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制度转型与理论转型

萧功秦教授的新著《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作为“汉唐阳光・寻路”丛书之一，已于近日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来自左中右的若干著名或非著名学者，聚在一起，围绕萧功秦书中所涉及的相关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坦率的批评。作为和萧功秦认识已有20余年的老朋友，我也有幸被邀请参加此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可谓是萧功秦“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见证者，也是它的影响的推广者。新权威主义从一种学术话语被转化为一种公共话语，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反响，首先是来自于我和吴稼祥所掀起的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1989年1月16日，在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上，同时发表了吴稼祥和我的文章，吴文的题目是《新权威主义述评》，提出要为新权威主义“举杯壮行”。为壮大声势，吴文提到了当时主张新权威主义的几个代表性学者，其中有萧功秦、王沪宁和张炳久；有意思的是，他也把我列入这个名单之中，大约在这半年前，我写过一篇有关中国集权政治的文章，可能被他视为相同见解。但他没想到的是，我和他同时发表的文章《“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却是和他唱对台戏的。正是因为借助于《世界经济导报》的巨大声望，我和吴的争论把蛰伏于学界尚未被社会普遍关注的新权威主义推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迅速激起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讨论。而等大潮退去之后，那些主要的弄潮儿都纷纷另辟蹊径，各干其事，惟有萧功秦在这20多年来，依旧坚持他对新权威主义的执着研究，让社会一直保持着对这场争论的记忆和反思。

我在这个座谈会上首先谈到，萧功秦是目前中国大学学术圈内少数几个能写文章，能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的学者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1989年以来，学者的创作和学术生产遭致权力和市场的双重侵蚀，国家基本垄断对学术的财力支持，大学教授为博得国家各种课题资助，几乎全数陷于意识形态生产陷阱；而萧功秦则是少数几个幸免于难的学者，近20年来他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国家资助，他的学术研究是他独立人格的体现。这种独立性还不仅仅表现在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态度上，而且还表现在他力图摆脱当下日趋严重的左右对立的思维模式，倡导一种“中道理性”的立场，体现出他一以贯之的温和、理性和稳健的思想路径。这20年里，我虽然脱离学界，不问理论是非，但和萧功秦却经常联系，时有深谈、长谈；在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上，我们难免分歧，互有调侃，但对于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的目标是一致的。我曾经向萧功秦承诺，在他几卷本大书出来之后，我要为他写一个长篇书评，不是为了他的思想观点，而是把他作为中国学术生产中的一个典型现象来加以研究。他的这份书生意气和独立秉性，在现有体制下太难得了。

萧功秦研究的主题是一贯的，这20年来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尽管概念上有一些调整。总的来讲，他提出了1989年那个时期所形成的一些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判断，就是说，中国在威权体制下，如何向民主制度过渡演进的问题。应当说，这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不管他以前所概括的新权威主义，还是现在所概括的新保守主义，在我看来，实际上还是抓住了中国制度安排的总特征。这个总特征，我的看法就是国家主义，是国家主义的一种制度安排，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国家主导的社会（市场）发展模式。萧功秦现在试图以“新保守主义”来重新概括之，以区别于以前的“新权威主义”，其实学理细分的意义不大。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表述，拘泥于概念的创新反而会形成一定的理论混乱。至少从现在来看，所谓“新保守主义”远没有“新权威主义”更具理论解释的有效性。

新权威主义在八十年代初次登场时，它在学界是缺乏认同的，在当时不断高涨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中显得格外“保守”；而现在则不一样了，国家强有力的控制能力被许多人视为中国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进而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在此社会和思想背景下，萧功秦的新保守主义主张按理说能够摆脱其在1989年时期的那种窘境，成为社会共识，甚至成为执政党进行新的改革的理论依据。但是，按我的说法，萧功秦两个“主义”提出来之后，均是“生不逢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并不认可用“威权”、“保守”这套叙事方式来自我定位，这套话语按党的传统标准来看也没有合法性。所以，我对萧功秦说，邓的时期不会用你新权威主义的说法，薄的重庆也不会用你所谓的新保守主义。你的整个概念系统，实际上和中国的制度运行是脱节的，始终是处在一种自说自话状态。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为什么执政集团不会采纳你这种理论上的表述？

这就是说，过于学术的话语表达，对中国现实制度的解释往往是有限的。实际中的中国运行，可能和你讲的是一回事，但是理论和实际又无法重叠，你的理论覆盖不上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重新来看理论的有效性问题。比如张木生重提新民主主义，他就要解决这个理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他的潜在前提是，执政党的理论优势没了，需要重新建构。包括现在所谓的政治儒学，一整套东西都搬出来，也是在找新的说法。在我看来，现在没有一个恰当的理论能够概括我们现有的制度改革，大家都在找理论资源。但能不能把理论创新或理论的重新发现，跟我们现实的变革结合起来，目前其实还没有破题。制度要转型，理论也要转型。

强调理论转型，对于萧功秦来说，是否意味着他现在是不是应该放弃新保守主义这一套说法了？这是我对萧功秦的一个建议。为什么要提这个建议？因为我认为整个国家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威权化制度的合法性已经基本丧失殆尽，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是在不断递减，政治信用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还不能继续搞吗？没有政治强人的威权化体制还有没有可能继续运转下去？这是我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可以做多方面的解释。你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执政集团在掌控局面，中国的利益集团和中国的执政集团已经高度合一了，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国家主义制度安排还有很大活力，还可以继续用新保守主义或新权威主义的话语来解释这种制度现象。我们现在还要做这样的工作吗？

从话语策略上来讲，我们都不能再继续讲新保守主义了，不能再为国家主义提供学术支持。不能因为说，为了经济发展，为了社会的稳定，为了把钓鱼岛拿回来，为了解决南海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继续维持威权化治理，我们不能再讲这样的话了。在20年以前，讲国家主义也好，新权威主义也好，都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是在20年以后，我们再继续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认为会继续固化现有体制的弊端，我们不能再提供这样的学术支持，知识分子还是需要有新的价值判断。

我始终不怀疑萧功秦的宪政情怀以及他对民主、自由、正义等普世价值的追求，他始终是把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视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他关于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威权体制转型的路线图，最终是导向一个大多数人所期待的局面；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制度转型何曾有过理性的时刻？现在它能按我们想象到的最好方式运行吗？