遭到囚禁，就天下太平了。于是，通行的观点认为：有了民主的法治国家，就万事大吉了。

但我们必须自问：这种观点今天还能不能站住脚？有许多警示信号表明，对民主的信任，即使在我们西方也有所减退。近年来我察觉，民众日益远离政治。投票率屡创新低，就是一个表现。

更令我忧虑的是，在欧洲乃至德国，对政界的行动能力乃至行动意愿的信任也已降到低点。一种双重的无力感攫住了人们。一方面，人们在不受约束的金融力量面前自觉无力，另一方面，人们觉得政界已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干预金融事务了。

并非人们对政治丧失了兴趣----许多人的政治热情很高。只要人们觉得，这回有点真格的，选举的人数甚至会创新高。凡是选举参与率提高，莫不是因为选民们知道：这次关系重大。要么就是，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于是将希望乃至不满投射于其上。这种时候，往往也会出现意外的选举结果与超高的参与度。

比方说最近的巴登--符腾堡州州议会选举：在许多选民看来，这次选举关系到，我们能否摆脱核能。所以很多人跑去投票。

但除此之外，针对各种政治机构、党派、政治家，当前的信任水平都很低落。

已经获得的信任也在褪色：一部分选民已不再相信，政治能够决定人们的工作、生活和社会条件，使其趋向改善。

越来越多的公民认为，经济强势者、游说集团、银行、金融市场正在左右着他们的生活。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我们这些人----政治家们----根本无心改革，而是只顾自肥。

"他们滋润了，我们苦逼了。"这种心态目前很普遍，不光是在德国。那些自感"苦逼"的人，并不是穷困潦倒的人，而全都是那些感觉同政治相疏离的人。

此外，政治也受到一种来自"滋润"阶层的蔑视。这种蔑视存在于经理室、交易所和编辑部里。我总忍不住要对他们抗议几句。有很多银行家，不仅对自己的业务一窍不通----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做那业务了----而且对民主社会一窍不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根本就瞧不起政治家，瞧不起我们所从事的事业。

我相信：汪晖教授的论题----所谓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疏离，即使在西方民主社会，也能找到许多论据。

信任的缺失是很危险的：不论是对于民主制度而言，还是对于社民党而言，都是如此。对社民党而言更是危险中的危险。社会民主制度存在于世，全赖人们心怀一个希望：政治参与能够改善生活。如果人们感觉，政治参与什么也带不来，那就是社民党的末日，因为它的存在，靠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人们的"剩余希望"。

尽管保守党派也同样受到民主参与热情衰退之苦，但有一句古老的口号，可以动员起足够多的保守选民去投票，那就是：如果你不去投票，左派就要上位了。左派指的是我们。这一招一向管用，但现如今也慢慢显得不够用了。

选举和有效的公共生活是民主的两个前提。我们今天好些最严重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造成政治和政治家的信任度如此低下，媒体也是出了力的，它们的报道方式只会加剧失望和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偶尔的丑闻炒作和常见的聚焦个人，有时令媒体丧失对政治可行性和可能性的一种视野。那会在民众中制造错误的期望，煽起偏激的怒火。

但我在此不想多谈媒体。只有当辩论有助于发现最佳路径，有助于澄清普遍利益之真正所在，政治公共生活才算名副其实。

但这样的辩论越来越少见。关于全民最佳路径的辩论，被偏执情绪和"市场"需求排挤到一旁。如今，这种局面仍然在为投机资产提供庇护，仍然在为向纳税人转嫁投机成本的勾当涂脂抹粉。

这种情况最突出地表现在几个高负债的民主国家，也就是爱尔兰、葡萄牙、希腊和意大利。

眼下希腊的情况，已经算不上是什么有形的民主了。希腊人自己觉得，他们的命运操纵在市场和外国政府手中。这是一种危险的印象。

前些天我们眼见意大利前总统贝卢斯科尼引退，直接的压力是国债利率高企，而我要说，还有许多政治上的理由导致他应该下台。虽然这样一个结果让我颇感轻松，但这整个事件值得警惕和忧虑。数十万意大利人的抗议示威没能做到的事情，却由债券市场的匿名力量做到了。

扳倒贝卢斯科尼的同一股力量，也推行了延迟退休、降低工资、减税和裁撤公共服务。这些措施都号称别无他法，其实是为了满足出口竞争力和债券市场的期待。

显然，如果一直向民众灌输，现行政策是"别无他法"的，那么这些政策迟早会获胜。这种政治上"别无他法"的暗示，是民主话语的毒药，也是德国政治形势的毒药。

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再误判形势，这不仅关系到现政府的去留，更关系到政治本身的成败。公民们越来越难分辨社民党、基民盟、自民党，往往笼统地谈论政治"那回事儿"：他们滋润了，我们苦逼了。

我要说，我们社会下层和上层之间的距离拉大，并非错觉。匿名的金融市场力量不受约束，其中蕴含着对一切政治事务的经济化，在此背景下，德国人心里不禁渐渐浮现一个问题：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民主究竟还能不能说了算？

