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户籍制度与社会控制

摘要：户籍的控制，户籍制度的建设，不单纯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做了18年的农民，我讲的都是从我的经验来的。我在做农民的时候，跟我一块儿上学的城市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他们的差别非常的大。城市的孩子在我老家是叫吃居民粮的，吃国家粮的，这个社会无论是发生饥荒，还是发生别的什么事情，他们总是有固定的口粮。农民是没有的，你生产，首先要交了公粮.就像我们家一样，每年养一头猪，但这个猪都是要交给国家的，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国家，你自己不能吃肉，你自己要吃肉，除非你有能耐，再养一头猪。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你不能不遭它的压制，无论你要去什么地方，你要想从事什么行业。就像我爷爷一样，他是一个很勤劳的人，每天半夜打草鞋，我们家挨着贵州，他要拿着草鞋去卖。拿这个草鞋去卖的时候，他就会遭到路上的拦劫，深更半夜有人在路上拦劫。因为这叫投机倒把，抓住了还好像是犯罪了一样，你偷偷地做黑市交易。

这种状态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生计，发挥自己的能量，利用自己的特长，却被作为一种犯罪、作为一种打击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会饿死那么多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你不能够利用你房前屋后的土地去种一点玉米啊、红薯等庄稼，这都是不允许的，你家里面连锅都没有，因为你的锅已经被砸掉了，你就在食堂吃饭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毛泽东那个时代没有腐败，那个时代是一个那么光明的时代。不是那样子，那时候的腐败可不是像现在一样，一个官可能贪污上千万、上亿；那时候食堂掌握勺子的那个人，他那个勺子挖的深一点，那就意味着你这个手里面有干货，如果他这个碗上面飘上一勺来，那意味着你喝的是水，这种腐败对你来说可能就意味着生死。而你自己是不能够掌控你自己命运的，因为集体生产多少，都在集体手里，集体所有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

我一个朋友，一个比较有名的经济学教授，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他说毛泽东时代挺好。他说那要饭，还能够开张证明，也证明那时候的农民地位比现在农民的地位要高。理由就是那时候要饭的时候，还给开证明。可我不是这么想，因为开证明意味着你的生死、你人生的自由、你人生的安全完全控制在权力手里，他如果不让你去要饭你根本不能去要饭，你会被盲流遣送，各个地方都会抓你。城市每一个人都有预定的口粮，那么你到了亲戚家，亲戚也没有东西给你，也没有工作可以提供。整个就是让你无逃于天地之间的一个制度。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说我们国家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这不对。即使在今天，相对开放的中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它是一个天罗地网。一个北京人到上海去，他面临着与我湖南乡下老家一个农民到北京一样的状态，他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什么不同的。

所以这个时候，不仅仅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距离，还有城市和城市之间的隔阂、乡村和乡村之间的隔阂。这种户口的控制就是一种人生的控制，这种人生的控制，每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是湖南的，那么如果说你没有机会调动，或者说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中意的地方，那么你一辈子你就受制于那个地方。每一个人就是这样，每一个人固定在一个点上，他不能够说相互之间交换，交换一下，我是北京人，你是上海人，咱们俩交换一下，不能进行交易。你只能够让权利来摆布你的人生、你的自由，而这种人生的自由又跟你的孩子的上学、你的福利、你的政治的权力等等息息相关。所以为什么大学毕业生一毕业的时候，会想留在大城市，在大城市的人会想留在北京、留在上海。因为在一纸户口背后，有着这样那样的特权和这样那样的利益，而政府恰恰是利用这种东西，说我们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一流动的话，就会天下大乱。

为了维护这样一种对人生非常强有力的控制机制，会诬蔑自己的国民，说我们的人民是那么的愚昧，而我们每天会忍受他诬蔑我们，说我们中国人素质很低。一方面对全世界来说，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是勇敢的人民，是智慧的人民，然后告诉我们自己的人民说你们是愚昧的。我们不能够有迁徙自由，我们不能够有政治自由。那么行，我们人民是愚昧的，我们的老百姓都是愚昧，那城里面当官的或者我们的教授先开始流动行不行？不行。在我们国家，就像我的母校，人民大学的一个女教师，她可以公然的说用素质等等的方式限制人口的流动，说北京人太多了等等。可是她自己不想想什么叫素质，人的素质可是多种多样的，勤劳是一种素质，诚实是一种素质，智慧也是一种素质，素质是方方面面的。

