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的政治哲学解读

一． 引子：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

最近几个月以来，在伊拉克问题上，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最终未能阻止美国战车的自身逻辑。3月17日，布什对伊拉克发出最后通牒；3月20日，美国抛开联合国，不顾世界各国的反战浪潮，正式打响战争。图穷匕现，一个并不隐秘的谜底昭然若揭：不论伊拉克作何种让步，不论国际社会作何种恳求，美国一定要攻打伊拉克。

美国为什么如此着迷地抓住伊拉克不放？国外以及国内的分析家们给出各式各样的解释。国内的分析家们大致给出三个解释：

第一个理由是石油。中国人因多年来所受的教育，比较注意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从经济的角度一分析，发现打伊拉克，石油非常重要。伊拉克的石油，原来探明储量是世界第二，现在据说是世界第一，打了伊拉克，控制了中东，对全球战略的影响巨大。有人言之凿凿，计算出美国可以从伊拉克石油中攫取几千亿乃至上万亿美元的利益。石油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有一个学者在电视上讲，二战以后有一个规律，石油的管道连着战争的渠道，所有的战争都与石油相关。我当时看了以后马上想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我还没有听说朝鲜和越南探明有巨大的石油储量，有这么一回事吗？没有这么一回事，朝鲜和越南没有那么多的石油。二战以后美国打的最重要的两场战争都不是与石油有关。这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明，美国志在高远，虽然和石油有关系，但比石油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第二个理由：安全。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作《瞬间的力量》，讲“911”事件是对美国人民的安全意识的一个巨大的冲击。突然间，美国人意识到原来我们所讲的安全依然是不安全的。国内有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著名教授，在电视上大力渲染“911”事件对美国大众心理的冲击。由于“911”事件的冲击，美国人重新评估安全问题，认识到老的安全观是不适用的。老的安全观，就是拒敌于国门之外，他打来我还击。现在必须有新的安全观，就是要先发制人，消灭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个看起来很有理，不过我这里有一份材料，马上就可以看到它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1998年2月19日，一群著名人士给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信，要求克林顿总统立即出兵，攻打伊拉克――就是今天这个事儿。在这上面签名的有谁呢？他们的名字在今天看起来肯定毫不陌生。这上面有：今天的国防部长拉斯费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Paul Wolfowitz)，著名的共和党理论家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伊拉克战争主要战略的制订者珀尔(Richard Pole)等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当时他们提出来出兵打伊拉克的理由，一是要解放伊拉克人民，使伊拉克人民摆脱独裁（Dictator）的控制。二是认为伊拉克仍然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对美国构成威胁。所以，夸大“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没有道理的。我待一会儿将会讲到，美国的整个大战略的转变是从1994年开始的。但“911”确实给右派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尽快地说服美国人民接受他们的主张。

第三个理由是自由与专制、民主与独裁的对立。美国的宣传机器将这场战争描绘为自由与独裁、民主与专制、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战争。他们强调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强调伊拉克政权的邪恶与罪行，把美国攻击伊拉克的行动解释为民主与独裁的战争，解释为解放伊拉克的正义战争。

美国这么讲，国内有一些自由派人士也这么认为。这种观点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有义务到伊拉克去推翻独裁，解放那里的人民。这个是有些道理的一个说法，等待会儿分析完了才会觉得它有道理。然而，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为什么它今天才突然认为，民主国家有必要以一种武力的方式，解决另一个国家的民主问题呢？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很多，但民主国家能够有这样一种抱负、这样一种努力的应该说是史无前例，这的确是一个新现象。

下面，我就要给大家分析这种新现象。要想知道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它下一步将会怎么做，就要研究现在美国掌握权力的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写了什么书，他们要干什么。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用不着猜测。只要看他们的书，看他们的文章，就可以发现事情的真相。

二．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外交

对目前美国外交大权影响最大的势力是“新保守主义”。当前美国的共和党并不是林肯解放黑奴时期的共和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共和党经历了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构成这种保守主义革命的主要有三股势力，第一股势力是所谓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像海耶克(Hayek)那种的放任经济。在美国经济学界，从海耶克到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到诺斯(Douglass C. North)到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都是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美国今天的经济学系基本上是由新自由主义控制的，其基本的理念是批评罗斯福的新政，批评原来的社会福利政策，主张实行放任经济。第二股力量是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这是一股非常庞大的势力。但是，这两股势力所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真正主导共和党的外交政策的是第三股势力：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

谁是新保守主义者？有一篇关于新保守主义的文章，对新保守主义者作了一番描述。文章说，新保守主义是一帮“喜欢轰炸、喜欢帝国的重量级知识分子”（pro-bombing, pro-empire heavyweight intellectuals）。他们大都是学者，很少有商界或军界出身的背景。这些人最近被称为“战争党”(War Party)，也有人称他们为Neo-Cons，就是新保守主义的简写。“他们都是好战的，但从来没有在部队里面打过仗”，――都是当国防部部长、副部长、国防部高级官员，国防政策的研究者。他们以白人居多，年轻男士，年龄从三十岁到五十岁不等，很少有超过五十的。美国现在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老年人保守，年轻人激进；六十年代是年轻人反战，现在是老年人反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从知识背景来讲，他们大部分是读政治学出身。这很不幸。我经常对同学们讲，读政治学如果没有道德良知的话，对人类会造成比其他人更大的灾难。文章描述说他们“大部分人从来没有到过国外”，“从来不说任何外国语”(never speak any foreign language)――这个讲法不完全对，这些人虽然不讲外国语，但他们中很多人精通拉丁语和古希腊语。

