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极权意识形态底色的隐没与浮现

一

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可简称为极权意识形态。

按照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8）分析，一切意识形态都包含极权主义的成分，而独裁主义、独裁专政、行使独裁权力倾向垄断、专制政治，就是极权意识形态的有机内容。农民（大众）家庭出身的毛泽东年轻时就投身改天换地的革命政治，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利器，民粹主义为土壤，权谋权术为智慧，问鼎政治权力，由圈外而圈内，由一党而全国，由国内而国际，由较次权力到最高权力，由“谁主沉浮”到“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数十年他以自己的生命演进成就了一种统治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他毫不遮掩地追求和应用独裁，毫不讳避地宣称自己独裁，因而称其意识形态为极权意识形态是恰当的。犹如专利，他的思想情性就成了这种极权意识形态的底色。

大概我们这一代服膺过毛泽东极权意识形态的魅力，值意气风发年纪，操持这一套语言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横冲直撞，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伤害了社会，痛定思痛是应该的。终于来到“梦醒时分”，缘于社会体验和社会观察，加上阅读阿伦特等剖析极权意识形态的典范著述，我心里不断涌起对它的探究（当然是中国情境的探究），试着写下若干文章，像《〈文艺讲话〉及其之下的背谬与畅想》（共识网2012/6/7）、《政治意识形态如何炼成--读林彪日记所想到的》（共识网2012/7/12；爱思想网2013/6/5）、《未能释怀的悬疑--“政治意识形态”羽化（升华）的“南泥湾范式”》（共识网2013/9/23；爱思想网2013/9/23）等一类文章，都留下了我探究的精神轨迹。

拙作《〈文艺讲话〉及其之下的背谬与畅想》：纪念《讲话》见证当今主流意识形态与《讲话》的精神内核的脐连关系。然而，自出了重庆事件，这场早有准备的庆典必定删除了一些内容，又提升了政治规格，最高当局亲临讲话，下达准官方意愿，却能叫人品出另一种意味在。这里所指《讲话》的“精神内核”就是1942年烙下毛印记的延安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如何炼成》是从林彪如何“迎合”毛泽东做例子，分析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这块蛋糕如何做大做强的。显然，林彪只是“迎合”团队中的一个；《未能释怀的悬疑》则分析延安如何从种鸦片一类错事蠢事中升华提炼出光荣正确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基础”并不可靠，而它又排斥必要的反思，也就决定了它会“故伎重演”。

这个话题也是时代的思想课题，对于我仍远未到达释怀的程度，其原因，一是自身思想资源和思想能力的不足，二是坚硬现实生活的展开，政治意识形态从其宣传态势（以正式文字版本形式由主流媒体向着大庭广众展现）与它内部的选择性操作所形成的扑朔迷离，既使我迷惑，也不断汲起对探究这一问题的兴趣。探究中若有所得，但仍觉困惑，如此由浅而深地淌入了它的纵深层面。

我相信，我的困惑也是像我思想状态相近者的困惑。

作为一代参与文革的青年学生，我们称颂并遵从正式文字版本的意识形态，其实真正听从并执行的仍是最高当局的现时批示（文革期间执行的完全是最高当局毛的现时批示）--其实其实执行的是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对“最高指示”的主流解释，即版本化的解释，并不觉得版本化的意识形态与领导现时批示实际存在的背谬。说穿了，版本化的意识形态仅成了一个必要的政治装饰，上上下下遵从却是领导的“即时”批示，而后者总是秘而不宣，总是由一级又一级传达者所谓原汁原味原原本本地传达，我们也就深信不疑：毛主席永远正确，他成了不容怀疑的真理化身，而罪错者是他下面的人。其实，那些大大小小的“最高指示”传达者也做着SM（施虐和受虐）式的表演，后来做检查时都说自己未能准确深刻理解“最高指示”，看来这标准只有最高领袖本人能够拿捏了。我们更无从知道，毛本人后来讲的跟他以前讲的不一样，可大家仍执守毛“洞察一切”，他不会犯错，犯错者只是底下那些执行者，而且，毛开始的宣讲（发表）就显现的极权意识形态底色，并不会在后来的增删中消弥，毛的笔杆子或毛的团队或毛的精神传人，自觉和不自觉继续演绎着这种底色。把“底色”置换成“基因”也未尝不可，而要摆脱“基因”是艰难的。这是当代中国最沉坠的精神郁闷。

