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跃进：如何认识中国政治？

主持人：毛寿龙

主讲人：景跃进

评论人：蔡霞、赖海榕、刘明兴

毛寿龙：我经常听一些很高的官说：“中国一定要搞民主，再不搞民主就完蛋。民主一定要搞党的民主，党的民主一定要完善党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一定要提拔好人，管好干部，落实民主集中制。”这等于什么都没说。中国的政治情况到底如何呢？是不是可以搞民主呢？下面请景教授给我们讲讲如何认识中国政治，大家欢迎。

景跃进：今天下午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最近几年来自己在研究中的一些体会、变化、困惑和大家交流一下。讲的题目是“如何认识中国政治？―― 改革开放与政治学重建30年的反思”。如何解答这个问题我也没把握，但它确实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我要讲的内容有三块：第一，说明一下背景，为什么要选择谈这一话题；第二，归纳一下从经验层面看改革开放30年的一些发现；第三，讨论一下，这些发现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中国政治学这些年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时，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了。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在一个讲话中，提出要恢复。80年中国政治学学会成立，到今年刚好三十周年。人们一般将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作为政治学学科恢复的起点，今年是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而立之年。为此，中国政治学会设计在不同的地方举行六个分会场，来纪念这个时刻。因此，对政治学的反思，首先就是对历史的回望。我将政治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的发展，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在这样做时，我心中关注的主要是政治学中的经验研究部分，亦即所谓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相对称）。

第一个阶段可称为“学科恢复和启蒙阶段”。学科恢复首先体现在专业建制方面，在全国高校中，北大是最早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学生的。我那时候刚刚开始接触社会学，在学科的历史命运上社会学与政治学可谓同病相怜，在学科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两者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学科的恢复和重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写教科书，社会学的教科书先受港台的影响，后来外文水平好一点，又受西方教材的影响；政治学教材的写作必须考虑到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因此北大第一版的政治学教科书具有那个时期的深刻烙印。除教科书之外，学位制度、专业刊物、职称序列、科研教学等一系列的工作也构成了学术恢复和重建的重要内容。这一阶段的第二个特征是，政治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启蒙功能。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的恢复与我们对文革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紧密连在一起。邓小平在1980年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在我看来，这个讲话对我国政治体制弊端的认识达到了一个高峰，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被超过。在这种背景下，所谓启蒙，是指政治学发挥了外部的社会功能。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政治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政治色彩大于学科色彩，或者说启蒙大于学术，对时代的改革呼唤大于学科本身的研究。用现在的学术标准去衡量那时的作品，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事实上，不少人是在喊口号，而不是写学术文章。当然，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经阶段，不能苛求之。

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政治学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作出这一划分的标准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政治学的影响。中国政治学的命运始终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历史上曾经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我们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京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治事件。八九事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后续发生的事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学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在此之前，执政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非常自信的，这一点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充分地反映了出来。就改革方案的设计而言，13大报告是一个高峰，其系统化和逻辑化给人以深刻印象。八九事件以后，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以后，执政党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起来，考虑的重心不再是如何进取改革，而是转为怎样维护政权，基本心态变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学就面临一个如何重新定位，如何避免1952年被取消的命运。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事例，因为政治学所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灾区。当时《政治学研究》杂志被停刊整顿，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外走后，所长职务由法学所领导兼任，所的建制面临了生存的危机。在高校系统也面临了类似的压力，各个学科要求对自由化观点或者是不正确的观点进行梳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学如何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它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折。第一个，从批判转向建设，社科院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智囊机构，像以前那样持批判的立场肯定是不行了。第二个，从理论启蒙转向务实的经验研究。在这一转折中，1987年制定、次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尽管天安门事件之后，不少官员对是否实施这部法律存在不同的意见，但中央还是决定以试点的方式在各地因地制宜地实施。当时政治学所的领导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实现了研究方向的战略性转移。启蒙阶段谈民主，讲的是抽象民主，西方国家如何如何。现在人们可以切入现实生活，考察实际的民主，看村民如何选举。这里面有个小插曲，当时民政部负责试点工作的基层政权建设司农村处处长是王振耀，现在他离开官场去北师大做公益学院的院长。他当时去找八十年代风云一时的政治学家，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如何搞选举的知识和帮助。在他看来，你们不是主张搞民主吗，我们现在可以在基层搞民主了，请你告诉我怎么选举。结果他得到的回答非常令人沮丧，专家说我们谈的是民主理论，怎么选举不是我们的事情。

在一定意义上，社科院政治学所的经历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但另一方面，这种经由特殊性而实现的转折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事实上，在相同的时段内，高校系统也以自身的方式先后完成了这两个转折，这方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研究院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应当如何来评价这些转折，究竟是对还是错，现在还时太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两个“被迫”或在挑战环境下发生的转折，对中国政治学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转折并不意味着原来的东西不存在或消失了，它们还在，所谓转折其实是从这里面出来一个新的传统，这样政治学研究就开始多元化起来。在随后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化和学术化的潮流中，价值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区分得以确立起来。

