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卧云：革命的时机问题

用理解上可此可彼、可左可右的语词表达含糊的信息在目前已是一种重要的政治修辞，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总是试图从高层的用词中窥探出中国政治走向，其中虽不乏精彩、独到的见解，但它们基本上都只有饭后谈资的价值。中南海里热读法国作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消息立即引来人们解读此书的热潮，并猜测消息背后的政治隐喻。

它透露出来的唯一清晰的信号是中国上层对革命的关注，它可以视为执政者对去年以来浮上水面、引起公众热议的革命话题进行的公开回应，但它并没有透露出是从哪些方面关注革命、关注这部历史著作的。有的解读者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到书中的个别结论上，甚至加以放大，强调革命不是在受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在改革的时候、在制度压力放松的时候爆发。这无异于说改革之日就是革命之时。片面地关注一点，只会误导当局在危险的时候和在最需要改革的时候不是采取措施释放社会压力，反而危险地拧紧压力锅的阀门。

托克维尔的这个观点确实不同凡响，但是越是有吸引力的观点也越容易诱惑读者在理解上计其一点而忽视其余。该书的主旨，正如书的题目所明确揭示的那样，它探讨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旧制度才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源。

一

从权利包容的情况看，政治制度可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排斥性制度，革命只会在排斥性制度内爆发，把法国大革命和英国进行对比，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由教会、贵族、第三等级代表组成的三级会议共同管理国家和地方事物，本是法国一个悠久的传统，但随着法国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国王变得逐步强势，三级会议越来越少召开，直至完全停开。到大革命爆发时，法国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没有召开过国会了。朕即国家，法律就是国王的意志，贵族和资产阶级长期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国王的大臣、行政官、总督占据了国家机构包括行政、司法和军界的全部重要职位，而国家机构也悉心照管着特权者的全部利益。统治者在削减和剥夺贵族的政治权力后，又用特权笼络他们，让他们“享有充当主人第一奴仆的专有特权”（托克维尔语）。

特权者在他们的同类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等级，使自己有别于其他人，法国革命爆发激起了所有阶层参与政治的热情，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和巴黎市民联合形成了抵抗反动势力的强大力量。

法国社会阶级的截然对立在英国是不存在的，在英国，阶级区分不严，英国的政治制度有法国所没有的包容性。人们大都同意下面的看法：1215年国王与贵族签订的《大宪章》是英国人自由权的证明书。在以后的宪制发展中，法律被认为是国王、贵族和王国公众一起制定的。由于公众参与制定法律，他们也就能够迫使国王遵守它。

英国制度通过它的包容性显示了韧性、灵活性和适应力，它总能适应时代的实际情况和时代发展的需要。英国的国家统治权由国王、贵族院、平民院共享。“议会代表整个王国”的英国传统开创了伟大的宪政道路。在自然演变中，原先的国王御前会议发展成为国会，而贵族控制的国会也不是严格的特权阶级的集合，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这使它有了国民会议的性质，并在“光荣革命”后从国王手中完全接管了国家权力。1832年的选举法改革扩大了选举范围，英国的贵族政治向平民政治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尔后，选举权进一步扩大到所有民众，实现了普选，国家权力最后交到人民手中。

不能包容所有不同利益的制度是压榨性和压迫性的制度，为了维持特权利益，特权集团必定要排斥和打击其他群体和个体的利益要求。由于它的排他性，由于它的顽固和僵化，使它要转向包容各种利益的宪政制度只有革命一途。以“家天下”作为执政理念的中国王朝制度是最典型的不具包容排性的制度，任何利益分享机制都不可能在这个封闭的体系内产生。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他们的头脑内都无法设想出被统治者限制统治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享权力的宪政制度。