那么人才，人才也是方方面面的，这个人会杀猪，杀猪杀得好；那个人可以织布，那个人织布得好；那个人开个小饭馆开得很好。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种标准，那比尔？盖茨哈佛还没毕业的时候，比尔？盖茨肯定不是人才，因为他不符合人才的标准。

这样一个社会，一方面他能够给一部分人特权，而大部分的人不能够提供自由的时候，一定要让人民和人民之间、公民和公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保持一种互不信任，然后还要投放每个人的精神，让我们瞧不起我们的同胞，让我们同胞瞧不起同胞。因为只有这样，你会觉得你所享受的是心安理得的，即使你没有享受到，你会觉得他这样做是合理的。我们会为一种想象的恐惧所控制，我们会想如果说迁徙自由了，每个人都会到北京来，那北京就乱套了。如果迁徙自由了，每个人都往上海跑，那上海就乱套了。国民党的时候就是迁徙自由，乱套了。上海没有挤迫，今天的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了，他们十个有九个至少在50年前或者60年前是外地人。

这样一种想象的恐惧，或者变成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会阻碍这个社会的建设，每个人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的时候，他都会对别人人生的自由、政治的权利、他的生活的艰辛缺乏一种同情，缺乏一种理解，甚至对他们的要求漠视甚至一种鄙视。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人一旦会流动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社会发生动乱。这时候我们可能在大学校园里，我们可能是一个教授，因为我们没有面临着要迁移或者要到别的地方去谋生的问题。可是我们想想，过去我们说中国人的一个毛病是安苦种迁，人不愿意搬走，老是在一个地方呆着，这是中国农民的劣根性。可是你想想，我们的户籍制度差一点就要求每一个人呆在他的地方，他的权利或者赋予你的一张小纸片要你呆在什么地方就呆在什么地方，否则你将失去中国公民所拥有的就业的自由、政策的自由等等，你的权利会少了一大节，无形当中发现少了一大节，你没法正常行使你的选举权，尽管这个选举权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会发现你的社会保障、你孩子的考试，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想想，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不愿意流动，呆在一个地方，没有竞争。好了，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可能说我想贡献一下，我是北师大博士毕业的，到西北去教两年小学去。那么假设你要去教小学，可你怎么从那个地方回来？你找谁呀？那个大山沟里你找谁去？或者你在一个小镇上教书，你会发现你择偶的对象，可选的少之又少。我们反对人口流动的时候，很少会想这些细枝末节的跟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琐事，而这些琐事恰恰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因为我们彼此很少会遇到惊天动地的大事让我们作出选择。我们的生活无法选择，我们的孩子要上学，我们希望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大家说某个地方有一个不错的岗位适合我们去发挥我们的能量，我可以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孩子、为我的父母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基础。那么好了，这个制度就会扼杀你，扼杀你的能量，或者说托住你的后腿，让你前瞻后顾。

因为这样以来，在这种制度之下，比如说我是一个农民，或者说我是一个怀化人，我要到上海去打工的话，我的孩子不能在上海入学，就要留在老家。现在有一个词叫做“留守儿童”，我们的学者都充满了智慧，他们能够让这个社会显得非常温馨。可是留守儿童率就会少了吗？他的孩子不能在这个地方正常的上学，不能够满足他基本教育的需要。所谓的留守，就是意味着妻离子散。我们没想到留的背后是妻离子散，因为他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呆自己的身边，因为这个制度尽管GDP20年、30年后赶超美国，但他忽视了身边很小的事情。当我们的教育学家说我们要满足十二年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太少了。这些学者们，在为这个国家在贴金，在为这个政权在贴金。但是我想，如果能让每一个孩子，无论他在什么地方能够接受六年教育，就不错了。让所有的孩子都不要让他们上无聊的课就不错了，这是最基本的最起码的要求。我们不需要小康，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他在每一个地方能够发挥他自己的才能，无论这种才能是做生意的、是教课的，还是刺绣的本事，无论他的什么本事，能够尽其所能的发挥他的能量，而现在不是这样。

