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

以前读过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如果法国大革命永无休止地重演，法国历史学家们就不会对罗伯斯庇尔感到那么自豪了。正因为他们涉及的那些事不复回归，于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过变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而已，变得比鸿毛还轻，吓不了谁。”

这话在第一代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作家那里显然有失公允。早期研究法国大革命历史的托克维尔与基佐师生二人都经历过大革命：基佐的父亲被送上断头台，使7岁的基佐成为孤儿；托克维尔的父母曾被捕入狱，幸亏“热月政变”，才得以死里逃生。革命的亲身经历让他们深知文字之重；然而，当人们坐在书桌旁冷静地审视法国大革命那段历史时，就颇似观看动物世界：歌唱的小鸟栽倒在枪口下，它带给我们的不是同情的颤栗，而是捕获猎物时的快感。文字之轻能够表达血火之重吗？

一、轻与重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人们戴着观念的眼镜审视历史时，也就不可避免地“戴”上了个人的喜好与感情。然而，勒庞却试图以一种心理学家的不偏不倚来检查历史，以文字之轻，再现历史之重。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读到卡里埃命令将其受害者掩埋至脖颈，使之失明并承受可怕的折磨时，我们显然无法无动于衷；但是，我们如果希望理解这些行为，就必须像博物学家看着蜘蛛在慢慢地享用一只苍蝇一般，不必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一旦理性受到鼓动，就不再是理性了，它将解释不了任何东西。”[①]

就这样，勒庞试图以文字的刀切开血肉模糊的尸体，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血火交映的法国大革命。从这种意义上说，勒庞是“法国的柏克”。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宗教改革等历史事件为主线，勒庞透视了大众的政治心理，并对法国大革命后大众心理的演进做了独具特色的描述。毕竟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位比柏克更有发言权的“柏克”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就更加深入。人类知识的发展使勒庞能够更超脱地看待过去，他独特的心理学分析成为他手中的一把刀，撕开那层若有若无的面纱，引领我们更沉重地看清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勒庞更是“血淋淋的柏克”。

1.革命的恐怖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之后，断头台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从牧月法令通过到热月政变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达196人，杀人最多时每天达50人。[②]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时，郐子手夏尔桑松已经马不停蹄地砍死了2700人。人们曾经景仰的面孔越来越少，断头台的“荣誉”也平民化了：据勒庞的描述，“在大恐怖时期，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特权阶级，有大约4000名农民和3000名工人也成了铡刀下的冤魂。”[③]

有人曾经做过比较，以绞首刑致死一个人需要7-15分钟，用电刑需要4分钟。相比之下，断头台的速度是惊人的，“21名吉伦特派成员用了30分钟，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甚至只用了28分钟”。断头台的效率绝不亚于那些最为现代的执行死刑的方式，但是，激动的“巴黎人民”还是围着上街视察的罗伯斯庇尔激动万分，抱怨“断头台的工作太慢了”，吵嚷着要加速杀人。

然而，塞纳河的鲜血还刺痛了善良的人们，堪称“铁面”的司法部长丹东向罗伯斯庇尔哭谏道：

“假如你不是个暴君，那末为什么你用己所不欲的方式对待人民呢？如此狂暴的情况是不会持久的，它与法国人的脾性格格不入。”[④]

就在3月31日深夜，丹东及其同党被捕。在人民法庭上，丹东指控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

“他们使自由的每一个足音都变成一座坟墓，这种情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你们要面包，他们掷给你们人头！你们口干欲裂，他们却让你们去舔断头台上流下的鲜血！”[⑤]

革命法庭没有时间听这个想“让革命的骏马停在妓院门前”的“卑鄙小人”罗里罗嗦。4月5日，丹东以“乱党”、“叛国”的罪名被送上断头台。本来有机会逃走的丹东在断头台上对剑子手大声吼道：

“把我的头拿去给人民看看吧,它是值得一看的!”

然而，人民看得太多了！勒庞深有感触地指出：

“人们所拥有的感觉是如此迟钝，以致对这样的场面最后见怪不怪，不以为然了。那时候，母亲们带着她们的孩子去看刽子手行刑，就像今天她们带孩子去看木偶戏一样。”[⑥]

孟子曾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⑦]难道人们在目睹这一桩桩死刑时就没有一点同情吗？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杀戮会如此盛行呢？革命中的大众又是如何变得如此残忍呢？“人民”成了希腊神话迷宫里那只嗜血的米诺牛了吗？

2.暴力与情感加速度

勒庞认为，从革命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很容易解释。一旦受到某种持续的刺激，大众的情感强度就会像不受控制的惯性运动一样，不断攀升。勒庞试图用曲线表达这样的变化，他指出：

“如果能够对集体情感进行准确测量的话，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一条曲线来解析它们：这条曲线一开始时是比较缓慢地上升，然后便是急速攀升，接下来则几乎是直线下降。这一曲线的方程式可以被称之为集体情感变化的方程式，它反映了集体情感受到持续的刺激而发生变化的过程。”[⑧]

勒庞描述了这一情感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整个大革命的过程中，革命理想的刺激不断地被夸大，并产生了向行动转化的要求。当自然进化的进程跟不上思想的激流勇进时，狂热的革命就超越它，大踏步地把它扔在后面，把它连根拨起，踏过它破败不堪的废墟前进，奔向乌托邦的顶峰。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强有力的道德感和令人窒息的权力极力地充斥所有的真空，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怖的平衡。