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我们社会转型中不能回避的社会困惑。换言之，当代中国成为全球化能动的一员，它的政治意识形态面临转型却尚未发生转型，仍沿着它数十年的运行惯性，表面上它要坚持什么，实际上参与这个游戏规则的人“说话行动两张皮”，都遵循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努力争取和实现什么，此“什么”跟彼“什么”是两码事，可又不是用“潜规则”能够诠释的，社会意识撕裂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

二

我之谓“坚硬现实生活”与这种生活常态相关，说得具体一些，既是指那种社会普泛性的“唱红打黑”一类社会大众对过时的极权意识形态的沉迷和应用，也是指：当最高领导人发表什么“讲话”， 文本尚未见诸社会，某些主流媒体就有组织地迫不及待地进行“左”的方向性的高调宣传，也就是对“讲话”进行权威诠释，不过，如此烘烘来势不期然又遇到某种（当然来自高层）的校正和阻遏，比如计划大规模庆祝毛诞，突然又降格和降势，比如准备高调宣扬《较量无声》，却突然遭到遏止。人们还看到，那些小中大“老虎”纷纷以经济经济贪腐治罪并广加传扬，其实这些“老虎”在公众场合，几乎都是极权意识形态的高调的倡导者践行者。这说明，当这些尚未成为挨打的“老虎”之前的各级公仆，他们在大会小会即公众场合所作的政治意识形态宣示，完全是他们的一种统治手段（策略），他们的漂亮外衣（偏偏民众服膺于这样的排场装饰），他们内心是根本不会照版本化政治意识形态做事做人的。这么说，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只是他们的一张虎皮，包着自己威慑别人，他们肆无忌惮地占有国家经济资源，抱团结派，妄图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即权力野心。可以想见，他们成事之后，将会继续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宣示那种政治意识形态。说穿了，就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如何愚民。这应当视为他们对毛泽东统治术的一种观察、总结和沿用。如此国家治理，国家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国，是令人怀疑的。

在我读了王彬彬长文《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理论活动》（《钟山》文学杂志2013年第6期、2013年第1期），有眼目洞开之感。不是从毛的“外部”而是从毛的“内部”，我扪触到毛泽东极权意识形态的绉型与演变之路，以及它在面世（发表）初始给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后来成为某种理论只变换说法而不会改变其思想内核，又联想到毛的执行者如何在后来总结的带有柔性语言的意识形态中，如何按照它本来面目（比如贬斥知识分子）即延续着那种“巨大影响”行事，也就是用版本化的意识形态安抚、激励和鼓舞人心（尤其是知识分子），内里却向人撒开剿伐之网。那些局外人正在热情解读、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却不料巨大的灭顶之灾（物质匮乏的大饥荒灾难和高度压抑的精神灾难）正加速地逼近自己，他们不能明白，自己老是诚恳地按毛的意识形态改造世界观，走光明之路，而现实却是一次次被毛的意识形态大棒打入另册和地狱。这一切难道只跟那些执行者“不力”有关，而与毛的极权意识形态本身的运行特质无关吗？这应该是一代几代中国人的世纪之问。

在我看来，王文令人感兴趣，是他经意地检视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理论活动，却不经意地披露了修补性装饰性极权意识形态的横空出世之后，毛及毛的团队仍按毛茸茸初始意识形态的行为规范（毛的本意）来行事--的内幕。在我还察觉，毛式极权意识形态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建立其意识形态的初始，他的演讲和文章有着极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独裁性恐吓性，充分流露他个人化的摧毁文明积累和人性积累的颠覆力量，虽然在日后形成版本的意识形态语言上做了柔性处理，但作为底色（基因）一直隐性地蛰伏在他意识形态体系中，给后来的极权者施政敞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大大小小的毛泽东也就接力而出，当代中国的文明积累和现代转型也就平添艰难。

