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中国需要又一个新转折

徐景安：

我提交的主讲论文的题目是“中国需要又一个新转折”。

第一、中国是不是到了转折的时候？中国改革3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邓小平确定的2050年达到GDP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提前40年完成了。但问题很严重，突出表现在增长方式的不持续、利益分配的不合理。而且种种数据表明已达到临界点，高速增长得以维系的高投资、高出口、高能耗都到了极限。一次分配不合理，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增长快，工人、农民收入增长慢，造成最终消费畸低；二次分配不合理，向政府自身利益、经济建设投资倾斜，勿视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短缺。这也到了极限，社会已不能容忍。这就是说，非科学发展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第二、怎么启动新转折？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就是为了扭转非科学发展，但是未见成效，相反非科学发展越趋严重。原因在哪里？对中国问题有三种解读：

一是利益派。一讨论中国问题，一言以蔽之，是利益问题。这个说法，看上去很深刻，一针见血。确实中国的发展、改革问题，最终涉及到利益分配。但这个说法，在我看来，既没有理论意义，也没有实践意义。因为发展也好、改革也好，就是利益问题，在认知上没有任何建树，对实践更无指导意义。是利益问题，怎么调整呢？中国存在既得利益集团，怎么应对呢？无非是两种选择，一是搞革命暴动，或者当土匪强盗，从体制外解决，二是搞改革、改良，从体制内解决。这两种选择，除了当土匪强盗以外，都需要寻找理由，也就是解决意识形态问题。即使当土匪强盗，如果要抱团，也要找一个理由，当年梁山好汉就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所以，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没有神圣正义的理由，尤其是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是无法进行利益调整的，也不能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今天中国横行的贪、抢、偷、骗就是无序的利益调整，反正你不仁，我不义，不拿白不拿、不偷白不偷。

二是制度派。一讨论中国问题，一言以蔽之，这是制度问题。这比利益派前进了一步，从制度转型、体制改革入手来解决中国问题。这在民间与学界几乎成为一种共识。但是制度怎么转、体制怎么改？这就存在分歧，一是现代性，实行民主制度；一是传统型，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一是古代型，重建儒家的考试选贤制。这就存在意识形态之争。第一种意见在民间与学界占主流，但在意识形态上遭到反对派的强烈阻击，普世价值之争由此而起。在经济为中心、发展硬道理、维稳是大局的方针下，推行民主制的政治改革步履艰难。

三是理念派。我属于这一派，也可泛称为文化派。我认为，中国问题是利益之争，也迫切需要制度转型，但是必须解决理念问题，达不成共识，利益调整、制度转型都不能实现。中国问题的根子是价值理念出了问题，政府是发展第一、不顾一切；民众是挣钱第一、不择手段。在“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口号指引下，发展手段的正当性、成果分配的合理性都被丢到九宵云外，利益怎么调整，制度如何转型？而“一心一意谋发展”正是当今中国不可动摇的国策。也正是这个国策带来中国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成功的原因就是问题的根源。谁都知道，这个国策是邓小平定的，而且还说了一百年不动摇。这是新转折绕不过去的重大理论、方针、国策。邓小平作为政治伟人，就是以这个国策，代替了阶级斗争为纲，完成了政治本位向物质本位的过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邓小平在引领中国实行这一转折时，他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发展生产力。这个理念获得了上下共识，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般认为邓小平主张去意识形态，那是在如何求发展的层面上，不问姓资姓社、不管白猫黑猫。然而在必须求发展的层面上，他是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切入，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同样道理，今天不在意识形态上占据制高点，不具有无可争辩的神圣性和正义性，就不可能引领中国实行新的转折、推进新的改革。这就是我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的宗旨和原因。

经过互动、交流、碰撞，我提出以幸福最大化替代财富最大化，以提高民众幸福感与满意度作为纲，来带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革。为民众谋幸福，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要义。这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了制高点，具有无可争辩的神圣性和正义性。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胡锦涛，尤其是胡锦涛多次强调、重申了这个意思。我的建树就是把这句口号落实到考量的指标、实现的途径、保障的制度上。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以幸福指数作为评价目标，二是广大民众作为评价主体，三是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民意、进行整改、实行考核。这样，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民主建设、环境保护、道德文明等有关民众幸福的事项都可以提到发展与改革的议事日程。现在，幸福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2009年我国评出了十大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和十大县级市。江苏淮阴、陕西高陵提出建设幸福淮阴、幸福高陵，深圳提出建设民生幸福。这场新转折已经开始。

