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阴谋论与国家危机

天则经济研究所第411次双周论坛

时间：2010年7月16日

地点：天则经济研究所

主讲人：任剑涛

评议人：秋风 景跃进 李晓宁

张曙光：

今天是天则所第411次学术报告会，我们请到了任剑涛教授来作报告。现在，双周论坛更多是内部的，规模比较小，以便于深入地进行探讨。我们今天请到的评议人有秋风、景跃进和李晓宁。

任剑涛：

感谢张老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阴谋论的问题。首先，我想简单申明几点。第一，我不从货币金融学的角度讨论2008年金融危机后流行的阴谋论，虽然这也是视角之一。我主要从一个国家为什么会流行阴谋论的角度进行讨论，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我们对社会经济危机做出反应的机制。第二，我不讨论一般的社会阴谋。所谓的社会阴谋，也就是由一种社会事件引起的阴谋。比如最近学术界的汪晖事件、朱学勤事件等，阴谋论非常盛行。还有海外学者签字抵抗大陆所谓的自由派阴谋，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有点过分。第三，我说的阴谋论是相对于阳谋论而言的。在我看来，阳谋主要是制度运转产生的效果。而阴谋主要指制度之外，一些较为隐秘，不为公众知道，也不为制度操作约束的计谋。

对阴谋论进行了简单的界定后，我想从四个方面分析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后，阴谋论在中国这么流行。我想讨论的四个问题是：第一，危机中的阴谋论。我不认为我们的危机已经过去了。2009年，中国已经开始讨论后危机。我同意银监会的首席顾问沈联涛的专业判断。沈联涛是国际银行业监督方面的权威，他做过香港证监会主席、银监会顾问。他特别强调，金融危机扩展出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扩展出的全球经济社会危机还在进行中。我们现在讨论中国经济也好，美国、欧洲经济也好，是否会二次探底的问题，就证明我们实际还深处危机之中。第一部分，我将分析阴谋论的扩展过程，也就是从金融阴谋论向国家阴谋论的扩展。第二，我想从三个方面分析金融阴谋论向国家阴谋论扩展的流行机制，这三个方面是：国际机构的态度，专业人士与社会心理的状态以及信息匮乏时的公众心理。第三，我想分析阴谋论本身得以建构起来的机制。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喜欢转向制度背后来谈论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运行状态，搭建起阴谋的架构是什么样的，阴谋论的流行文化是怎么样的?第四，我想分析在国家危机状态下，我们应对阴谋论或者竞争性国际关系需要建构的国家心理。我会谈到竞争性国际关系中的阴谋和阳谋，什么情况下阳谋占主导，什么情况下阴谋占主导，以及这种状态下中国的国家危机，这也是我最后的落脚点。从1998年到2008年，中国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再往前推就是1987年10月19号的黑色星期一，自此之后的30年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时间比较吻合。这期间流行的阴谋论归结到一点就是，无论从金融还是政治方面，西方国家都在暗算中国。这种阴谋论的流行导致了或者说显现了中国的国家危机。我还将分析中国对国际关系的国家认知，而不是专家或者一般的社会认知，分析我们的社会心理为什么越来越脆弱，强调中国在政治经济能力非常低下时，阴谋论就是国家危机的标志性事件。最后，我想表达我近乎乌托邦的期待：塑造国家的阳光心态。以上是我的基本分析架构。

