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反法之儒：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原动力

夏业良：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中外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研讨会今天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了！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到北大来参加这样一次研讨。

今天的会议名字是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其实更多地是想从思想、文化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层面上展开。很多学者，还有朋友们对这方面的问题已经相当熟悉，而且在座很多学者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今天因为一整天的会议，上午有四位学者发言，下午有四位学者发我言，我现在把已经到场的学者跟大家介绍一下：在主席台上准备演讲的这位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秦晖教授（热烈鼓掌），这位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教授（热烈鼓掌）；这位是著名学者、评论家秋风；这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冯兴元；这位是师都示范大学教授陈明。下面请秦晖展开他的演讲。

秦晖：谢谢，原来我讲过一个比较大的题目是晚清以来西儒关系之演变，后来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了，今天我只讲前一部分。我觉得现在我们讲传统也好，现代化也好，本身是一种话语，而这个话语是表达某种意思的。用语言哲学的话来讲，这里有所谓“能指”与“所指”的距离。这个话语能表达什么意思呢？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人讲过一句话说西方所有人都声称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之间的差别往往要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儒家也是这样。我觉得中国历史上讲儒家的人形形色色，但他们之间的冲突，往往也要比儒与非儒更大。因此，我觉得索绪尔提出的两个原则很重要的。他说这个话语本身是可以任意解释的，也就是所谓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遵循“任意原则”，但是这样的话，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索绪尔认为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就在于不同话语的“能指”之间是有冲突的，也就是说话语的意义主要是根据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差异原则”（有的人叫做对立原则）来确定的。简单地说，任何一种学说，思想，它都是由一堆Goodwords，即好词来构成的，任何一种学说都说我要的是仁义道德，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等，从来没有一种学说说我主张杀人放火、欺男霸女、尔虞我诈。但是，对于任何一种学说如果你仅仅看这个Goodwords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你一定要看这个Goodwords是针对谁的？它的差异对象，对立的对象，用我的话来讲，就是每一个人讲一堆好词都是有一个假想敌，你到底针对谁来这么说。比如说，很多人都讲仁义道德，那这个仁义道德是什么意思呢？就取决于你所指的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那些东西到底指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对于包括自由主义在内，恐怕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家知道，罗斯福新政讲的自由主义和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主义在差异原则上就有一定的不同。在美国，往往自由主义这个含义是针对自由放任的，跟我们今天讲的自由主义恐怕就有一定的差异原则上的区别。

那么，如果要讲儒学的话，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学如果从差异原则来考察，其实它主要就是这两个传统：一个就是反法之儒的传统。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有一个说法，说儒法斗争持续了两千年，已经是中国思想史的主线了。他讲的儒法实际上就是周制和秦制的冲突，或者说贵族制和官僚制的冲突、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冲突，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小共同体本位的体制，和大一统的集权化官僚帝国的冲突。毛泽东由于对儒家的仇恨特别深，因此把儒家的作用夸大了，实际上在董仲舒以后，所谓的儒法斗争就进入了潜意识。实际上在表层话语中看不到这样一种冲突，正常的情况下。所谓“周制”和“秦制”的矛盾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一直就没有消灭，而且在一些历史关节点，它还不断的冒出来。比如明末清初就大冒过一次，我们知道顾、王、黄基本上都是用周制来反对秦制的。其他的一些历史关节点也都有过，所以中国一些专制帝王往往对反法之儒是很仇恨的，大家知道朱元璋上台以后就查禁过《孟子》，说孟子如果活到今天也应该灭九族了！等等。中国在和西学接触以后，最先和西学产生共鸣的就是这种东西。后来西学和儒学的关系就越来越坏，中国人大规模从日本学习以后就变得很坏了。变成“学西学的人都反儒，弘扬儒学的人面对的头号敌人就是西学”这样一种局面。西儒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坏，这个转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这里我首先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晚清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学西方？我觉得这个问题本来我们好像自认为是很清楚的，可是最近我们中国人好像变得越来越不清楚了，比如说我们原来一直说晚清中国人学西方有三个阶段：鸦片战争，我们领教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就学器物；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我们有了船坚炮利但还是打败了，于是我们说制度不行，然后就学制度，于是就有了戊戌、辛亥；然后建立了共和，觉得中国还是不行，又说这是国民性的问题，这是文化的问题，然后就有了新文化运动。这个认识的前提就是：中国不仅在器物方面，它在制度、文化，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很不行的。

