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人民休戚与共，共产党荣辱与民

王霄按：下面是我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发言稿。当时由于时间限制，未能讲完。已讲部分根据录音做了整理，小标题是后加的。

一、“感观悖论”与“感官一致”

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会，感谢组织者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我接着王长江教授讲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人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意识的问题，谈一点我的看法。

今天纪念《决议》，可以说出它种种正面的意义和不足。但有一点是特别应当肯定的，那就是其时的中共领袖们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们愿意而且认为必须用一个历史决议来总结执政后的经验教训，进而明晰未来的前进方向和路径。据说小平同志关于这个《决议》有九次讲话，其中有一次讲到这个历史决议要管将来二三十年。换言之，他们认为他们在从事历史性的伟业，他们是写历史的人，他们因此有重大的历史责任，并经受历史的考验。

当然，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有正确的历史认识、历史观是两回事。我想，大概当时一些中共领袖出问题是在后一个方面。其中主要的问题，我认为是这些领袖在有强烈的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责任感的同时，他们的另一个强烈的意识是坚决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具体到《决议》，这种历史观表现为在共产党执政后犯了如此多的巨大错误后，要通过这样一个《决议》，为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也就是一党威权寻找正当性。

何方老先生用“选择性的历史观”来指称共产党某些领袖特别是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这种历史认识。何老特别指出，《决议》之所以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过分遮掩捍卫，就是因为中共“必须创造一个代代相接的传承关系”。不管毛主席犯有多大错误，我们现在“坐”的终究是他老人家(包括他领导的“永远的丰碑”中的英杰)打下的江山。因此，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一上任就去西柏坡瞻仰朝拜，就是要表明政权传承的法统。同理，中共也必须大张旗鼓地将“红色记忆”作为长期宣传的主旋律，但却禁止谈论更近的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等这些中国人绝对不应忘记的重大事件[1]。

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不大正确的历史观的关系，不妨称之为“感观悖论”。

也许当时人们还看不出这种“感观悖论”的历史影响，但是后来中共高层在诸如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政治改革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可以说都是源自这种矛盾与悖论。结果“就使得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不能进行政治改革，不能走向民主法治，不能实现宪政，不能成为文明国家，还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这就使经济转型期间，不但旧社会的沉渣泛起，而且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腐蚀和危及党的领导。”[2]

需要特别指出，中共当时的另一些领导人，则表现了一种正确的历史观，这就是在大力发展经济、改革开放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民主宪政。我认为，以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陆定一、李维汉、万里等为代表的在职的和老一辈的中共领导人，是真正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正确的历史观并为之而奋斗的。

二、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为了方便叙述，这里仅以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先生为例。

我有一个看法：胡耀邦先生是真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起码是第一位。当然他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有力的实践者，是最高决策者之一，是第一线的总指挥。邓小平先生更多的是一个统帅，是管拍板的。当然邓小平先生也有一些有价值的原创性思想，但他更多的是对于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不争论，对于改革的具体方略也更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此有很大的实用主义和盲目性，虽然这些做法也并非没有策略上的正面意义。在政治改革上，邓小平既不是第一个提出的，也是态度反复甚至倒退的，始终不允许越过一党威权的底线。

对于胡耀邦先生的业绩，除了人们已经十分熟悉的诸如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和右派改正、在第一线主持改革开放的实践等等外，从现在的文献看，胡耀邦先生还有几个第一：是最早提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是最早提出改革和开放的，是最早对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的，是最早倡导政治改革并提出民主建设蓝图的，是最早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并列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三大内容的，是最早提出时代的和平与发展特征并进行外交路线变革的，是最早肯定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的，是最早提出新时期党的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方针的，是最早提出中国上世纪经济发展两步走战略的，也是党的在职最高领导人中第一个自觉主动提出退下的。等等。

可以看出，这些第一，这些首创精神和实践，是完全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利益的，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正确历史观的反映。

包括胡耀邦先生在内的这后一种领导人，确实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特别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而且他们有政治家的风范。听了刚才姜维先生的发言，听了当年的故事，我很感动，我觉得不仅是老一代有政治家的风范，而且那时老一代的很多下一代也有政治家的风范。如果说中国有太子党的话，我希望太子党是有政治家风范的太子党，是像姜维先生故事里提到的这样的太子党，

三、中共现在的一些领导人“感观”问题

改革30多年来，我们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有着许多重大的失误。面对今天全社会巨大而尖锐的社会矛盾，我们必须继续和深化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方面的改革。其中首要的就是政治改革。

很多的人都看出这一点。问题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共领导人在这方面作为不大，从而使得各种尖锐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和激化呢?

原因当然很多。但我以为，当今的中共的某些领导人缺乏必要的历史责任感和正确的历史观，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他们缺少对人民的历史责任感，缺少对国家的历史责任感，缺少对中共的历史责任感，也缺少对自己历史地位的真正的责任感。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大矛盾，我想他们当然也看到了，但却不愿从自己手里改革，而是如张木生先生所说：“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决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政治不作为，社会矛盾才剧烈。

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虽然“感观”有悖论，但是起码“感”还不差。因此他们仍然会在某些方面成为历史的推动者，是伟大的政治家。而现在的某些领导人这种“感观皆无”的状况，才是最让人扼腕叹息的，“肉良者鄙，未能远谋”，人们怨其不争，责其不为。