按照王文，毛的政治意识形态被理论化之后，它不是用理论的力量、精神的力量进行宣讲和传扬，而往往“用物质的力量”（比如“整风运动”“批判运动”）来推行，而这种“物质的力量”在毛开始革命时就应用得十分娴熟，在他成为一国之君的28年中，经过他无数的“现场批示”--由下面的人宣传贯彻，得到全方位的普及，达到了摧毁异己者们（包括曾经是亲密战友）精神的效果。毛泽东跟王明等国际派的权斗，他也有过“迎合”国际派的做法，除“策略”的考虑，他的理论敌不过王明也是事实（王明的“质疑、提醒，句句击中要害”）。因此，如同对毛泽东诗词水平进行再评价（如李建军《毛泽东诗词的谀评与重评》），对毛的“理论”也会进行再评价的，这样，对毛意识形态的底色势必有更清晰而确切的评价。

用“物质的力量”来践行毛的意识形态（当年打砸抢的农民运动、武装斗争、迷信枪杆子、不断进行的政治运动必然宣示这种“物质的力量”，毛后来所谓“给出路”政策其实同样炫耀这种“物质的力量”），是毛泽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其基本底色。用鲁迅的话就是在指挥刀之下，是不允许而且不会有纯粹的理论探讨的。

三

王文从毛泽东的革命经历，数次提到毛作为理论绉型（出版物）的文章跟毛在开初作为“一家之言”相比的“有意增删”。

如《毛泽东选集》首篇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于1925年写于广州，文章最初发表于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上，后被《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转载，还曾以单行本的形式流传。这是毛第一篇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理论文章。可是从《毛选》读到的这篇文章跟本来的同题文章，“大约有近二千字被删掉了。这被删掉的二千字，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所以，删掉的不只是文章的部分篇幅，删掉的更是文章曾经产生的历史影响。本来的文章，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时，对‘知识阶级’、‘知识分子’分析得特别详细，而对他们的否定也特别明确。”通过初始文本对照，王文把毛心中扎根的认知--“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或迟或早，都会成为‘革命’的敌人。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是‘革命’的‘死敌’，另一些人，虽然还只是‘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一定会成为彻底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必须消灭的对象。”--和盘托出，我们就更加能够看清毛式极权意识形态的表与里。一方面，毛的理论在原先讲话基础上经增删（包括毛本人动手的增删）而固定下来（所谓全国上下学“雄文四卷”，就是学固定下来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毛的真实内心没有改变，执政党不断掀起的政治运动又是按照毛无法删掉的真实内心，也即按照他被删掉（即不见诸版本化文字）的思路和思想展开，他先先后后的政敌（知识分子也是其政敌）都乖乖地落入他的陷阱。这当然跟他数十年终身执党执政（有枪杆子为支撑）的最高权力--延安形成的制度性安排密切相关，只有极少数智者熟谙毛的这种心灵秘密，不寒而栗。

请看王文娓娓道来--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同一篇文章，对游民无产者（游民、黑帮、流氓、土匪、散兵、盗贼、乞丐）的分析，《毛选》的文章加了“但有破坏性”，而本来文章是没有“限制性的负面评价的”，跟当年（1927年2月）载于《大公报》鲍罗廷的宏论“要发动农民，非用流氓、痞子做先锋不可”声气相投。这不是归于革命策略可以解释的，也不是毛迎合鲍罗廷，而是鲍罗廷的宏论汲出了毛心中的“革命豪气”或乖戾之气。

王文举正直作家赵树理写于1948年的小说《邪不压正》为例，说明“手中有了权力的流氓、痞子，成为新恶霸，还是顺理成章的事。”就是说，这种“历史影响”（在延安--解放区）已开花结果，当然也在1950年后（甚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的中国大陆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