我们会有留守儿童，会有“农民工”这个词，尤其是中国学者，不惮使用了对我们的智慧、对我们的权利的一种侮辱性质的词。什么叫“农民工”？意味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说你离开了你的户籍所在地，比如说你是广州人，你跑到了哈尔滨去工作，你不会认为你是农民工，但如果仔细想一想，你作为一个广州人到了哈尔滨，你有什么样的权利？你的权利和建筑工有什么不同？你的孩子要上学，你的老婆要生孩子，你的老婆要体检，生孩子要体检，等等等等。你觉得你的老婆跟农民的老婆有什么不同？但是这样一个概念会给你一种虚幻的感觉，你不是社会的底层，而那些人是社会的底层，跟你不是一类人，他们的命运不是你的命运。如果你是一个有钱的人，那么你会觉得这个社会已经自由的不能再自由了，你可以嫖娼，你可以包二奶，你可以用钱打击这个事情。你的孩子上学也不是问题，你可以掏钱，可以进最好的学校，无论他是公立还是私立。那么这个民众、这个人民自然而然的就对这种概念分化，你觉得跟他们不是同样的命运，而实际上你跟所谓的农民工一样，你就是一粒芝麻籽，就是一粒油菜籽，政权在压榨你。因为你没有权利，所以就要付出代价。你的孩子上学，你得交赞助费，你的老婆怀孕还得体检，别人不用交钱，你要交钱。别人的孩子可以参加高考，可以在北京、可以在哈尔滨高考，你的孩子不行，你得回广州去高考。那么你就要面对一系列的难题、一系列生活的窘境，而这一系列的所谓的问题都是这个制度带来的。也许你是一个老板，你可以让秘书去办，但是这些问题一样的存在。

对于农民工这个问题我们就麻木一些，他们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农民工”这个词，无论学者，还是官方，都不停地使用，说要保护农民工的权利，那是胡扯。我是学法律的，对每一个公民来讲，权利是一样的，如果说我们城市人都没有的权利，他怎么会有？难道有个农民工权利保护法？那不是很荒唐吗？但我们的学者会这样呼吁，甚至一些政协委员会这样子呼吁。

我们可以说在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强化了我是城里人的概念，到了18岁考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国家干部，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是农民。这个城乡二元结构对我来说，我是占便宜的一块。我是个长沙人，我这个长沙人想到湘潭去，不行，你得迁移户口，我这个长沙人到了湘潭就是外地人，湘潭人如果到了上海，也是外地人，上海到了北京也是外地人。这个天罗地网，在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的这种描述之下，你就忽视了这个罗网的危害，这个罗网对你的束缚，它就像一个迷药一样，它就是一种政治忽悠。让每一个人安分守己，不要去想你的权利，不要想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在这个地方纳了税，只是因为我没有这个地方所谓的户口，那么我的孩子要交更多的钱，我的老婆要交更多的钱，我的孩子不能在这个地方参加高考，而只能到他所谓的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尽管他可能根本就不会说那个地方的话。

这种制度所带来的对人的伤害，对人的刁难，在我们中国的发展这个非常宏大的趋势之中被掩盖。当我们同事聊天的时候说60年要大庆，大庆可以显示我们的军力。那个坦克是给中国人看的，不是给美国人看的，因为坦克不是打美国的，让我们中国人感受到你的这个坦克。美国的坦克从来不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阅兵，为什么？因为美国国民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手中，阅兵给谁看？这就是差异。

于丹教授讲过叫“和而不同”，和而不同这个话讲得很好，什么叫和而不同？也就是说我发表了一个证件，政府不能拿这个东西说我黄钟犯了罪，这就叫不同，根本不同，但是，把你关监狱就叫不和。

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做“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问齐宣王，说我有一个朋友要出差，到外地去了，把孩子托付给朋友，回来发现老婆、孩子挨饿了或者受冻了，咋办？在这个地方撤他的职。这个国家没有治理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可见齐宣王还要含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