当大众情感不断攀升时，它是受到那些革命领袖控制的，那种为了推行某种信仰的杀戮常常是唯革命领袖的长剑所指。然而，在这一革命过程中，暴力的水平不断冲高，断头台的记录一再刷新，领袖的长剑开始无法满足革命大众的狂热。暴力以加速度升温，制造暴力的人也无法阻止它，直到被激起的狂热终于达到了再也无法攀升的限度。革命几起几伏，每个人都如惊涛骇浪中的一页扁舟，无以自持，即使是那些投身革命的人也受到情感因素、神秘主义因素以及集体因素的影响而“身不由己”，甚至一个接一个地被押上断头台。

情感的加速度带来了暴力的加速度，法国大革命成了一支失去控制的导弹，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一贯的目标支配它。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飞来飞去，等待着废墟和鲜血。对于革命暴力的这种加速度现象，托克维尔曾感到无以言状的恐怖。他指出，“人们无法阻止它，它也绝不会自动停止，它将把人类社会推向最终的彻底崩溃。”[⑨]潘多拉的盒子一被打开，人们就只剩下希望了。那么，革命又是怎样停止的呢？勒庞认为，这出于情感能量的耗尽。他指出：

“快乐就像痛苦一样，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而且，所有的情感如果过于激烈，都会导致感觉麻木。我们的有机体只能支持一定极限的欢乐、痛苦或努力，并且它也不能长时间地承受这种极限。就像紧握着一个测力计的手掌一样，它很快就会耗尽能量，最后不得不突然地松开。”[⑩]

这样，以加速度方式不断膨胀的“革命”情感最终突然断裂，带来巨大的失落感，一些人开始铤而走险。尽管情感的加速度发展盛极而衰，但是，暴力的加速度却并不会嘎然而止。勒庞认为，那些长久地沉醉在梦幻中的人们一旦醒觉，就开始拒绝改造。这时，大众的激情已经渐渐消退，甚至出现相反的情感。那些“革命者”被抽去了群众的基础，步履维艰，更加依赖于暴力手段，强制推行他们的主张。[11]尽管暴力已经走向尾声，但强度却丝毫没有减弱，暴力加速度的曲线下落滞后于情感加速度的曲线，为革命者最后的热情做一个总结。

3.恐怖行为的心理分析

那么，人们又为什么会如此放纵，以致于杀人如麻呢？在这一点上，勒庞更倾向于泰纳学派的观点。他认为，“至高无上的人民一旦放纵自己的本能，摆脱一切社会约束，就会蜕化为原始的野蛮人。”[12]在勒庞的眼时，纪律可以改造人，一旦摆脱了纪律的约束，“任何民族和军队都可能蜕化为野蛮的游牧部落。”[13]

勒庞认为，大革命在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向大众革命的同时“演化为一场以本能对抗理性的斗争，试图颠覆那些使我们脱离野蛮而进入文明社会的种种清规戒律。”[14]革命者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改变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心理状态的发展方向。”[15]对于这群疯狂反对传统的“革命者”，托克维尔曾有过一段论述，他写道：

“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16]

勒庞将这一切归因于大众的心理。一方面，大众天生的就有一种追随的奴性；另一方面，那些高明的政治家则正看中了这一点，他们就像一颗燧石，利用大众的盲从和轻信点燃了激情之火。在乌托邦革命理想的刺激下，大众的情感开始以加速度冲向强度的最高峰，成为暴力的发动机。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多数人缺乏自我实现的强烈意识，甚至不知道想要些什么，他们非常容易受别人影响，宁愿追随一个自信的领导者，而不愿意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马斯洛在加州做管理咨询时就得出了与陀思耶夫斯基、弗洛姆和其他思想家一样的结论：“许多人都害怕作出自由选择，情愿别人替他们作出决定。”[17]

事实上，在勒庞的时代，持此观点的人就已不在少数了。帕雷托认为，所有的个人从出生起就具备一种性情，要么是“统治者”（ruler），要么就是“随从”（follower），而大众注定会成为“随从”，因为大众既不能表达自己，又冷漠无情，不适合统治。

勒庞认为，人民[18]具有大众心理的特征。一方面，他们听凭感情的冲动，而不是理性的指引。另一方面，他们轻信领袖的煽动而不是个人做出判断。勒庞从大众对领袖的盲从以及情感加速度两个方面解释了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行为。

勒庞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将情感因素融入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分析中。他断言，“迄今为止支配人类行为的还是感情和信仰……”[19]在描述大革命中人格的心理特征时，勒庞抽去了理性，反而以“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和“狂热”等情感特征代之。

勒庞认为，法国大革命中人们的种种行为正反映了大众的这样一种心理。他认为，尽管在革命的过程中，人们通过追随夸大了他们所受到的刺激，从而在革命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如若没有领袖，人民就无所作为，他们从来就不能引导自己的行动。在勒庞那里，领袖成为大众情感与意志的源头，“如果没有一个领袖，大众就是一盘散沙，他们将寸步难行。”[20]正是领袖赋予群众一个同一的意志，并且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于这一意志。

勒庞认为，那些高明的政治家凭直觉洞察了这一点。他们知道，大众过于敏感、轻信、缺乏远见，只需要以断言、传染、重复和威信就可以说服他们。这样，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那些领袖们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把“人民”抬到无以复加的至高位置。他指出：

“不管是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派，还是今天的雅各宾派，无一不把人民这一大众整体奉若神明，它不必为其所作所为负责，并且它从不会犯错误，人民的意愿必须得到满足。人民可以烧杀劫掠，犯下最为可怕的罪行，他们今天把自己的英雄捧上天，明天又会把他贬得一文不值，他们就是这样。政客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吹嘘人民的崇高美德、非凡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