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版图

非常荣幸能在天则所做这个报告，也感谢秋风，感谢各位老师。

我所做的谈不上是一个研究报告，应该说是我的观察所得，所以其中很多判断是基于我个人的观察，没有太多的研究、归纳和分析，诉诸的是我个人的经验、感受。这一点要在讲之前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讲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派别，我们得稍微回顾一下改革以来中国的历史。改革以来，通常大家认为中国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不争论。在政治上不争论，维持了在高度政治权威控制下稳定的经济改革。这个论述反映了一部分中国改革的特征，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判断应该是在1992年之后才比较符合事实。在1989年之前，中国体制内部的政治斗争还是很尖锐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争论，这种斗争尖锐到导致两届总书记的非正常离职。但这样的一种政治张力，政治斗争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比较好的研究，能把这样一种关系说清楚。

不争论和维持一种稳定的政治团结状况，是在1992年之后出现的，92年之后因为89年的事变，体制内左的和右的(也就是保守的和比较激进的)改革派都被清除出去，都被边缘化了，体制内形成了短暂的统一，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先搞市场化再说。因为89年的原因在体制内部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但这同时也把与体制外的鸿沟打开了，也就是说体制外的和体制内的成了两个部分。在体制外就分成了两个派别，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新左派和主张政治改革的自由派。但是体制外的这一部分主要活跃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对主张市场改革的改革派行为做出批评和反映，它们对体制本身的影响力就已经比较弱了。

这种主流的，在体制内形成的市场改革的共识其实不是很稳定。因为当时大家仅仅主张应该先把市场搞起来再说，至于未来，我们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大家先不去讨论。其实应该说是隐含先经济，后政治这样一个改的路线。可是谁都没有料到的是，改革并没有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推进。或许我们可以说，改革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可能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所有人的非意图后果。因此，政治格局也就发生了转变，而不是延续和继承过去的格局。

改革有两个非意图后果很突出，一个就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取得这个巨大成就的同时，国有经济不仅没有退出，它仍然在国家经济中占有着很主要的位置，而且是越来越主要，这是第一个后果。

第二个后果就是政治上的稳定，中国的统治的基本方式和基本能力都没有受到多大的动摇，没有出现所谓的“和平演变”和各种演变的情况。这样一个现实就导致我们今天出现了分化。在体制内，一部分人仍然坚信政治改革的前景，只是觉得应该更稳妥一些，应该对现实有更多的妥协。另外一部分人-这部分人的出现是比较关键的-他们认为中国正在创造新的政治模式，没有必要进行西化的政治改革。这样一来，体制内关于改革的共识基本就破裂了，大家开始争夺改革的主导权，或者说争夺改革的胜利果实，他们争夺的不仅仅是经济果实，更重要的是政治果实。这个争夺战理论界的反应就是争辩，改革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取得的成功 依靠的是什么力量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在理论界、学术界，可能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

在我们通常听到的关于政治分析的讨论当中，人们还是大多用保守、改革等等这样的方法来描述中国今天的思想格局。我觉得第一个，这跟我们政治思想的现实已经比较脱节，而且会带来很多的混乱。比如说通常被认为是左派的人，就既包括支持经济垄断和政治强权的人，也包括底层呐喊革命的人。而右派既包括支持自由市场的人，也包括支持劳工运动、维护弱势群体的人。还有一些更常用的，比如说用“太子党”和“团派”来理解中国的政治。我觉得这些可能是一个短期的权利联盟。因为谁都不知道“太子党”或者说“团派”，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我们也看到他们内部其实分歧很大。所以这些分类方法都无助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类别和他们之间的差别。

因此，按照我的观察，我觉得中国当下的政治思想派别主要有四种，主流世界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温和国家主义派，一个是自由市场派。此外还有两个比较边缘一些的思想派别，我称之为政治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下面我就讲一下我所说的这四个派别，他们的主张是什么 在未来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个是温和国家主义，这种思想的倡导者，主要是以国有垄断集团为代表的利益集团，还有一部分官僚集团和特殊的高层的政治集团。这样一个利益集团，不是今天才出现，其实从92年之后，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中国社会存在，而且力量非常强大。但是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拥护，甚至没有政治思想上的主张。这样的一些利益集团，他们只要在公共领域稍一露头，不管是发表意见，还是说他们的一些做法被公共舆论观察到，注意到，就会遭到严厉的抨击。因为他没有合法性，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来阐述自己的合法性。

我觉得最近以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他们成功地利用了人们对改革产生的一些不满。对改革中不公正的不满，对于今天社会按照市场逻辑来重新等级化不适应，以及市场化改革对中国人人伦关系的伤害，社会的流动造成的不安稳的心态等问题被温和国家主义者利用了，扭转了他们在公共舆论界的颓势。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攻击体制内原来自由市场派占有的主导地位，开始向政治舞台的中心靠近。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很诡异的，因为依据改革最初的设计，这个集团本来应该是改革的对象。无论是邓小平、党内的改革发动者，还是民间改革者的期望，这一集团都是应该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弱化的，但他们不但没有弱化，还成为了改革的胜利者。

它们取得这样的胜利，很诡异的一点还在于，他们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改革过程当中受到最严重盘剥的阶层。比如我们原来所说的一些批判市场化改革的左派。这些左派学者的主张也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变化，从最激进地捍卫底层的利益，即在改革过程中被剥夺的工农的利益，变成了捍卫最保守的垄断阶层的利益。我觉得在目前政治变革当中，温和国家主义收到的改革的成果是最大的，因为他们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传统的意识形态的阐述很一致。