但是最近二十年――其实首先是从西方――传来一种“唱盛中国”的风气，这个风气当然也是西学东渐的。它倒不是说唱盛现在的中国，而是唱盛自古以来的中国。比如现在很多人讲中国经济似乎从来没有落后过，有人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比现在的美国都厉害。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全世界36%，现在美国GDP占全世界只不过25%，那时候的中国比今天的美国都厉害。既然这么厉害，怎么后来又不行了呢？那些人说，是由于鸦片输入，就不行了，可是这个鸦片输入到底怎么使中国不行了呢？据说这是使中国贸易顺差变成逆差了，因为西方工业品是没有竞争力的，他们用鸦片支付逆差就把中国搞垮了。可是这个说法听起来很荒唐，因为你用鸦片支付逆差，当然你可以说这对中国的危害很大，可是这就能使得西方的工业品变得有竞争力吗？这不过是支付手段的不同而已。而且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如果把鸦片贸易除外，在一般的贸易上，其实中国照样是大量顺差，而且这个顺差有增无减，甚至鸦片引起的顺差中国人也很快把它化解掉了――就是进口替代。中国禁烟失败了，但我们可以自产鸦片，很快到了甲午的时候就把鸦片挤出了市场，进入20世纪还成了鸦片的出口国了。这个“进口替代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甲午以前，中国即使把鸦片贸易包括在内，也恢复了顺差。这样看起来，好像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也没有衰落，直到甲午以后，由于中国开始工业化起步，投资品大量的输入中国，西方工业品才真正具有了所谓的竞争力。中国才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逆差，这时候的确是西方的工业品大量进来，中国的农产品卖不出去。急剧的逆差开始出现了。可是，正好是在甲午之后中国有了正式的统计数据，根据这个数据在甲午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不低于所有的发达国家的。按照我们原来的观点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原来我们是一穷二白，增长率稍微高一点也仍然是一穷二白，改变不了你的落后面貌。可是如果我们相信迈克逊的话：我们原来是天下第一，后来的增长率又比他们还高，那我们不就永远是天下第一了吗？到底什么时候落后过呢？好像就是抗日战争以后落后十几年，以前经济上从来都是天下第一的！这个观点大家能相信吗？

政治就不用说了。现在很多人说中国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专制。说皇帝是父爱型的管理，是非常慈悲的；说中国的科举制就是文官制；还有说中国的国家只管到县一级，县以下从来都是自由的。这些话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看你跟谁比较而已，跟1949以后的体制比较的话，这些话都是成立的。但是如果做跨文化比较，就是比其他国家的话，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假如中国在经济上从来是世界第一，在政治上从来又是亲如一家、和谐政治，从来没有专制。在道德上从来就没有问题，据说是世界第一（“西方重物质，中国重道德”）。假定这些说法成立，中国在晚清时代为什么要学西方呢？那岂不是大傻帽了？你政治经济文化上样样都比人强，可是忽然间莫名其妙的觉得你的“道统”不行了――这就成了很大的问题。于是最近干脆有人说近代中国人学西方根本就是一个错误，本来我们样样都比西方强，只是有一点不如人：打架不如人。我们给西方打败了，于是谁的拳头硬我们就学谁，于是据说中国人就中了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去学那些“西方蛮族”。

