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三题

作者按：以下三题皆敲于2012年12月，原是三篇独立的稿子。

不平等催生法国大革命

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后，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因此，这几天在互联网上不时可看到有关谈这本书的文章。

其实，今年早些时候，就风闻北京城有不少人在读此书，现在因了高官的推荐，此书在整个中国都将会产生更大影响。

那么，这本书中都说了些什么呢？一本书，一千个人读，就有一千种感受。王岐山希望中国官员能读一读这本书，我不知他本人在读这本书时是什么感受――是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因严重不平等也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的危险呢，还是希望中国官员们能受到启发，能否像托克维尔在书后附录一中所提到的法国朗格多克省那样“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279页）？

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本人最深的感受就是，中法两国相像处太多太多：大革命前，法国有的，中国也有；大革命后，法国存在的，中国也存在；尤其是大革命后所恢复的，中国1949年后也同样又恢复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认为中国与法国有太大的或根本的不同，更反对像被称作公共知识分子的秋风（姚中秋）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的幸福生活只能从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去寻找。

应该说，托克维尔每本著作内容都特别丰富，要评托克维尔，实不容易。这一点，估计英国的约翰・密尔最有体会，他读了《论美国的民主》后，就写下了十余万字的书评（参见胡勇译《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刻我发表的这本书是一项浩繁工作的成果。有的章节虽短，却花费了我一年多的研究时间。”（第37页）这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前言》要结尾处的一句话。费了托克维尔数年功夫才写成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翻译成汉语，以现在32开标准，只有200来页，加上他的两篇附录以及后人的序言、导言，也不过300余页，难怪被人称作是一本“小书”。可就像约翰・密尔的那本《论自由》一样，这是一本“伟大的小书”。即使书后两篇附录，内容、含义也都十分丰富，读来引人入胜。

这也难怪，托克维尔所谈话题不许他简单，而况托克维尔本人的思想又很活跃。如此这般，想要托克维尔的著作不丰富也难。

按照意大利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1866～1952）“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那么，不论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推荐还是我们自觉地读此书，其实都是为了中国的今天，关注法国大革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有没有重演的可能。所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不论对中国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太及时了。普通百姓读它，会明白原来有那么一个西方国家，二百多年前，他们社会的某些方面与我们竟是如此相像；而政府官员读它，可以有所警醒：如果不想坐在“火山口”上，如果不想发生大规模暴力革命，就要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做，千万不要等到“暴风雨”甚至是“血雨腥风”到来后才去后悔，到那时悔之晚矣。而用托克维尔当年给一位爵士的信中的话说就是：“我们身处一个各文明民族的全面革命之中……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延缓和减弱这一革命，这就是在形势逼迫不得不改善人民的处境之前就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处境。”（见《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57页）

托克维尔这本书给后人的启示多多，比如大革命成功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引者按：指拿破仑）的平等的奴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第33页）对照远在东方的中国，应该说是何其相似乃尔，不同的只是时空。

这里先就“不平等”这个话题说几句。

发生法国大革命的根源是旧制度，旧制度中最遭人民嫉恨的又是不平等。而“大革命加强了平等，并把平等的学说载入法律”（见附录二《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

当年的法国人民，深受所谓“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他们真诚地相信，社会的基础是不正义的，他们要给社会另一个基础。这种革命的宗教是我们的刺刀和大炮所不能摧毁的。”（《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60页）因此，大革命一度彻底摧毁了旧制度，强调平等，而托克维尔虽然知道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平等，但他是热爱平等的，就像他热爱自由一样。

托克维尔认为，之所以会在法国发生大革命而不是在欧洲别的国家，是因为法国社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虽然在很多国家也有，可由于多年积累，法国人民已经感到受不了。因此，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积聚的不平等所导致。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法兰西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人更勇敢。托克维尔在附录二的“第一部分”开头不久就专门谈到这一点：

“数百年来，所有欧洲古老国家都在默默地从事摧毁国内的不平等现象。法兰西在自己国家中激发了革命，而革命在欧洲欺地区则步履艰难。法兰西第一个清晰地看准了它的意图，而其他国只在犹豫不决的探索中感到这种要求。……法国人敢于说出别人还只敢想的东西；别人尚在模糊的远景中梦幻的事物，法国人却不怕今天就付诸实施。”

又说，“正当人们思想尚在犹疑，并开始想从旧轨道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之时，法兰西人民一举而割断与往昔的联系。……”（第280页）

今天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就，但不平等也随之严重出现，并逐渐积累，总体上城乡差别之大，已经到了农民们不可忍受的地步；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以及同一城市中的人们收入差别也是大得惊人。而这种极大差别正在或已经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可以说，我们有些社会刑事案件乃至群体事件的“根子”正在于社会的严重不平等。这些虽然已经引起政府的重视，但显然很不够。