我也简单概括了一下他们的文化和政治主张。他们的文化主张有一部分是通过下面所讲的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即“向往一个伟大的国家，在内心中憎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因为中国将成就一种超越古今中西的新的文明类型，这种文明类型将汲取传统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优势，将更多的从传统中国2000年的文明中寻找政治和文明的合法性，他们鼓吹民族优越论，程度不同地肯定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父慈子孝的家庭关系、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价值、温良恭俭让的人文关系，乃至认为以文化为中心的天下主义将为整个世界提供新的国际关系结构，以自然和谐为中心的天人关系将为人类提供新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对于这部分，我认为不是所有的温和国家主义者都主张，实际上这一团体中的一部分试图把传统中国的政治伦理引入到当下社会。还有一部分温和国家主义者对传统并不抱有这样的好感。但是在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看法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强调国家利益，认为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于国家利益，并且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批判市场的个人价值，鄙视个人利益与金钱关系，反对冷冰冰的法制，强调在统治者和群众之间建立血肉联系，即不是法制的关系，而是军民鱼水情这样水乳交融的关系。在经济上强调国有经济的作用，认为国有企业保障了强大国家的经济基础，对国有企业的地位应该加以保护和支持。而且他们经常以此为由，来反对外资和民营企业，认为外资是对民族利益的伤害，而民企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黑心资本家的温床。通常他们支持一个强大的有效的集权式的中央政府。但是和这种在经济政策上的右倾相比较，他们的政治社会政策是比较左倾的。认为应该给下层更多的福利，以及更加强有力的保护，在收入分配上更加倾向于底层。虽然他们主张给底层更多的福利，更多的保护，但是他们并不主张底层的自我壮大和成长。就是底层自己组织起来，不论是你成立各种NGO，或者成立各种社团，这样的一种自我发展，他们并不鼓励。

我们可以看到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尝试，就是通过对民众的一种比较温和的动员，把民众号召起来，试图重新建立统治和民众之间的直接关系，以此来削弱法律和市场对整个社会的重构和冲击。这样的一些尝试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确实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民众也确实把希望重新放在了统治阶级，而不是寻求自我组织、自我伸张、自我捍卫的权利。这样的温和国家主义就是试图用这种保护来换取民众在舆论上对他们的支持，来压制其他的精英阶层，尤其是中间阶层和民族资本。所以他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贫富差距，试图将民众的矛盾引向精英群体的另外一些部分，以便自己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支持他们的民众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认为拥护他们的群众主要有两种心理动机。一种是在市场化改革过程当中受到损失或者被剥夺感最强烈的民众。在改革过程过程当中，尤其在最近十年来这种民众数量很大。受到这种心理动机支配的民众对政治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兴趣，只是希望看到高高在上者倒霉，他们并不是特别地支持某一种政治解决方案。所以他们可能是政治上最不怀好意和最不负责任的看客和微观起哄者。只要昔日风光的人倒霉，他就会去喝彩。

第二种心理动机，可能非常具有中国的特色和传统，这种心理动机更值得重视。这样的人，他们相信一个至善的统治者的存在是可能的，应该说大多数中国的民众不自觉的，或者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这种心理动机的影响。对于超越法律之上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心怀希望，并且希望得到他的保护。他们对获得特权比对获得普遍权利更有兴趣。特权就是说我应该受到领袖或者说统治者的特殊的关怀，我通过忠诚或者说做出特别的奉献，应该得到特别的关怀，而不是追求一个普遍的权利。他们认为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明辨是非，洞悉民间疾苦的超凡领袖。这种心理动机应该说相当大的合理性。因为生活经验告诉他们，那些抽象的法律条文，精密的政治制度，对他们所受的压迫或者剥夺，或者说在市场化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失来说，这些政治制衡的机制过分遥远，他们根本就享受不到好处，和切实的保护，而强人和政府的保护是实实在在的，是具体的。

直到现在为止，温和国家主义的影响力还在不断上升，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派别中台上的主流派应该是可以期待的一个事实。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要面对下面五个方面的问题，可能他们的一些主张在实施过程中会大打折扣。

第一个，这种主张需要非常强大的动员力量，特别是需要中间阶层和官僚系统的支持，他们要为了某种信念或者某种理想，约束自己的行为，甚至放弃他们某一部分的利益。这可能是我们当下这个比较唯利是图的社会不能提供的，对于官僚系统来说，经过近三十年的理性化和技术化，他们对于这种过分理想化，过分意识形态化(不论是什么理想，什么意识形态诉求)可能都会有一种排斥、警惕和不习惯。我觉得温和国家主义官僚系统，对这种过分理想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追求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现出来。温和国家主义派怀着国家社会主义党员的雄心，很可能会面临国家社会主义党员当年在意大利所面对的很多状况。在那样一个高度分散，对利益、对世俗生活看得很重，对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非常警惕和怀疑的一个社会，要贯彻这样的主张是很困难的。

第二个，虽然主张温和国家主义的人，这些政治精英都有过底层生活的经验，甚至有些就是从底层起来的，但是他们在和民众的关系方面和第一代共产党人在有很大不同。这些温和国家主义者并没有真正地动员民众、服从民众、和民众站在一起，他们其实是怀着一种统治者的心态。他们在文革当中深入到底层去生活，在底层的摸爬滚打当中，他们认为他们深刻了解民众的各种弱点，深刻懂得怎样利用这些弱点来控制操纵民众，他们对此非常有心得的。但他们并不像第一代共产党人那样，认为这些民众代表着未来，我们要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和他们站在一起，改天换地，改变中国，我觉得他们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他们动员民众的举动，很有可能像当年拿破仑三世模仿拿破仑一世一样，是不太可能开创出像拿破仑一世一样的局面。

第三个，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可能是由于血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和体制的亲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