可是这样一来，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人是崇拜打架型的民族吗？中国人是不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直到晚清才第一次被人打败呢？这个说法最难以成立的一点就是：你怎么解释中国――我这里讲的是汉族――在历史上败得比晚清惨得多的经历不知道有多少次？中国人在军事上已经丧失了反抗的意志，但是在文化上还是很牛的，总认为我们的道统、文化天下第一。明清之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经常讲，如果真讲被打败，老实说晚清被打败算不了什么，无非丢了几个藩邦属国而已。“我大清”还是很牛的，虽然洋鬼子曾经两次打进北京城，但后来不知是恐惧“汉官威仪”呢还是害怕所谓“人民反抗”，很快就又走了嘛！可是你知道晚明被打败到什么地步？我这个说法出来以后，有人说晚明是亡于流寇而不是亡于清，可是流寇不也是汉人吗？流寇不也被清打败了吗？而且老实说李自成垮台以后，南明还拥有大半个中国嘛！就人力物力而言仍然比满清新政权强大得多嘛！最后不是也被打败了吗？你要说打败，那才是彻底打败了，而且中国人那时候一般来讲都承认在军事上我们没有办法跟满族人较量――最有名的两个民族英雄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张苍水（张煌言）失败之后就遣散了自己的军队，“不食周粟”去了，当然清朝最后还是把他抓起来让他食周粟，他就宁死不屈。另外一个，李定国的余部跑到缅甸去当移民去了，他死的时候告诉他儿子“宁死荒徼，勿降也”不让他们投向清朝，但是也没有提出说要“反攻大陆”。也就是说，他们在军事上是彻底失望了，但是他们在文化上仍然是非常牛的，而且他们检讨失败原因的时候总是说，我们败就败在没有很好的贯彻孔孟之道。大家看黄宗羲，我们知道黄宗羲骂皇帝骂得很厉害，有《明夷待访录》为证。但是他骂皇帝并不是站在西学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三代的立场上，说三代的一切都很好：井田制也很好、诸侯制也很好，秦以后就什么都不好了。可是到了清末民初好像又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局面：中国人在军事上老实说从来没有丧失过反抗的意志，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但是在文化上出现了很强大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这绝不是说我们三千年没有打过败仗，而是说三千年都没有像晚清那样对中国的所谓“道统”和很多观念产生怀疑。

这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按照我的看法，在戊戌以前，中国学习西方的人有以下这几个特点：第一，当他们睁开眼看西方的时候，第一眼产生强烈震撼的其实并不是船坚炮利，而是所谓的“道德理想”――但是这种道德理想当然是带有古儒三代色彩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的主要动力。而所谓的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考虑，反而那时候是次要的。这里我要讲，中国人所谓亡国的忧患，老实说是甲午以后才开始成长起来的，老实说鸦片战争以后没有几个人有这个意识――他们那时候甚至连西方船坚炮利都没有意识到。茅海剑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绝大多数人，包括皇上反省的时候都认为是出了琦善、穆章阿这样的汉奸才使我们被打败的，一般老百姓都认为只要林则徐还在位，洋鬼子早就被赶跑了。之所以打败了就是因为没有用林则徐，中国人出了一部分汉奸。连船坚炮利都很少有人想到。真正使中国人产生所谓的亡国的问题那是到了甲午以后才有的事情。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一批传统士大夫开始看西方，这是确实的――如果没有鸦片战争，这些人根本就不看。他们看了以后，使他们觉得西方可学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所谓的西方像三代，而秦汉以后我们中国就不行了。可是那些人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明清以后不行了，没有这样说的。他们反反复复说的是我们的三代是很厉害的，秦汉以后就不行了。

第二，很显然，这样一种说法实际上是从一种“反法之儒”的价值观出发，就是认为秦制不行，周制很好。埋怨那种“秦政荀学”，说秦朝以后的政治是法家政治，秦朝以后的学问是荀子之学，或者说是“乡愿之学”――就是那种擦鞋、拍马屁的学问。他们认为：西方就像三代，是盛世，因此就想“引西救儒”，用西方的那一套来矫正秦汉以来“礼崩乐坏”的弊病。首先就是要把“家天下”变成“公天下”。

第三，与这两点相应，那个时候很多学西方的人都强调“西体”“西本”，那些人就讲所谓船坚炮利那是末，甚至连西方人怎么做买卖在他们看来都是末。我们现在认为西方文明很重要的就是市场经济，可那个时候的人――大概也正是由于儒家重农抑商的传统――他们认为西方人会做买卖那都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