当然，在托克维尔看来，人民所憎恨的不是一般的不平等，而是某种不平等。这很好理解。比如，由于纯粹属于个人的聪明才智、由于地理原因等所造成的不平等，人民不会憎恨，人民所憎恨的不平等往往是那些由制度和政策所造成的，就像今天的中国，因户籍仍然实行二元制，很多人深受其害。最近上海发生的15岁中学女生就中考权利要求“约辩”事件并由此引发的争论已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不平等，往往不是由现在的人建立或造成，而是遗留。但现在有很多人却要坚决地维持不平等，这同样让遭受不平等的人所憎恨，遗憾的是那些享受着不平等的人似乎一直不明白。托克维尔在谈到贵族要维持不平等时就这样说道：“大部分贵族阶级已经死亡，这并非因为贵族阶级在世上建立不平等，而是因为贵族阶级要永久维持不平等，使一些个人得利，使另一些个人受害。”（295页）今天的中国，一些大中城市的所谓“本地人”就很有点当年法国贵族的味儿。可他们不明白，这种不平等一定要改变，否则，就只能会引起人们的憎恨，而极度憎恨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或说只能是暴力革命。

所谓不平等，往往与特权相联系，而法国贵族是在征服中诞生的，征服后就要享受特权。这似乎是动物的天性，整个动物界乃至人类都没能改变。只有当人类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也许才有可能改变这种观念或叫天性。

特权下的不平等实则就是物质不平等、金钱不平等，说白一点，就是生活不平等，享受不平等。而当这些不平等积聚到一定时候，受到不平等的人们便难以忍受，严重的，就会爆发大规模革命，或发生报复性案件乃至群体事件。

托克维尔是一位伟大的观察家。他曾告诫特权者：“对享有特权者来说，最危险的特权是金钱特权。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种特权的范围有多大，等看清楚时，便十分不快。金钱特权所产生的金额有多少，它所产生的仇恨就有多少。追求荣誉、渴望领导国家的人，为数不是太多，但是不想发财致富的人却少而又少。”（289页）这些人“折磨人民，使人民贫困，而没有统治人民。他们在人民中出现，好似受君主宠幸的外国人，而非领路人和首领”，因此，这些人“只招人憎恶，而毫不使人畏惧”（同上）。你说今天中国百姓还有多少不是憎恨而是害怕那些腐败官员呢？

再说统治。按“统治”这个词的严格意义来说，就是你说的一切，他都口服心服，并按照要求去做。这才叫统治。而像现在这样，无数国民集体闯红灯、占马路上的应急车道、偷逃税款，甚至成了“老不信”，这绝不能叫统治，只能叫“管制”或叫“管治”。

1856年托克维尔在出版这本书时忧心忡忡，认为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爱好“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没有多少人会喜欢。但他万没想到，不仅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后期，直至又一个新的世纪，他的这本书不仅受到西方人们的追捧，同样也为远在东方的一个大国所热爱，甚至包括国家高官（尽管动机千差万别）。九泉之下的托克维尔若有知，一定会十分欣慰。

托克维尔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

这么多年来，单从公开的媒体报道中，本人从未听说过有哪位中央高层向中共官员推荐读一本外国历史书，可以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算是破天荒（据说，毛泽东当年向党内官员推荐过赫胥黎的《天演论》，但没听说当时有媒体报道此事）。

也许正是这种破天荒之举，让2012这个岁末，中国不少人翻开了在156年前就出版的一本法国历史书（英国同时出版），以至于让王岐山的推荐，成为一个“发酵剂”。有人认为各界热读这本著作是“为了探讨革命本质和成因，为中国政治社会困境提供启迪”，而我的观点略有不同。

自己虽然不知道它到底能起多大作用，但多少有点预感：说不定，就是这一推荐，阴差阳错，将影响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发展，甚至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我并且相信要不了多长的时间人们也许就能看到。这样说，也并非毫无根据，正如自己在上文中所说：“大革命前，法国有的，中国也有；大革命后，法国存在的，中国也存在；尤其是大革命后所恢复的，中国1949年后也同样又恢复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有位美国华人说的是：“托克尔的书，有时像在写中国。”本人极有同感。既然中法如此相像，那么法兰西发生的，谁也不能说就不会在中国发生。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有很多观点，都被事后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也难怪当年就有人认为出版那么多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籍都不如托克维尔这一本，托克维尔的著作可以“永葆青春”；还有人说越是钻研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就越是为之感染和欣喜若狂”，并认为托克维尔有孟德斯鸠的才华，甚至把《旧制度与大革命》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置于同等地位，而托克维尔本人也以孟德斯鸠为榜样（参见《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言》）。截止本人敲这则文字时，单从中国的互联网上已经浏览到多篇有关谈这本书的文章，但限于眼界和精力，至今没有看到本人下面要提到这本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本人认为，它对于今天的中国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三章，开宗明义，谈的是“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一直延续到第六章，其实就是在比较具体地谈法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大革命的。

在离法国大革命爆发四十年前，法国仍有避免大革命的可能，然而，当时的国王和政府没有抓住机会。托克维尔说道：“临近1750年，全体国民对政治自由的要求还表现得不如经济学派那样迫切；由于国民们已经不再运用政治自由，他们对政治自由的兴趣以至观念也已消失。他们盼望改革，甚于盼望权利，假如当时有个见识和度量皆如腓特列大帝的君主在位，我毫不怀疑他会在社会和政府中完成许多大革命所实现的重大变革。不仅不会丧失王位，而且会大大增加他的权威。有人说路易十五最能干的大臣之一德・马肖尔先生曾模糊地预感到这一思想，并向他的主上建议；但是这类事业是不能根据建议决定的：只有当人们能构想出这类事业时，才能去完成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