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煌：台湾大选与两岸关系的走向

时间：2001年12月19日（周三）晚7：00

地点：三教105

主讲人：杨开煌教授（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大陆研究学会理事长）

讲座内容：

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到北大来向各位介绍一下我自己所体会的台湾选举跟两岸关系之间的互动。鉴于今天晚上我讲座的对象不是港澳台研究所的研究生，请容许我先作一个比较粗浅的介绍，然后再进入大家所关心的选举问题。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台湾的选举。第一，如果从人民的权利这个角度来看，台湾的选举有两种：第一种是选举行政首长，行政首长最高可到台湾的领导人，最低到乡镇长这一级，都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领导人选举是在李登辉主持台湾的政务之后，把它从原来的间接选举改成直接选举。所以现在就人民的权利来讲，就行政首长这一部分而言，可以从基层的行政首长一直到最高领导人。第二种是选举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在台湾的中央这一级叫做“立法委员”，过去还有一个中央级的民意代表，叫做“国民大会代表”，后来被冻结了，因此现在只有立法委员的选举。在地方（相当于中国大陆的省级别）这一级的选举，过去从省到县的民意代表都有，叫做“省议员”或者“县议员”，而省现在没有了，只有县议员。乡镇这一级的民意代表则叫做“乡镇民代表”。所以，从人民权利这方面来看，台湾选举主要有行政首长和民意代表两种，它们都是直接由人民来选举的。

第二，从制度上来说，选举大概也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选举行政首长的时候，一个选区只选一个人；台湾选民意代表所用的制度叫做“单选区的多选制”，也就是说一个选区里可以产生两、三个，多则十个或者更多的代表。

第三，从方式上来讲，台湾的选举跟在祖国的选举不太一样。在大陆，如果要选三个代表，每个选民就要投三票；而在台湾，不管选哪一种代表每个人都只有一票，比如说要选十个议员，每个人投一票就行了。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政治逻辑不同，因此它们所构想出来的选票的计算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不存在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存在的是政治哲学的不同。

台湾的选举大致可以分成90年代以前的选举和90年代以后的选举。90年代以前，蒋氏父子领导的国民党主持台湾政局，这一时期的选举是这样的：第一，中央一级的民意代表，也就是立法委员，可以部分改选。所谓部分改选就是大陆这部分立法委员不变，台湾那部分每三年改选一次，因为他们一任是三年。其他的，比如说省议员、乡议员，或者乡镇民代表都是四年选一次。90年代以后，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以及中央的立法委员也全部由台湾地区（金马台澎）所有的选民进行直接选举。

那么，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这种选举对台湾的意义何在呢？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这种选举是测试统治者的合理性的一种手段。在政治学中，合理性跟合法性是有区别的，合法性是说统治者是否有权利掌握这个政权，合理性则是说统治者掌握政权之后做的好不好，用我们祖国大陆的话来说，一当专政人民所能检查的是合理性而不是合法性。国民党过去所有的投票都是在检查它的合理性，就是它到底能不能做好，如果做的不好，它推出的候选人当选的就会比较少，做的好，当选的就比较多。

第二个意义是检验国民党在地方一级的干部获得的人民的拥护的情况。因为所有的选举都不涉及中央权利的变更，只关系到中央民意代表的席次的多寡，因此投票检测国民党的干部多半是在地方层次上的施政能力、施政方式以及是不是能得人心，是不是能够获得大多数人民的赞同。

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是，统治者想通过这种定期的选举，不论是三年还是四年一次的，慢慢地教会人民一种当家作主的意识。要慢慢地训练人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这张选票投出去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意义，而不只是简单的随大流，大家投，我也投，经过几次投票，他们会逐渐认识到，每个人的选票都会发生影响。比方说，有的选举，不管是民意代表还是乡镇首长、县市长，最后得票结果他们之间差的票数往往只是两位数的，这时候选民尤其可以感觉出自己的那一票非常的珍贵。所以这种定期的选举确实能让人民感觉在选举的时候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是地方的主人。

蒋经国在1988年1月18日去世后，李登辉就继任了他的位置。90年代以后，李登辉开始逐渐地全面掌握台湾各个系统的权力，于是他开始了自己心目中的改革。李登辉的改革是一连串的，从中央的立法委员一直到台湾所谓“总统”的选举都有涉及，他进行了大幅度的选举制度的改造和宪法本身的改造。这种改造的结果是，台湾在90年代以后的选举对于台湾来讲所检测的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合理性，而是统治者的合法性，如果没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如果没有得到较多数的赞同，统治者就必须下台，就要交出自己的行政权、交出他掌控资源的权力，对于施政者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考验。

李登辉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开启了一个在民主政治里很重要的所谓“政党竞争”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前，台湾所有的选举中，因为国民党一党独霸，其他的政党没有力量来跟它抗衡，没有办法跟它竞争，也没有足够的人才可以问鼎执政党的地位。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民进党也没有足够的人才，不过90年代开启的政党竞争使国民党有丢掉政权这样的一种危机意识，所以国民党也开始了自己的内部改造。但是很显然的，国民党内部的改革还赶不上人民对它的期望，因此它在公元两千年的台湾大选中被选下来了。