四、为什么不作为

这种状况，表明我们这个党已经不完全是当年那个具有崇高理想和信仰、充满斗志和热情、追求富强与民主的党，而是成了一个有着自己特殊利益，也就是由于执掌了公权力而这种公权力又毫无节制的利益集团，正如韦伯所说，执政后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演变为官僚阶级(注意这里的官僚一词是中性的)。这种身份的变化还带来了两个相联系的重大变化，一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变成了官僚阶级专政(这一点韦伯也有明确的指出)，二是党的领袖从政治家变成了官僚阶级的首领。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共产党，共产党的关键在党中央，党中央的关键在领袖集团，领袖集团的关键在“核心”。但是现在党的领袖集团成了官僚阶级的首领，他们给人直接的感受正如上午张维迎先生所说，我们这三十年来政治家越来越少了，公务员越来越多了，也就是王长江先生说现在党的领袖的“精气神”越来越少了。

党的领导人的这种变化，当然是适应了党的整体的变化的，但也还有具体的原因，比如说从其来源分析，他们要么是太子党，官二代，也就是德平先生上午所说老子打天下坐天下，老子坐完了儿子坐，儿子坐不上孙子坐。这部分叫做世袭传承，也就是文革初期盛行一时的血统论。中共领袖的第二个来源，是平民子弟从最底层奋斗，从一般干部、科长、局长一步步爬上来，考虑问题、处理问题的思维和行为都形成定式，那就是小官小吏的一套，循规蹈矩，目光短浅。不唯如此，这种从底层拼搏上来的平民子弟，在官场的残酷斗争中如果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也就是幸存者，成了党的领导人，在中国特殊的官场生态下，那也一定牺牲了丧失了相当多的优良品质，从某些方面说，他们比官二代们更加不如。

五、回到胡耀邦

虽然有了这种变化，但是我仍然认为，处于绝对领导地位、掌握全部公权力的中共，它的主要领导人，仍然应该有某种不同于官僚集团一般成员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认识。他们必须展现某种超越性，成为政治家。

文革结束后，检点其间的中共领袖，华胡赵俱可称为有大功于国于民，无论政治风云如何晦蚀，其光辉终究难以掩盖。其他诸位，功过还待评说，总之不会一致。但邓小平先生无论如何，是有巨大功劳的。特别是他的南巡讲话，重启改革，表明了他深厚沉重的历史感，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如果说邓小平当时维护党的绝对领导地位，还有一定合理性的话(他们这样做，也不一定是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是有一种真诚，是真的认为维护一党威权对国家对人民有利)，那么在今天，党的领袖集团如果将“党权长久化”(即通过专制也就是暴力的形式保障不丧失党的绝对统治地位)作为自己最大的目标、使命、行为准则，是不行的，因为时代不同了，形势不一样了，历史也并不以此来评价他的地位。如果他这样做了，或可一时有利，但绝对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也会让党继续错误下去。从个人来说，也必然历史无令名，甚至有恶谥。就是从利害上讲也很不合算，他们这样做就必须为整个官僚阶级的种种倒行逆施和其他劣行如腐败背黑锅，因为客观上他成了天下贪官污吏的保护伞。

这时我就有一个想法：中共领袖应当回到胡耀邦。胡耀邦的思想资源，他的道德人格和思想品格，他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观，他的政治勇气和创新精神，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现任领导人，仍然是一个榜样，一个财富，甚至是一种急需。

胡耀邦能够在文革后百废待兴的时代环境下，从一个省部级干部突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出任党的几个重要部门的领导职务甚至是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并非偶然和幸至。他是一个在需要英雄的历史关头，自觉而出色地担当了历史重任的英雄人物，是时代与个人的契合。他也是中共这一时期革新求变的优秀政治家群体中的一分子和杰出代表，是这个党伟大光荣正确的突出反映和有力证明。他失败于一时，却赢得了人心与历史。。

今天，我们需要像当年胡耀邦那样，发起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推进新一轮的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启动一个真正开拓创新、生机勃发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丁力先生说：在中东北非内部爆发茉莉花革命后，人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否定民主的普世性了。区别只是民主揖门而入还是破门而入。和平走向民主的责任更多在统治者，取决于他们把权利归还给所有人的意愿。

胡锦涛先生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共有四个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说得不错。但我以为，中共最大的危险，是继续专制，抵抗民主。上述的四个危险都是由这一点派生出来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共不但要坐而言，更要起而行。那些手握影响国家走向和人民命运的最高权力者，为何不能正视历史发展潮流与中国社会现实，多一点历史责任感与时代意识，多一点以民为本悲天悯人的情怀，多一点为民造福舍我其谁的勇气，多一点与时俱进还权于民的追求，多一点利国利民流芳百世的境界，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必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就能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目标?

李敖先生现在在大陆评价不一。但他数年前访问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个题词我认为是对的：“休戚与共”。中国人民的幸福与苦难，都与中国共产党有根本的关系。台湾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先生在拜谒中山陵时题词：“天下为公，人民最大”。我想，共产党的领袖和有责任的党员们也应看到一个事实：共产党荣辱与民，它的一切光荣与耻辱都是由它与人民的关系决定的。

在今天，面对着中国现实，有历史和社会责任感、道德心的中共领袖必须站出来，使国家免于动荡和崩溃，把危机转化为一个自由与民主的革命。中共领袖中有这样的人物么?这个问题，将再次考验我们这个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民主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党，总有人会“替天行道”的。你不干，别人也会干。尸位素餐者，更会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中国最高领导中好些都曾是胡耀邦的学生和部下。对于胡耀邦的全部思想和现实意义，他们应当比我有更多高的领会和把握。同时，那些仍然秉持了老一代革命家理想的“红二代”和其他高官们，也应该从父辈的思想和人格中得到鞭策和动力。

改革再出发!打开新局面!

唯有那些以伟大事业为己任、以人民利益为终身目标的国事决策人，才能有这样的眼力、魄力、毅力、智慧和信义![3]

[1] 参见何方：《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 何方：《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3] 这句话是对胡德平一句话的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