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建立最基本的公民权是一个国家的底线

作者:张英洪发布日期:2013-10-23

「张英洪:建立最基本的公民权是一个国家的底线」正文

主题:《农民、公民权与国家》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

日期:2013年8月3日下午

地点:中央编译出版社(鸿儒大厦)

主持:董巍(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助理)

曲建文(中央编译出版社编审、本书责任编辑)

董巍: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下午好。《农民、公民权与国家》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现在开始,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农民、公民权与国家》新书发布会,由我来主持。第二阶段是该书学术研讨会,由曲建文编审主持。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与会嘉宾: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党国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张鸣老师,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老师,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胡星斗,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导、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临,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导项继权,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谢扬,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司巡视员叶兴庆,学者、共识网总裁周志兴,著名学者丁东,中央编译出版局战略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杨雪冬。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助理贾宇琰老师,中央编译出版社资深编辑邓永标老师,下面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刘明清总编辑介绍《农民、公民权与国家》一书的出版情况。

刘明清: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周末,牺牲休息时间来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研讨“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在此我代表中央编译出版社向各位老师、各位专家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谢。张英洪老师这本著作涉及的主题具有强烈现实感,是中国改革转型时期面临的很大的课题,而且是改革开放无法绕过去的严肃课题。这本著作涉及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历史和当下,中国农民整个这个阶层的命运,包括中国农民这种社会身份的转换,阶级的构成、阶层的变化,这里面涉及了很多的问题。特别让我们感慨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直到今天,中国在农民公民权利的实现方面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出这样一本书也表达了我们的一个意愿,就是我们希望中国早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抱以期待,当然也是一种乐观的期待。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中国各种问题、各种矛盾浮现,但是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公民权利问题,这是下一步改革需要直接面对而无法绕开的。今天应该说我们很荣幸在这里举办张英洪老师这本花了他大量心血的著作首发式,借他的著作我们研讨这样一些现实问题,也可以说是尖锐的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有一个理念“做思想文化的摆渡者”,我们当做一个理想来实现,这个理想的实现是沉浸在每一本书的编辑、出版、发行过程当中的,我们不仅关注那些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同时我们也把更多的目光和注意力关注到中国的本土学者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作品,我们特别关注那些有思想、有观点、有锋芒的作品,这个应该说也符合我们出版的理想、出版的理念。接下来,围绕这本书的话题还有一个阶段是自由研讨。我谨代表我们出版社表示对张英洪老师这部著作出版的热烈祝贺,同时也向各位专家和学者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谢。

另外,我想也借此机会,向我们各位学者、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发出邀请,我们希望有机会把您们精彩的作品、精彩的著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愿意通过我们出版的工作呈现给社会的广大读者。

最后,预祝今天的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各位老师。

董巍:刘总刚刚介绍了《农民、公民权与国家》一书的出版价值和意义,现在我们盛情邀请张英洪老师,该书的作者,介绍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张英洪:我感到非常荣幸,首先非常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能够出版我这本书,写这本书花了大量时间,出版也不容易,感谢出版社举办这样的新书发布会,我们非常感谢在座的专家、学者能够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这个会议,我感到三生有幸,非常荣幸。

我这本书是寄托了我这几十年的人生理想和梦想,要实现中国梦,我说发展公民权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读高中二年级时就思考这些问题,但是我当时还没有开始进行三农研究,我大学学的是经济学,研究生时学的是党史,博士学的是政治学。那时课堂我觉得还没有讲到问题的核心要点,所以我自己受到三农学者的影响参加了三农问题的研究。我就想把权利作为自己的研究志向,我在这之前出版了几本书也是讲权利的,第一本书是《给农民以宪法关怀》,我把农民与宪法结合起来。农民是共和国公民,他们应该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第二本书叫《农民权利论》,我把国际人权公约和农民结合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些还不够,我就去读了博士,然后全身心的研究,学习了实证研究方法,学习了很多的理论成果,所以就完成了这本书《农民、公民权与国家》。

这本书我自己体会有三方面的结合,一是我在湘西农村工作十年的体会,以及我出身农民家庭的体会。我父母都是农民,我对农民的生活都积淀在这里面。这是我的第一个体会。第二是我广泛的阅读了包括在座各位专家的著作、文章,还有很多学术名著,跨学科阅读,我深受启发,自己感到有很大的提高。第三是我这个人是出身农民,为农民说话的人都有三农情怀,有一种很深厚的人文关怀,我认为维护农民的权益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维护农民权利不仅是维护农民的权利,也是维护我们整个中国人的权利。我认为权利是最重要的,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富人、穷人、高官、百姓他们的权利都应该得到保护。所以我关注权利不仅关注农民的权利,也关注亿万富翁的权利。那么应该建立基本权利作为一个底线的社会,我们才能有公平正义。所以我一直追求这个,追求了十几年了。我非常荣幸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在座的各位学者优秀的思想成果我全部积淀在这里,我这本书也有一千多本参考文献。可以说这是思想市场上的一个产品,我把它奉献给社会。我写这个书的时候我的孩子也在成长,我看到孩子的成长,我希望每个生命的成长都能够得到尊重,都能够安全,都能得到自由幸福。那么我把这个农民的问题和国家和宪法结合起来,所以我做了初步的探索,这个探索是站在各位的肩膀上探索的。