下面，我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讲起。阴谋论本身真正流行是在2008年之后，但是追溯起来，1987年的金融危机时它就出现了。为什么1987年和1998年两轮金融危机情况下，中国并没有流行开金融阴谋论和国家阴谋论呢?我认为原因简单有以下三点。第一，1987年和1998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不严重。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盛唐时期。1987年，尽管中国通货膨胀比较高，社会局势比较动荡，但改革开放的共识还没有断裂，大家对中国的发展也还怀抱强烈的期待，自信力比较强。当时的危机对西方金融秩序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但我们从外部观察时，仅认为是西方国家金融家和银行家的贪婪、欺诈导致了股市的崩溃和银行的危机。所以，1987年和1998年，尤其是1987年，满足了中国自我认知的两种状态：一是我们自信，二是西方资本主义衰朽。这种双重满足导致阴谋论无法流行。而到了1998年，金融危机开始对中国造成冲击。因为1998年中国经济开始在某些方面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即时显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经过朱基的整顿，1992年南巡时基本确定了经济过热的论断。这时，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开始暴露。比如产权问题。这中间有江朱权利交替的问题，本来是朱基主导改革，后来江泽民接手。再有就是冗员、国有企业机制的问题。和1987年相比，我们有了大踏步的后退。1998年的金融危机从亚洲开始，最后，中央出重手才击退了索罗斯对港币的威胁。此时，我们认识到，金融危机并不是只存在于离我们很远的西方的事情。1998年的危机其实已经进入了亚洲经济圈，而且迫近了我们乐观其成的香港经济。1997年我们接管香港后，金融和经济问题是维持香港稳定的最紧迫和最现实的任务，而索罗斯的进入给我们制造了非常大的难题。当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开放时，金融危机从西方进入了中国的经济圈，而且影响到中国政府的经济决策时，我们觉得它和我们的相关性变高了。此前宣传的亚洲第五小龙泰国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我们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金融经济秩序应该怎么建构，成了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对金融危机的认知受制于以上三重动力，大家开始对金融危机的肇事者进行放大性追踪。1998年金融危机还不完全涉及到金融货币体系的内在危机。当然，我的判断不一定专业，我的根据是，金融服务业的危机引发了1998年的金融危机，而1998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给西方的经济带来过于重大的打击。金融服务业属于金融体系中排第三的组成部分，其他组成部分还有金融规则、金融机构、金融货币。这次金融危机和索罗斯的投机性基金有密切关系，他的基金以弱势货币为重要选择。但奇怪的是，索罗斯本身并不欣赏投机的资本主义市场本身，作为卡尔Ÿ波普的学生，他对功利的资本主义怀着深仇大恨。所以，他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冲击来引起大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反省，这也是199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奇怪结构。索罗斯的举措冲击了亚洲的经济秩序，尤其是跟我们外贸紧密相关的港币的经济秩序，所以，我们开始追踪索罗斯这样的投资资本家的贪婪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于是，贪欲变成了我们追踪阴谋论、展示阴谋论的个人原因。阴谋论到最后一定归咎于个人，这种做法就始于索罗斯。数个金融大鳄在隐秘的场所，通过密谋，决定搅乱浑水，让个人资产增值，而让公众所握的财富贬值。追究索罗斯的第一个放大的结果就是，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贪婪有了强化性的结论，而对金融资本家的阴谋取向和反制度取向以及他们取向本身追逐利润的唯一目的性有了断言。第二个结果是人们对金融银行家的痛恨心理。这种心理来源于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金融资本对物质实体财富的生产和增值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对以索罗斯为代表的金融集团的批判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对金融家影响的危机性感知。因为金融家对真实财富的增值并不发挥实际效用，反而危害了真实资产的增长。这种检讨基本还是现代金融经济学范围内的优化期待。另一种批判是对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对金融资本的断定的强化。马克思天才性地预见到了银行家集团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看来，这些金融银行家为了追逐利益，可以沆瀣一气，结成集团。这在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和《金权天下》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宋鸿兵屡屡用的一个词就是国际银行家集团。我们都知道，这个集团并不是统一的集团，而这种矛盾的描述在宋鸿兵的书中比比皆是。他一方面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如何有影响力，一方面又在描述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和罗斯柴尔德集团如何有重要矛盾。这样一来，国际金融家集团表现在哪里?可见，国际金融家集团的表述本身就很矛盾，很滑稽。但由于公众习惯性地使用货币，从来不主动了解货币运行的复杂机制，于是大家觉得很神秘，就以为真的有国际银行家集团在治理、控制。从欧洲开始，首先是英镑集团成为世界主宰的国际货币。二战后，因为国际霸权的转移，国际银行家集团使英镑集团的国际地位衰落，扶持出了美元集团，使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西方国家在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谈论国际银行家集团时，得出了上述第二种趋同的说法。第三种比较趋同的说法是，索罗斯也好，国际金融集团也好，他们并不仅仅是经济集团。从罗斯柴尔德开始，金融家集团或者银行家集团自始自终都在寻求与权力的联姻，阴谋论开始向政治领域扩展。首先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五个孩子分赴当时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较好的五个国家，被理论家们描述为他们要到五个国家去控制这五个国家的主权，无论德国、意大利，还是英国。尤其是英国，一过去就和将军、贵族和皇室挂上了钩。