第三、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为什么科学发展观落实不了、贯彻不下去，利益派解释，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那么，利益集团是怎么抵制的？他们哪里违背“科学发展观”？事实上，他们是“科学发展观”的执行主体。制度派解释，是由于中国的制度不改革，这很对，那么，为什么制度改革推进不了，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这就回到利益派了。这两派都在利益集团的阻力面前停下了，提不出应对的招数。理念派的主张是，先要正名，讨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利益派与制度派对此不感兴趣，讨论理念有什么用？我认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大变革，都是理念革命开始的。启蒙运动冲破神性，倡导人性带来了西方的工业革命。邓小平发起的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道理很简单，什么是科学发展，都搞不清，怎么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的实质是怎么发展、为谁发展？它所反对的就是不管怎么发展、不管为谁发展的“一心一意谋发展”，而解释科学发展的要义是，首先是发展，发展了再说，发展是硬道理。后来解释说是又好又快的发展。那什么是好的发展，什么是不好的发展？没有衡量的标准。所以，全国上下依然是“一心一意谋发展”，而不是谋科学发展。看不到利益集团的抵制，也没有制度转型的必要。我的解释是给民众带来幸福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民众不幸福的发展就是非科学发展。树立了这个理念，就可以解决评价目标、评价主体问题，评价目标就是幸福指数，评价主体就是广大民众，评价方法就是问卷调查，然后制订整改措施、研究改革方案、推动制度转型。这就会真正触动既得利益，他们就会露出水面进行抵制。这才真正开启新一轮的改革。改革的结果取决于实际政治力量的较量。理念的正义、神圣是聚集政治力量的前提，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由民众来评价、推动的幸福目标的改革，谁反对，就有背人心，有如螳臂挡车。当然，这也取决于改革阵营的智慧、艺术和魄力。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但是没有批判的武器，也就带不来武器的批判。理念的正名与革命是利益调整、制度变革的前提。

李清振：

下面请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做点评。

竹立家：

首先感谢徐老师给我这次说话的机会，我非常肯定徐老师长期以来关注中国文化改革，尽管文化改革是非常厚重的改革，难度很大，但文化论坛多次讨论这个问题，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敬重。

徐老师这个题目很好，2009年是特殊的年份，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到年底，各种各样的改革研讨会也很多，我也参加了一些，今天的研讨会主要议题是中国改革是否需要一个转折，我把自己的一些思考结合这个转折来谈一谈。

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是讲三个三十年。中国有句古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说30年必有一个大转折。从49年到78年，是第一个三十年，我们是以政治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意识形态气氛比较浓；第二个三十年是78―08年，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从09年开始，我们是第三个转折，我们站在转折的结点上，我认为未来30年我们的核心任务是以社会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能不能把社会主义搞成一个旗帜，未来三十年改革非常重要。

在前三十年，我们讲意识形态，注重政治价值，思路很清楚，我们的叙事框架和概念体系就是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讨论中国的发展走向，在实践中我们学习的是苏联模式。后来到文革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苏三大国关系的变化，我们讲三个世界理论，三个世界理论就有点淡化意识形态；第二个三十年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十年，从九十年代以后，由于搞市场经济，学习文本是资本主义的、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我们根本不提或很少提意识形态，可以说我们没有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很少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分析框架来分析问题，我们换了个词叫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两个时期，我们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是确定的，可以说前三十年，我们的分析路径，我们的话语体系等就是从马克思主义那来的，或者说从苏联那来的。前三十年我们可能搞得不是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使然，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分析路径等是从马克思主义那来的，我们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价值或意识形态体系或分析框架。解放前，从35年到49年这段时间那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有我们的战法、有我们的打法，有我们的意识形态。49年以后，我们基本上按照马克思主义或苏联那一套，而后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里面说话、写文章。但是新自由主义有一个特点，它有意识形态支撑，或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新保守主义。而中国经济学发展这三十年，有那么多人说胡话，为什么说胡话？一是照搬西方那一套对经济改革进行指导，二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形态或发展价值支撑。所以，在这三十年中国没有象样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基本概念、话语体系基本上是西方的或是新自由主义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价值支撑，或者换句话说没有意识形态支撑。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实现我们民族几千年的“天下为公”的梦想，几乎没有纳入我们学术或政治精英思考范围，这是很悲哀的。我这样讲可能有些人不同意，但我认为我们目前的改革到了一个需要从战略和价值高度思考问题的时候了，而不是纠缠于技术的、细微末节的经济手段改革的论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人追求三个正确，一个是政治正确，二是事实正确，还有一个是义理正确。所以第一个观点我就想讲三个三十，未来三十年要以社会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要关注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改革要遵循宪法原则，深入到价值和体制层面。未来三十年的改革很重要，特别是前十年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论是在概念框架上还是分析路径上，中国的学者都没有跳出两个框框，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框框，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的框框，左右摇摆。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所谓转折问题。我们知道，现在正在搞“十二五”规划，这个规划必须关注战略和价值层面的内容，必须把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放到优先的位置，必须在关键的改革上有所突破。2010―2020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的十年，能否实现小康社会，实现和谐社会，中国主要面临五大问题和四个重要转变，如果弄不好，2015年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否的一个节点，这不是耸人听闻。

前两天我在一个访谈上讲，未来十年是对我们执政的挑战和稳定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讲？我觉得有五个重大问题我们必须面对，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四个重大转变，而且必须转变。问题和转变相互交织，增添了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中国的五大问题：首先是贫富差距问题，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老百姓十多年的工资几乎没有涨，这在任何时候是不可能的。我们平均工资，人均GDP翻番往上涨，但是农民工的工资十多年来就是一千多块钱，没有变。财富都跑哪去了？

王占阳：

上海市的干部工资平均在七千块钱以上，其他老百姓的工资平均在两千块钱，这就是上海市没敢公布工资的原因。

竹立家：

如果是农民工的工资的话，那就更差了，有的地方打工的农民工工资和待遇非常地低，我们三十多年的发展就是靠几亿农民工撑起来的，但是我们怎么对待他们的呢？

第二个问题是三农问题，大家都很熟悉，我不多讲。第三个问题就是腐败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大问题，大家都清楚，我也不多说。第四个问题就是失业或就业的问题，对我们政府也是重要考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信任。领导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靠不住、孩子靠不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