我最大的感谢还是感谢各位学者、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对我的支持、关心、爱护,感谢各位媒体的关注,谢谢大家。

董巍:刚才张老师简介了一下自己的学术经历和学术理想,他的学术成果也是他中国梦的体现,希望农民的中国梦有朝一日也能够体现。

第一阶段到此结束,下一阶段由曲老师主持。

曲建文:各位下午好!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曲建文,刚才董巍老师也介绍了,今天各位专家、学者都在学界久负盛名,也是硕果累累,平时工作也很忙,今天赶上礼拜六,而且天气也很“暖和”,我们也是觉得很过意不去,一句话,非常感谢。

张英洪老师这本书,我读完一个最强烈的感受是,这是一本负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写的书,他刚才也讲到他是出身农村,同时他对于“人”抱着一腔热情,所写不仅有识,而且有胆,有些话写到纸上是要有点勇气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探讨的价值。

下面各位专家发表高论。

党国英:我要向出版社表示敬意,这个书名摆在这个地方,我都愿意说两句,外国有皇帝新衣的故事,皇帝没穿衣服不能说,这个大家认为已经是很魔幻了。我就觉得我们现在恐怕比人家都要魔幻,“衣服”都不让说,这个就很荒唐,特别荒唐,皇帝没穿衣服,这个“衣服”这个词儿都不能用。所以出版社能出这个书,我觉得真是应该表示敬意。对作者也表示敬意,张英洪认识比较早,在湖南党校待过吧?

张英洪:对。

党国英:他一直坚持这个领域,特别勤奋的一个人,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比较好,对这个问题本身要说什么呢?我在这方面很外行,昨天我看了一个公安大学的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谈土地征收权,一个法学家谈的那么细致,我们读了以后相当有启发,纯粹是法学论述,所以我就感觉到自己特别外行。张英洪做的工作我很外行不便说什么,刚才遗憾的是他讲的时间有点短,写这个书发现了一些什么东西,当然我们国家按说现在还在研究公民权要不要平等,这是特别要命的事情,还在讨论这个事情上费了我们大量的资源,很遗憾,但是现在不研究这个问题又没有办法,社会需要。我相信张英洪的这本书,一个是超越了这个层面,就不是研究要不要,肯定要不要也讲,因为我们社会需要。这个问题恐怕西欧国家和美国人不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落后”,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个书已经超出这个层次了,应该有些更深入的研究。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宪法》文本很好,但是公民权很不像话。纸上的权利和实际的权利差别很大,这点在我们国家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什么麻烦呢?完全让有些人颠倒是非,胡乱说话,就说你看民主多不好,自由多恶心,你看印度、非洲多落后就是因为民主、自由,你看印度的《宪法》就是民主自由。我有幸去了印度,印度农业部部长一张嘴的确给中国人一个下马威,“我们印度是一个自由国家、民主国家。”的确看了以后印度农村不如我们,甚至农民权利上都不如咱们。这点我们国家的确有些人利用了,说这个自由不好、民主不好。这个事情如果更深入的讲,精英阶层意识形态上达到一定的水准了,乃至政治精英都算进去,达到一定的水准了,让农民有一个所谓的公民权看起来是不够的,那么究竟这个公民权真正的要成为一个现实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这个确实需要谈。这两年我们在几个地方调查,发现公民参与热情和市场化程度关系很密切。现在全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们看来假的特别多,发现真不容易搞真。我们发现小农基础上要搞真合作社比较难,这个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非经济学领域,特别是文化界研究问题的时候,多少年来老讲一个观点,“反对城镇化”。当然城镇化也有一点问题。说这个的理由是中国的文化根基在农村,需要留住根,保住中国文化,所以不要搞城镇化。我就非常不赞成这个,我自己是小城镇出身的,只要是穷的地方一定伴随着奴役,不要管当地出了贾平凹,还是出了路遥,都没有用。我的意思是说,我小时候连续吃了多少年的苦玉米,那个黄曲霉素已经高的不得了了。我们给外国人看的那种稀罕的东西,只要穷、水平低就有奴役,因为不奴役会有一部分人没法活得好。

所以看起来公民权还是和经济发展、经济成长是脱不开的,反过来也有一个关系,我觉得也值得探讨,又是一个层次了,我相信《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这个书一定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研究,因为我们很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不清楚。

曲建文:党老师谈到市场与公民权的关系,作者张老师在书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从土改到现在,实际上也是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公民权也在不断的变化,也是向好的发展。但是党老师还是很谦虚,大学者一般都是这样。下面哪一位老师讲?

刘明清:项老师您先说,因为您是导师(张英洪的博士导师)。

项继权:非常感谢,很高兴,作为导师我非常自豪,另外非常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因为这个话题很难,是非常需要讨论的,但是又很敏感的问题。作为老师,感谢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从他(张英洪)个人来讲,我想能得到你们的支持他非常的荣幸,我想你们的支持的力度有多大他就能走多远。

我从三个方面讲,就是一本书、一个人、一件事,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张英洪他写这本书到后来出版,他花的心血很多。这本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书,他把公民权的问题研究了,而且和别的研究不太一样,他真的是到农村做调查,到他家乡去做调查,用大量的事实揭示中国农民的权利变化,而且他的视野非常开阔,古今中外,站在很高的角度,再来看问题就非常好。所以这本书能从事实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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