阴谋论强调，国际金融家集团，尤其是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家集团，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取向或盈利取向，而是权力控制取向。这种权力控制取向与银行家挂钩，就是为使国家经济命脉受到政治家和银行家的共同控制。这种控制被理论家描述为家族化的国际银行家集团，通过控制主权国家的主要权势者，比如通过控制首相、国王、总统，来控制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从而使得统治集团服从国际金融集团或者国际银行家集团的盈利逻辑，凡是不服从这种金融权力或者银行家集团权力与政治联姻逻辑的，在理论家的描述里只有两个结果。一是被干掉。宋鸿兵特别强调，美国有7任总统完全就是因为金融和权力的联姻崩溃死掉了。其实现在并没有这样的定论，但宋鸿兵以非常肯定的口吻说就是如此。按照他的描述，这些人当选总统后受到金融权力的控制，感到非常愤懑，想反抗，希望通过立法禁止金融银行家获得国家控制性权力。泰勒、哈里森等都出身于军人，身材魁梧，无比健硕，但都在一周内毙命，就是因为他们不听金融家集团的指令，所以都被毒死了。尤其是泰勒总统，开棺验尸后确实发现指甲里含有砒霜，虽然政府说砒霜含量不足以致人死命，但宋鸿兵非常自信地宣告，确实是砒霜毒死了他。这两种断定对人们有强烈的暗示性：政权在和金权勾结。宋鸿兵又描述了上了金融银行家一当的著名政治行政学专家威尔逊的故事。威尔逊本人非常愤怒地谴责金融银行家集团对国家权力的谋求，但恰恰是在威尔逊任内，通过了《美联储法案》。这是非常奇怪的。按照他的分析，威尔逊后来发现自己上了一个大当，所以撰写著作抨击金融银行家集团掠夺美国人民，遏制美国经济发展，使美国陷入糟糕的状况。

宋鸿兵的基本描述和国际竞争的态势完全不吻合，但其暗示性非常强。英文文献中描述金融阴谋的趋同性结论是，罗斯柴尔德集团控制着欧美市场。首先，他们通过控制英格兰银行控制了英国。如果真如他所说，罗斯柴尔德集团控制了国家的政治权力，不管国家经济发展，这样的国家应该会衰落才对。但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却是世界的霸主。1913年他们转而控制美国时，美国又是世界的霸主。可见，是私人发行货币比政府发行货币更利于交易活动的展开而带来繁荣，而不是罗斯柴尔德控制了国家权力后导致国家衰退甚至崩溃。他们把金融危机扩展为国家高层权力结构与金融银行家勾结起来，使民不聊生，财富缩水，经济状况堪忧，经济秩序没有保障，随时处于经济动荡当中。这样三个圈层的扩展，从个人的阴险谋私，到金融银行家集团的相互勾结到最后金融银行家集团和国家垄断权势者的勾结，是造成1998年金融危机，进而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进而演变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最重要导因。

以上扩展的轨迹可以说还是在西方的范围内加以讨论的。而在中国，不管是1998年还是2008年，金融阴谋论扩展为国家阴谋论有个演变的轨迹，即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范围内成立的金融家个人、银行家集团和政治银行家集团的勾结。他们瓜分完了西方国家的蛋糕，有向外扩展做出三种尝试的重要动力。一是金融市场要向西方外扩展以满足盈利的目的，这是直接的经济动力。二是为了赢得向西方以外的金融经济市场扩展的契机，他们需要在西方以外国家有金融经济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需要想罗斯柴尔德集团一样，需要扶持。这些代理人不是一般的活动在经济金融领域范围内的代理人，他们具有强烈的政治企图和政治能力，以至于能够影响非西方国家的政治权力运作。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逐渐成长，中国国力的增强，西方人发现中国成了一块肥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