第三个方面呢，90年代以前的选举是一个民主的教育，那么，90年代以后台湾的选举则逐渐地迈向一个比较成熟的民主的过程。

下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台湾选举中的很多现象。我想借助十个“term”来简单地描述一下台湾的选举：第一个就是“贿选”，贿选是在整个东方文化里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就是说当选民还没有当家作主的意识的时候，统治者在制度设计上要让他们来选自己的统治者，但是对于选民来说，他觉得这是帮统治者的忙，帮他们选举，要不然为什么要去选举呢？在家里干活还可以赚钱，为什么要花时间来投票呢？于是候选人就要花点钱让选民来投票。这在台湾有个很好听的名词，叫做“走路工”。贿选有很多种方式，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讨论，它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就是选票这个东西可以被商品化，这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是一种污辱。因为民主政治要告诉大家的，正好是每张选票所代表的东西跟选民本身所拥有的权利是同等重要的，别人不可能用多少钱来买你的一根手指，因为这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也不可能用钱来买你吃中饭的权利，一般来说是没有人愿意这么做的，为什么？因为那是非卖品，不是商品。但是如果选民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接受了别人的钱，他选举的方向就会受别人左右，这时候他们无意中已经把选票商品化了，这也是民主不成熟的表现。

第二个term叫做“地方派系”。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地方派系就是把选票集体化。它的意思就是说，有些地方可能会存在宗族的力量、家族的力量等，他们人数众多，在地方上的势力特别大，所以他们讲的话具有高度的影响力，于是就有很多人慑于他们的影响力而由他们来左右票该投给谁。过去在台湾乡下，或者城里比较偏僻、贫穷的角落里，很多人投票的时候要问别人该投几号，人家告诉他投几号他就投几号，这种人容易受到地方派系的操纵。地方派系操纵的方式不只是血缘和人数的多寡，逐渐地还会从血统的操纵变成经济的操纵，然后从经济的操纵迈向政治操纵。所谓经济操纵，就是拿选票跟别人作交易，从别人那获得经济利益，比如说，把北京市公共汽车的某一条线路让给他经营，这就是经济利益的交换。等到经济利益交换多了，他的势力就会更大，那时候他自己也可以出来当议员或者别的职务，这时候他就有了政治力量，拥有政治力量就意味着可以分配资源，于是他的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大。这是台湾的地方派系在逐渐跟政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越来越成气候、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地方派系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说就是将选票集体化。

第三是所谓“自动配票”，或者是“配票式的选举”，也叫“组织配票”。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自动配票”就是把选票政党化，让政党来操控选举。我们都知道，城市的选民政治觉悟比较高，学识能力也比较好，照理说不应该受贿选和地方派系的影响，但是他们往往因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热情等原因，经常会受到某些政党和政客的操纵。而操纵的方式，不再是用金钱购买，也不再是利害关系的交换，而是告诉他们自己最后一位号码是几就投给谁。可能大家会觉得这很荒唐，政党和政客怎么来控制选民呢？如果选举非常意识形态化，并且能够进行族群动员，根据这些特征，他们就能用配票的方式来操控选举。这种作法在我们看来可能一些奇怪，但是它确实是在台湾多次经过试验，而且每次都有成功的范例，配票失败的属于少数。这种选举方式就是把自己的投票权无条件地交给某一个政党，让它来决定大家的前途。

所以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其实比较倾向于西方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一种以个体主义为主的民主，而台湾所出现的选票商品化、集体化、和政党化等现象违反了个体主义民主的基本常事和原理，但是这三种现象在台湾都是非常普遍的，而且是很常见的，应该说它们是选举的“常态”。

第四个名词叫“民意调查”，简称“民调”。所有的选举中都会用到这种方式，特别是由于有电脑的应用、电话的普及，如今的民意调查变得越来越精确、越来越仔细了，而且越来越有参照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几乎所有的选举，从政党到候选人，都要依赖民意调查来测试其选民分部、选民结构、年龄层次、地缘关系以及性别等大体如何。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如果政党和候选人根据民调结果来重新拟定自己的选举策略，重新制订宣传方案的话，他们当然可以获得较多的选票。但是往往政党会用操纵民调的方式来提供一些假信息，这种假信息不是来自于民调本身的作假，而是源于民调的某些选择，比如他们只把那几个对自己有利的结果抽出来发表，以证明他们获得的支持率。

2000年台湾所谓的总统选举中国民党之所以失败了，就是因为国民党的领导人非常相信下层上交的民调数字，那个民意调查并没有在资料上作假，但是在技术上是不公平的，国民党上层人士相信这样的民调，所以以为自己会赢，直到那天晚上五点钟选举结束的时候，他们还在搭胜选的舞台，准备过一会来庆祝，没想到居然败的那么惨。这次选举之前的民调也非常奇怪，所有人都不敢再用那种技术性的方式来任意地解释民调，但是这次选举的结果是民调显示越高的越是落选，或者处在当选的边缘。由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这次台湾的选举所表现出来的是意识形态类的选举，因此政党可以在其中搞自动配票，以增加自己所得的票数。

第五个词语是“选举经费”。在台湾以前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每选一个中央级的立法委员平均要花大概两亿五千万新台币，也就是一千万人民币。候选人自己花的钱可能只有一亿，但是还有赞助的、政党花的钱等等，这些都应该计算在内，因为在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选举经费的计算包括写信、邮费、宣传车辆以及挂旗子等，每一样都要算进去。只为了选举一个任期三年的立法委员就要花那么多钱，由此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立委到了立法院以后会为人民服务，不会把选举经费重新拿回去，但是也没有很确切的证据可以怀疑他们。

一般而言进步的民主国家对候选人的竞选经费有一定的上限，就是由于选举是把经济里面的市场规则运用到政治中去，钱越多就越能够推销这个商品，也就越容易深入人心。于是不管其质量如何，因为只要买一次就够了，要等下一次还要三年或者四年，四年后自己再次当家作主的时候可能选民又忘记他们上一次选错了，这次还是会选错。所以说选举经费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改革的问题。

第六个术语是“同志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