清朝政府为了取得汉人的合作，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慷慨地把权力恩赐给汉人，但它拒绝以立宪的形式与汉人分享权力，最后像路易十六的政府一样在各种力量的联合反对下寿终正寝。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帝制，却未能成功地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孙中山所改变的是把一家的天下变为一党的天下，用组织的体系取代了家的体系。它既是家天下的进化形式，又是一种退化，它看上去有了现代政治的外观，扩大了利益范围，但组织的无约束、无政府状态使它的腐败也变得更加不可救药。

包容性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言论自由，这是建立包容性制度的前提，包容不同利益的制度必须容忍不同利益的表达；第二，法律是大众意志的体现，民众通过他们选举的代表参与立法过程；第三，不会形成一个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阶层。没有第一和第二两个特征，就不会出现第三个特征。换言之，没有言论自由和民众通过其代表参与立法的制度安排，就一定会形成一个固化的特权利益阶层，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思想和情感，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上结成统一联盟，共同反对其他阶层。

“阶层固化”是近年来学术界使用得很多的一个词汇，来形容中国社会呈现的官民两极分化的状况。固化是世袭的结果。在“官二代”世袭了权力时，“农二代”也就世袭了贫穷。

但我们社会最主要的特权形式还是职务特权，论职行赏才是它的根本特征。不同级别的职务享受着不同不等的特权。职务越高，特权越大。世袭特权只是特权的一种。职务特权是极其广泛的，它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么说吧，官位相当于硬通货，却又高于硬通货，不但用它可以获取所有你想要的任何物质的东西，它汇价坚挺，且从不贬值，而且它还有硬通货换取不到的东西，比如荣誉权和真理权，一个人随之在权力的阶梯上不断攀升，获得的各种各样的荣誉不断增多，掌握的真理也就不断增多。

特权具有排他的天性，是通过排斥多数人利益获得的，它在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建筑起一堵利益的高墙，形成一个封闭的利益体，把特权者与普通大众在权利上和政治上隔开。他们在内部完成自我授权，他们既是社会的立法者，同时又掌握着执法权和司法权。“如果同一些人有权制定法律，手中又还握有执行法律的权力，他们也许就会免除自己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的义务，并在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中使法律适应自己的私人利益。”政制理论中的权力分立学说由洛克作了最恰当的概括。当立法、执法、司法三大权力集于一身时，制度就处于绝对封闭、绝对自私、绝对僵硬状态，不但把人民排斥在全部的政治过程之外，而且剥夺了他们从司法中寻求公正的机会。它由于封闭、自私而激发仇恨，由于僵硬、缺乏柔性而变得脆弱。它使人民处于绝对被奴役的地位，逼迫人民在要么甘愿接受奴役，要么反抗和革命之间作出选择。

任何制度都有改革的余地，社会发展也不断产生新的利益要求和利益阶层，但只有包容性制度才可以根据需要时常进行必要的调整，从而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

二

思想是革命的攻城槌。

大革命在法国，而不是在英国、也不是在德国或欧洲其他国家爆发绝非偶然。法国不但是欧洲最早成熟起来的专制集权国家，同时又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在大革命之前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欧洲经历了以宣扬平等、自由和人民主权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启蒙，而蒙受专制权力危害最烈的法国自然就成为启蒙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这些法国著名政论家都是启蒙运动中的大腕，他们为言论自由而战，锋芒所向，直指法国的专制政体和特权制度。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理论，为新制度的建立指明了方向。他们的观念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正统观念格格不入，但对第三等级、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到了18世纪中叶的法国文人在政治中所扮演的突出角色。他们热衷谈论各种政治问题，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政治文学，以致于这些“一无地位、荣誉、财富，二无职务、权力”的作家，一变而为当时事实上的首要政治家。受作家们的影响，人们无不为人人均应平等的思想而振奋，无不为谴责特权而雀跃。托克维尔写道，“其他人在行使权力，惟有他们在执掌权威”。