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谁呢？我经过网上的调查，发现这些人主要在共和党里面，也包括里根民主党派。我这里只举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珀尔，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在里根时期当过国防部副部长，现在的职务是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略制定者。他同时也是美国企业研究会(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

第二个人是沃尔福维茨，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对于沃尔福维茨，相信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他是很独特的一个人。在里根时期当过国防部次长(under secretary)。布什政府上台之前，在华盛顿大学战略研究所当所长。他于康乃尔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当时，施特劳斯的大弟子布鲁姆(Allan Bloom)在康乃尔教西方政治思想史，沃尔福维茨是数学系的学生，非常爱听西方思想史的课，最后干脆就放弃数学，到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读博士。他是一个特别强硬的人，鹰派代表人物。布什主义的蓝本就是沃尔福维茨主义――布什哪有主义呢，布什牛仔没念多少书，他哪来的主义。沃尔福维茨是美国真正的智囊(mind)，国防部部长拉斯费尔德几乎对他言听计从。

第三名，通常被人称为共和党智囊、理论家，克里斯托。研究美国政治的人肯定知道他。他原来是副总统丹奎尔的助手、办公室主任，丹奎尔卸任以后，克里斯托在哈佛教了一段时间的书。他是现在美国最红火的一个右派杂志《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的主编，并且是“美国世纪”协会主席。哈佛大学政治系毕业，师从曼斯费尔德(Mansfield)教授。曼斯费尔德是列奥・施特劳斯在东岸的大弟子。

新保守派的主要杂志是《新共和党》(New Republic)、《旗帜周刊》，这两种是专门的杂志。同时，他们又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著名的报纸担任专栏作家，特别是《华尔街日报》，这几年完全让他们控制了。现在美国的重要的智囊机构(think tank)除去极个别之外，全部是由新保守主义主导的。其中主要包括“美国企业研究会”、“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胡佛研究所、甚至布鲁津斯研究所。现在美国的智囊机构中，大概只有两三个机构持明确的反对新保守主义的立场，一个是CATO Institute，还有一个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米塞斯命名的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这两个机构明确反对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在其他大部分智囊机构，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新保守主义是主流。

三．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

要想知道新保守主义的战略，就要读他们的政治哲学。以上提到的那些人都是台面上的人，最重要的人物在后面。他们都是外面搞政治的，他们的政治哲学是什么呢？

1994年美国共和党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老布什总统竞选落败之后，共和党里面的极右分子发起了一个运动，要和美国人民签订一个“新契约” (New Contract With American People)，我认为，这是美国共和党政治转变的一个里程碑。“新契约”刚一出来，《纽约时报》就有一长篇评论文章，文章最后说，如果人们要理解这些“新契约”，一定要了解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列奥・ 施特劳斯(Leo Strauss)。文章把施特劳斯称作新保守主义的“教父”(God Father)。

施特劳斯本人是一个非常学术化、腼腆的人。他是犹太人，生在德国，三十年代因纳粹上台，担心受迫害――实际上还没有轮到他受迫害――而离开德国，先到英国，最后到了美国，非常幸运地在芝加哥大学教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写了一大批优秀的书，带出了一大批学生。现在美国政坛上最活跃的那些新保守主义者不少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刚才讲的布鲁姆是施特劳斯的大弟子，相当于基督教里面的保罗，哈佛大学的曼斯费尔德则相当于基督教里的彼得，（笑）那真是十二使徒啊。

施特劳斯究竟是何等人，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堪称新保守主义最深刻的“教父”？应该说，施特劳斯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将几百年自由主义哲学的阴霾扫了个一干二净，彻底颠覆了自由主义的话语。如果从批判自由主义的角度言，所有后现代主义、社群主义和施特劳斯比较起来，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

施特劳斯讲了些什么道理？要想理解施特劳斯，首先要理解施特劳斯批评的对象。前面说过，施特劳斯颠覆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什么？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欧洲近代早期新教改革以后出现了长期的宗教战争，造成欧洲巨大的痛苦。在这样背景下，欧洲发展出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以洛克为例，自由主义讲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简言之，西方古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寻求美好生活(good life)，古代人相信存在一个美好生活，人们必须追求它。读古希腊、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新教改革后，由于宗教的分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经常互相打仗。自由主义作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提出文化多元主义或者说价值多元主义。也就是将美好生活的问题从政治中剥离出来，使它成为私人信仰问题。政治只解决秩序(order)问题。我在《自由主义》一书中反复讲到这一点。政治就是让俗人、庸庸碌碌的大众能够在一起过一种和平生活(peaceful life)。自由主义把美好生活降到了和平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

大家注意，自由主义的基本核心是价值多元主义，或者说价值相对主义。它把解决美好生活的任务交给个人，交给不同的宗教。由于有这样的哲学前提，洛克发展出了宗教宽容理论：不同宗教（当然，他当时主要指的是基督教里的不同教派，以后的自由主义者逐渐把它扩展到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都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