金融危机开启了规范金融市场的大讨论，这讨论令最后知后觉的人也觉察到：民主已不能对这些规则独立地做出决定了。在某些欧洲民主国家，人们甚至要得到这种印象：现如今，是国债利率的高低决定了，政治究竟还能有何作为。

事实是：在第一轮金融危机之后的2008、2009年，着手规范金融业的条件不错，尽管如此，发达国家在有效监管金融市场方面进展寥寥。

各国公民则发现，保释银行业的成本并没有让银行和机构投资者承担，而是转嫁到了民众头上。

在大多数国家，包括德国，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能够出台金融交易税，富人的所得税也没能提高，危机成本的公平分担也就无从谈起。在劳动者收入较危机前显著下滑的同时，高收入、资本利润和红利报酬却继续攀升。

没有人会真心相信，危机成本的分配是公平的。只有一些已经溃不成军的自民党自由派还嘴硬说，这种分配方式最终会对全民有利。今日已经明了，仍在不断累积的危机治理成本，正将欧洲的民主引入深渊。

许多质疑是合理的：这种演变是必然的吗？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中许多重要事务的决定权，从民主的手中给夺走了？最后，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对抗民主的式微？

不平等与民主

汪晖教授刚才的演讲中，已经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他说，精英和民众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加剧，要为民主的危机负责。

社会秩序同政治秩序不再相互符合，汪晖教授如是说。他想表达：公民平等的原则遭到了社会不平等的挑战。我认为，他这些思考的大方向很正确，也能够得到哪怕是来自德国的数据、资料和事实的支持。

在我看来很明显：在现政权下，政治决定日益遵循经济的逻辑与利益。

而社会生活----家庭、社团、企业和社区的诉求排到越来越靠后的位置。当初对我们许下承诺：我们做出牺牲，日后会变得更富裕、更自由。如今我们可看清楚了！

我们可以好好考察一下，曾经趾高气昂的自由主义，如今缩水得还剩下些什么。即便是像《法兰克福汇报》出版人席尔马赫尔（Frank

Schirrmacher）那样保守的人，现在也大声抱怨：民主制度被极端自由派简化成了市场机制。在经济自由的幌子下，金融界那些耍把戏的把自己变成巨富，却让其他人和环境去付出代价。

结论很清楚了：堆积如山的财富限制了越来越多人的自由。留给普通人的，只是替这种被曲解的"市场自由"去承担无尽的成本。一句话：纳税人不光是承担了危机成本，他们也丧失了部分自由。

事实真相是：今天的危险，早已不是国家对市场的扼杀，威胁我们的是，整个民主成了少数投资者财富的牺牲品！

这跟自由的真意已没有丝毫关系。少数个人的自由、毫无顾忌地利用资本增进个人财富的自由，同全体公民的自由平起平坐。这危及民主的核心。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有产者比其他人更平等！（译者注：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中说：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是新封建社会！

我以为，单凭竞争本身并不能增进自由。只有基于规则和价值，确保所有人的机会公平，才会有自由的竞争。一切其他的竞争都会导致垄断、欺诈和排挤。

对民主而言，后果很严重：权力垄断或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分配，会瓦解自由社会的基础。

长期以来，自由派和保守派一直在布道说，我们必须信赖市场法则。据说有一条原理万世不易：唯当市场能自由而不受干扰地运作，才能产生无尽的经济动力。

为了证明其论点，这些自由派援引美国、英国、爱尔兰乃至中国的所谓成功案例。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成功，代价有多高。

金融市场危机再一次动摇了对"看不见的手"的信仰。作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我知道那种信仰从来就是无稽之谈。新自由主义教义非但没有带来更多的自由和福祉，反而威胁到了我们社会的团结。

所有人都能一眼看出，德国的社会团结正分崩离析。20年来，工资增长停滞。今日，负有社保义务的工作者，约有十分之一还需要打第二份工。不难想象，这些人的家庭生活和健康状况会受到何种影响。

如果衡之以OECD定义的"低工资"水平，那么在今天的德国，负有社保义务的全职工作者，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其收入在这一水平线下。这不仅让人们受苦，也拖累了社保基金和宏观经济运行。

另一个例子是，几十年来，老来贫困现象在德国本已几乎绝迹。今天我们却发现，随着低工资的普遍化，老来贫困现象也有所抬头。这还没有算上那些将来会陷入凄凉晚境的人们！

目前，靠低保生活的退休者，比例还只有四十分之一。德国平等福利协会预计，要不了几年，贫困老人的比例将达到十分之一。

鉴于当前关于最低工资问题存在激烈辩论，借此机会我要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想要用低廉的工资来打发德国五分之一的就业者，是绝不能容许的。因为谁要是一辈子只能挣每小时7至7.9欧元的工资----基民盟正在讨论的最低工资标准----他的养老金就无法达到低保线以上。

把确保最低工资的责任委托给集体谈判，更是胡来。德国联邦和各州层面，行业集体合同的覆盖面已降至就业人群的一半，覆盖企业更是不到三分之一。在其他欧洲国家，近二十年来集体合同的覆盖比例则相对保持稳定。

德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例子还有：在短短三年内，德国年收入过百万欧元的人数增加了一半多。金融危机以来，德国财产过百万的家庭户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