大约是从九十年代后半叶开始，我个人也对农村基层政治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之前也是倾向于谈大问题。当然，这一转变也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即使对基层的经验问题感兴趣，做研究的价值导向还是非常明显的，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基层民主，如何改变现实。可以说民主心态或情结非常之重，事实上是带着理想和想象去做经验研究。但是，实际的政治生活毕竟不是理想的写照，时间一长，逐渐发现制度设计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张力、想象的制度功效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如何面对“选举之后”的问题，成为一个新的挑战。2007年为纪念《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20周年，在华中师大举行了一个纪念会，会下有人开玩笑说，“与其说是纪念会，不如说是追悼会。”这反映了一种失望之情，怀着理想去做了，但最后发现理想和现实是两码事情。与此同时，也许是作为一种补偿，人们在选举领域之外，发现了一片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新天地。

当然，国内学者对中国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不局限于村民自治和地方政府创新，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全方面的研究领域，而且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案例研究之外，定量方法或数量分析开始得到人们的日渐重视。无论在哪个方面，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海外学者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作品是一个重要的示范榜样。

从本世纪开始，我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起点很难明确界定，也许现在还处在转变之中。与第二阶段一样，区分这一阶段的标准也不是内在的，而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崛起以及学界对这一现实的反应。中国政治学现在面对的话题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争论，以及这一争论的政治意义。由于这一话题兼具价值之见与经验分析，因此新的分歧和分化是注定的。

与第二阶段不同的是，中国政治学的此次转变深受海外学术的影响。因为，所谓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首先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然后再在国内炒热。开始主要关注的是经济问题。出于学科意识，我现在更关注这一议题的政治维度。为叙述的便利，请允许我以个人经历的方式来说明这一变化。

在2004年，我完成了在职博士的项目，对自己的村民自治研究做了一个小结。次年获得了富布莱特项目的资助，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学年的访问学者。这段时间里，对美国研究中国政治的学术情况做了一点梳理。哥大政治学系有个非常有名的教授，中文名字叫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我的印象中，西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里面，有一些是相当优秀的，理解中国的，黎安友应该算一个。由于某种政治原因，他现在不能来中国。这对一个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学者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其实，我觉得中国政府真的应该让他来，因为他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比较客观。

在2003年的时候，黎安友在美国的《民主》杂志（The Journal of Democrac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有韧性的威权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做了三件事情，在我看来，件件都很重要：第一，他从四个方面概括了中国政治发生的积极变化，包括最高权力继承的制度化、干部晋升的功绩制、政府机构的功能分化与专业化、政治参与的发展；第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判断），威权主义政体是有韧性的，而不是刚性的，或脆弱的，人们要做好准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威权主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这是一个新的命题，以前似乎没有过，有的话也没有被人们充分重视。第三，他提出了一个学术建议，要求学界重视对威权主义政体的研究。他认为，在政治学里面，尤其是比较政治学里面，对威权主义政治这种政体研究得不够，因此要加强对威权主义这种政体的（经验）研究。

在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中，这篇文章的发表体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将它放到西方中国研究的背景中，其意义就能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简单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政治研究基本上经历了四个阶段：（1）八十年代的乐观心态。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许多西方人期待中国的和平演变；（2）八九事件之后，一下子来一个180度的转弯，非常悲观，认为这个国家的本质终究是不会变的；（3）90年代初，前苏东政权的垮台，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期待，这就是“等待崩溃”；（4）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中国的崛起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意义上，黎安友的文章破除了“等待崩溃”的心态，提出了一个如何重新认识中国政治的问题。

西方学术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对此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因为中国的GDP上去了，综合国力上去了，据说今年第二季度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而且这个发展趋势还在持续。比较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未来十五年左右，经济总量可以和美国一比。在这种情况下，再谈论这个体制的即将崩溃的时间表，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了，所以提出要重新认识中国，包括重新认识中国政治。

我尚无法准确估测西方中国学者的这一转变对国内政治学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就我个人而言，这一影响确实不小。在做基层政治的研究时，我确实感觉到了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巨大压力（动力），也尝试进行一些理论层面的分析，并积累了一些相关的思考，因此对于黎安友文章的观点接受起来就很容易。当然，黎安友是在西方学界的氛围中写作的，他有他的政治正确问题（因此在2009年《民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又强调了威权主义政体面临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它不可能成为民主政体的真正对手）。我不太喜欢威权主义这个概念，倾向于在中性的意义上，采用“党国体制”（Party-State）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政治现象。2006年回国后，重新回归宏观层面来思考中国政治问题，并利用政治社会学的课堂，将讲课和讨论的重心转向“党国体制的转型”，致力于从经验层面考察这个体制的适应性演化过程。这样一来，以前一些被忽略的东西，现在反而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例如，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