正是反专制思想和自由思想的观念革命孕育着政治革命的风暴。在革命爆发之前的二、三十年中，舆论其实一直在进行革命总动员。大革命期间，也就是1789年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宣示的人类政治中一些不朽的原则，就来自于18世纪的启蒙学说。

虽然托克维尔和英国著名保守主义者柏克都对没有实际政治经验的法国文人议论政治的热情和大胆改造政治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但后人还是要感激这些文人留下了一些奠定未来的原则以及引导后人追求自由的激情。法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作家，政论家和记者，在19世纪再一次走到了革命前列，他们弘扬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同旧制度挥之不去的幽灵作斗争。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了革命思想和群众结合将产生巨大物质力量的奥秘，共产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用思想掌握群众，即列宁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用思想掌握群众，对列宁来说，就是流亡国外创办报刊，写小册子，并把自己的报刊名称定为《火星报》；对毛泽东来说，就是把文艺全面纳入到为政治服务的轨道中，并实施彻底的思想改造。当然，和现在的互联网比起来，共产主义者的办报宣传方式就显得既原始又低效了，如今一条消息或一个观点瞬间就可以传遍全国，年轻一族有事没事就拿起手机在涮新和转发微博。每一个手机都是一份报纸，一个媒体。各种信息在移动互联网上飞速传播。

控制人们的思想对集权政体是绝对必要的，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早就已经熟知它的重要性。消极控制是像秦始皇那样，烧掉书籍，消灭儒生，让人民完全无知懵懂；积极控制是找到一种现成而又合意的理论体系，加以改造使之符合自己的现实需要，以统一臣民的思想，让人民愚昧地服从。儒家从家庭伦理引申出来的政治伦理和教化观与中国家天下的政治结构完全吻合，稍经改造就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过俄国化改造后形成“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抛弃了马克思的全民普选和新闻自由等重要内容，然后灌输给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产生毛泽东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用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

在人类事物中，无形的东西往往比有形的东西更有力量，名望比拳头更有力量，精神比皮鞭更有力量，权威比权力更有力量。在国际共运史上，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都要占据理论和精神的制高点。统治者的牢固地位不但要依靠物质力量，还要依靠精神力量。专制统治者如果丧失精神上的优势地位，也就意味着权力的基础已被挖空，大厦的支柱已经倾斜。

但一统思想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一统天下也从来不是永久秩序。人民一直保留着事实上的反抗权利。有“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反颠覆罪，就有“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颠覆观。有君权神授的主张，就有人民主权的理论对抗。

当人民开始意识到自由可贵的时候，就是威权政治应当警惕的时候；当人民普遍追求自由的时候，就是威权政治受到威胁最大的时候。革命总是从自由思想相对活跃的地方开始。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可能是除传统概念上的西方地区外，具有更多自由基因的地方，而中东在地理上与欧洲邻近，并经受过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有利于自由思想的渗入。这能够解释为什么民主政治会在上述两个地区连片成网地取得进展，成为最近20多年内世界的一大奇观。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长期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知识界刚刚意识到春天的来临，自由思想刚刚开始复苏，中共中央的最高层就警觉地发现了危险苗头，决心要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也是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头十年，中国原有的政治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公开挑战。无所不包的权力不仅仅是带来无所不包的福利，也导致无所不包的自然责任。享受各种特权的权力必然存在大量渎职、胡作非为和规避责任的行为，它不得不经常采取“避谣”和驳斥真相的方式填平事实则责任之间的鸿沟。贫富悬殊在扩大而且越来越大，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却在降低；空气在变糟而且越来越糟，却宣传空气质量总在变好。它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极力维护自身威信，结果却是在每一个方面都极力破坏自身形象，政治权威的流失日甚一日。比这更严重的事态是，民众的仇官心理已经登峰造极，仅仅是依靠不可持续的“维稳”政策才能勉力维持局面。之所以说它不可持续，是因为只要权力的合法性不被大众所认可，任何维持现状的措施都可能失效。压制过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